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京大屠殺81週年國家公祭日。
1937年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入南京，實施了長達40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頁。
可以說，南京對於中國來說，是道坎兒。
走到這道坎兒，中國人終於明白，國家到了如此地步，投降也是死，除了拼死一戰，我們別無選擇。
這一戰沒有必勝的把握，但要一直打到我們的敵人先倒下去，不過，中國人即使失敗，也絕不會跟你講和！
我們唯一的勝算，就是面對如此野蠻的敵人，文明與我們同在。
當然，我們最終頂了下來！
文︱薩蘇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37年的南京，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恥辱的存在。
這不僅僅是因為那場大屠殺的存在。實際上，世界戰爭史上大屠殺的情景曾多次出現。例如，迦太基城破的時候，城中二十五萬人（一說六十萬人），除了五萬名年輕女性被賣作奴隸以外，其餘全部被殺。
但是，迦太基人是無需為此而感到羞恥的。因為即便在破城之後，迦太基人還同羅馬人展開了六天六夜的巷戰，戰死者達八萬五千人。即便是無力作戰的迦太基女性，也紛紛剪下自己的長髮，作為戰士的弓弦，來進行最後的抵抗。
所以，迦太基的城破，歷史的評價是——“悲壯”。
南京的陷落，則遠沒有這樣悲壯，南京戰役從11月19日開始，到12月13日城破，滿打滿算，只有二十五天。12月12日日軍攻佔中山門，僅僅一天就控制了整個南京。日軍記載，在幕府山中的近萬名國民黨散兵，幾乎沒有抵抗就被日軍繳械。而大屠殺中，那樣多的中國青壯年，大多數就如同綿羊一樣被拉出去宰殺。
電影《南京 南京》劇照
於是，我們一直面臨著一個無言的指責——這是一個怯懦的民族。
其實，以我對南京戰役的研究，在日方的記載中，中國人在南京城破以後，的確曾經有過相當頑強的抵抗。
日軍屠殺最力的步兵第三十六聯隊，其軍官宿舍曾被一名中國人闖入，這個藉助暗夜進入日軍營地的中國人先後殺掉日軍尉官十一名。
在南京安全區設立後，曾有數百名國民黨官兵自動組織起來，乘夜在市區武裝暴動，一度攻陷原國民政府鐵道部。根據日方簡單的記載，他們屬於教導總隊殘部。
直到南京陷落半個多月後，1938年的元旦，仍有國民黨殘兵據守原蘇聯大使館頑強抵抗，最後整個大使館被焚燬。
一些日本方面的材料，例如松岡環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在其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對再現當時的真實景象或有極大幫助。
從這些記錄看來，中國人並不是一個缺乏勇氣和血性的民族。
2
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城
在我所看到的史料中，一個微妙的事實是，中國人在南京陷落後，最沒有抵抗意志的，恰好是剛剛城破的12月中旬。
當時，大批國民黨殘兵甚至拋棄武器和服裝，試圖逃入安全區，他們丟棄在安全區外的軍服，正給日軍進入安全區搜索殺戮提供了極好的藉口。而在大屠殺發生後，抵抗的事件驟然增加，雖然這時候在南京的中國軍民，無論從裝備還是從組織角度，進行抵抗的能力都比城破時差很多。
另一個值得回味的歷史瞬間，是南京城外最後的陣地雨花臺，這裡的守軍有兩個師，88師師長孫元良兵敗逃入妓院藏身，87師師長沈發藻更過分，仗還在打這位長官已經拋棄部下化裝逃跑了。
87師和88師，是中國陸軍當時的兩個全德械樣板師，最優秀的部隊，主官居然如此怯戰，可讓時人齒冷。
然而，如果細看歷史，大家就會發現，沈發藻和孫元良，在廟行和羅店戰場上曾在前線冒死督戰，也是堪稱好漢子的人物。怎麼到了南京就不行了？
真的是到了南京就不行了。
如果不理解南京戰役的前後情形，就無法理解南京戰役的兵敗如山倒。
南京戰役實際是和淞滬戰役緊緊相連的一戰，在南京未能守住陣地的國民黨官兵，70%是從上海撤退下來的部隊，其餘則是臨時補充的壯丁。這些部隊大多在淞滬戰場上已經經過了三個月的血戰。淞滬戰役戰場上的國民黨守軍，在11月9日開始撤退，11月19日，日本上海派遣軍不顧日政府預先劃定的作戰區域，開始向南京進軍。
所以，從淞滬戰場上撤退下來的國民黨軍隊，根本來不及喘息，南京戰役就開始了。
按照日方資料，淞滬戰役，國民黨先後出動軍隊60萬，日軍出動25萬，而且當時蔣介石的嫡系黃埔系各部隊幾乎全部參戰，可以說是中日兩軍主力在抗戰前期最大的一次硬碰硬的血戰。
結果是不必隱諱的，國力的差距不是官兵們依靠愛國精神可以彌補的。淞滬戰役的失敗，已經預示了南京戰役的結局——以疲憊驚恐的殘軍，根本不可能守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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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南京的日軍
我始終懷疑，部署南京的防禦，是國民黨“裱糊”出的一個空架子而已。
根據日本方面的檔案，日本軍部11月7日給“中支派遣軍”的第一百三十八號命令，限定了日軍在華東作戰的範圍不越出嘉興蘇州一線。如果國民黨方面瞭解日軍這一命令而做出防守南京的態勢，確有可能與日軍在嘉興蘇州一線實現對峙——這背後的潛臺詞是——仍然期望著把這場戰爭限制於局部。
戰爭爆發前，中國的對日情報工作已經有一定的成就，獲得這樣的信息是存在可能的。
即便沒有獲得這個情報，11月26日，德國大使陶德曼還在向蔣介石轉達日本對於雙方議和的“廣田條件”——這個條件沒有承認滿洲國的內容，也沒有要求華北自治，所以白崇禧看了當時就反應：“那還打什麼呢？”
似乎，戰爭有在此時戛然而止的可能。
然而，11月19日蘇州淪陷，同一天日軍“中支方面軍”立即開始了對南京的進攻，根本無視限制作戰區域的命令。如果這時候國民黨方面還對日本政府控制軍隊有一絲期待的話，那麼24日，看到對南京的作戰進展順利，日軍大本營隨即補發了取消作戰區域限制的命令，則徹底打消了國民黨方面的幻想。12月2日，陶德曼表示廣田的條件已經是過去時了——能戰方能言和，以國民黨的軍力，當時已經沒有這個本錢。
南京城下，9萬國民黨軍隊和12萬日軍的會戰隨即開始，無論裝備、士氣、補給、訓練和指揮，雙方都根本不在一個檔次，戰鬥結果可想而知。
