■ 社論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法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明確院長、副院長、庭長不再審核簽發未直接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得以口頭指示等方式變相審批案件，不得違反規定要求法官彙報案件等規定，成為公眾熱議的內容。
審判不是審批，“不得以口頭指示等方式變相審批案件”等要求，並不是這份《實施意見》的首創。去年7月，最高法印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在對最高法推行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審判組織與審判人員、審判流程、審判監督與管理等內容做出規定的同時，也對院、庭長“變相審批案件”做出了禁止性規定。
有所區別的是，兩者的適用範圍並不一樣，前者針對的是全國法院系統的院、庭長，而後者僅是最高法層面的院、庭長。從“試行”到“正式”下發，從最高法到全國法院系統，《實施意見》不僅意味著“紅頭文件”的成熟，也意味著更普遍的適用。
在我國，院、庭長權力來自於《法院組織法》等法律授權，然而，院、庭長對案件施以各種影響，也成為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障礙。特別是“以口頭指示等方式變相審批案件”，干預和插手具體案件審判工作，不僅讓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流於形式，更帶來以權謀私、貪腐墮落的嚴重危害。在最高法原副院長奚曉明、江蘇省高院原院長許前飛等違紀違法案件中，都有憑藉權力“變相審批”等蹤影。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裡的“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也包括了不受院、庭長等內部人員的違法干涉。
嚴禁“變相審批”，劃定“不再審核簽發未直接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得違反規定要求法官彙報案件”等“紅線”，這些“去行政化”舉措，有利於糾正“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等亂象，推動案件審判迴歸司法屬性。
當然，這份《實施意見》也還有進一步提高法律效力的空間。比如，僅是一份“紅頭文件”，雖由最高法出臺，對各級法院也有一定製約作用，但並非法律和司法解釋，決定了其規範性有限。從長遠看，不僅應考慮“升級”，還需修訂《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等，將司法責任制融入其中。
此外，司法“行政化”等問題，不僅存留於審批、彙報等程序，也見諸人財物各環節。落實司法責任制，確保司法公正，除了嚴禁“變相審批”等外，在消除職級晉升、經費支持等領域權力性影響上也需打好組合拳。
司法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出臺《實施意見》是一個新的進步，不斷具體細化規定，把司法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壓緊壓實責任鏈條，公眾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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