連續四個月的惡戰，不是弟兄們不抵抗，不是官兵們不英勇，拼到最後，連“首都”都拼丟了，怎麼辦？那麼多袍澤戰死沙場，還是一敗再敗。這樣懸殊的實力，再打還有什麼意義？在南京城破之後，經過的國民黨官兵陷入無力也無心再戰，任人宰割的狀態，就和奔跑中脫力了的人一樣正常。
美國人約瑟夫曾經拍過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片子，中文翻譯作《南京夢魘》，我想如果用這個詞來形容南京守軍當時的狀態，也是非常貼切的。
日本曾有老兵回憶在八一五後，東北的日軍也陷入同樣的幻滅狀態，如同行屍走肉，即便被集體槍決也沒人有心力反抗。
4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家屬在紀念館的哭牆前
南京是一個坎兒。
在南京之前，雖然宣傳上喊得響，在國民政府內部，依然存在著和日軍的一戰可在較短時間打出結果的念頭，甚至寄希望於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
在南京以前，雙方的戰鬥是勝負之戰。
在南京以後，特別是南京發生的暴行（日本也承認這些暴行於1938年初就在歐美的報刊中得到了廣泛的報道），讓中國軍民認識到，這場戰爭不但不可能在短期結束，而且是中國的生死之戰！
這是真正的國戰，連投降都不可能——戰敗了不僅是割地賠款，而且是亡國滅種。傀儡的滿洲國太遙遠，血腥的南京才真正讓中國腹地的人們感到了滅國的危險和痛苦。
如同南京此後的抵抗從谷底回升，敗退中的中國軍隊，也重新恢復了戰鬥的意志——那已經不是想在短期內戰勝日軍的意志，而是依靠中國人的堅韌，維護這個國家生存的意志。
這就是生死之戰的含義。
正是南京，讓中國的抗日戰略真正轉向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的主力，除了重建的中央軍以外，更多的是用土造麻花手榴彈的川軍、連鞋子都沒有的黔軍、身背大刀的西北軍……就是這些雜牌子軍隊，在漫長的戰線上死死地拖住了日軍的腳步。
實際上南京之後，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比淞滬戰爭時期都要有所下降。如果說淞滬戰爭時期，是一支準近代化軍隊和一支近代化軍隊在戰鬥，此後，就是一支近乎中世紀的軍隊依靠數量和犧牲抵抗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可是中國人最終頂下來了，沒有像無數歷史中的文明古國一樣滅亡於更加現代化的敵手。
“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它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曆史之民族，決不致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張自忠將軍殉國前的照片
這是張自忠將軍殉國前的遺書，將軍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實際的戰場上還根本看不到勝利的曙光。
投降也是死，南京這道坎，斷了求和的路，我們已經沒有和平可以期待。
走過南京，中國人終於明白，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了拼死一戰，我們別無選擇。
這一戰沒有必勝的把握，但要一直打到我們的敵人先倒下去，或者，一直打到我們變成第二個迦太基，但中國人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會與你講和！
我們唯一的勝算，就是面對如此野蠻的敵人，文明與我們同在。
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用近乎宗教的虔誠相信——人類的社會，文明終將戰勝野蠻。
我們，最終頂了下來。
這就是我們用南京的代價換來的。
1937年，南京城裡的納粹旗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81週年國家公祭日。
1937年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入南京，實施了長達40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頁。
就在這樣的時刻，一位外國人捨身撕開了黑暗的一角。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是名納粹黨。
他就是拉貝，是他一邊行著納粹禮，喊著“嗨！希特勒”，一邊救下一個又一個即將遭受屠殺的中國人，也是他讓原本象徵邪惡的納粹黨旗，一度成為無數中國人的庇護與依託。
今天，庫叔為庫友們介紹拉貝的故事，同時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抗日戰爭期間幫助過我們的外國友人。
文 | 張瑋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歷史的溫度3：時代撲面而來，轉瞬即成歷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原標題為《1937，南京城裡的納粹旗》。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對中國的母女惶恐地低著頭趕路，在路過小粉橋路的時候，她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一隊日本兵從對面走了過來。
彼時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亂，禽獸橫行，如同煉獄。一名日軍士兵很快發現了那對中國母女，他加速走了過來，直接拉著女兒的手，往旁邊的一幢小房子裡拖。母親一邊哭著哀求，一邊拉著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後她被一腳踹倒在地上，旁邊的日本士兵端起槍，周圍的人都不敢作聲了。
就在那個女兒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時候，一個德國人突然衝了過來，用英語大聲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裡的槍，也不敢動。
因為那個德國人，身穿德國軍裝，頭戴德式鋼盔，腰裡彆著一把手槍，最關鍵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著“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會兒，日軍士兵吃不準對面這個“盟友”到底是何來路，最終決定放棄，掉頭離開。
這一幕，來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湯英的回憶。
那個半路殺出來的德國人，叫約翰·拉貝。
（圖為約翰·拉貝）
2
1882年11月23日，約翰·拉貝出生在德國漢堡。
拉貝早年喪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學徒。因為老闆的推薦，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1908年，拉貝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一名僱員，他被派往中國工作。1911年，拉貝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電訊臺，後來又在上海另建一個新電訊臺（一直到拉貝1938年回國，西門子一直享有中國海軍使用西門子電訊臺裝備的壟斷權）。
（圖為1935年拉貝與同事在南京辦公室前的合影）
在中國，拉貝去過瀋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為長期在中國經商的關係，他可以說是一個“中國通”了。
1931年，拉貝在中國南京定居下來。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門子的南京代表處負責人，負責經銷通信器材、防空報警系統、電話系統、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協會會長、校長等職。同時，他還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副部長。
沒錯，拉貝是一名納粹黨員。
拉貝在南京的家，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那是一幢帶院子的獨立小樓，也是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辦公地。當時，可能連拉貝自己都沒有想到，“小粉橋1號”這棟小樓連同院子，會在六年後成為中國難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3
1937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陷落。在之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罕見的獸行，在南京這座古都的各個角落裡發生著。那個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謂“武士道”精神的軍隊，上至軍官，下到士兵，都如同地獄裡爬出的萬千惡鬼，用突破人類想象力和恥辱度的殘暴行為，不斷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當然也震驚了約翰·拉貝。
在小粉橋1號那棟小樓裡，憤怒的拉貝開始將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見所聞，寫成日記：
1937年12月14日
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軋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從後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屍首……城門前面，屍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就在國防部面前的軍營裡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於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裡就有30具屍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頸上還綁著石塊。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
1938年1月1日
一個漂亮女子的母親向我奔過來，雙膝跪下，不斷哭泣著，哀求我幫她一個忙。當我走進一所房內，我看見一個日軍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個哭得聲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個下流無恥的日軍，並用任何能夠讓人明白的語言向他呼喝。他丟下一句“新年快樂”就逃走了。他逃走時，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著一條褲子。
翻開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的日記，有很多是寫給日軍指揮官和日本大使館的抗議信，信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槍斃”“砍頭”“強姦”這些名詞幾乎充斥了每一頁。
但是，日本人又怎會聽得進拉貝的意見？表示一聲“非常遺憾”，已經是最禮貌的回應了。
拉貝明白，不能只是寫日記。
4
首先，拉貝把自己那棟小樓，變成了一個難民收容所。
一開始，只是拉貝家附近的鄰居躲了進來，再後來，“躲進拉貝家就沒事了”這一消息開始迅速傳開，四周的難民開始向拉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點地方空餘，拉貝來者不拒。
最終，拉貝家那不大的院子裡，一共收納了600多名中國難民。那時正值寒冬，拉貝在院子裡給他們搭了蘆葦棚，鋪了稻草。據當年住在拉貝家院子裡的丁永慶老人回憶，天冷後地上潮溼，拉貝給難民們每人都發蘿蔔根，讓他們煮著吃祛溼。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拉貝努力給院子裡所有的難民每天一人發一小杯米，一個星期發一次蘿蔔根和蠶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經盡力了。”拉貝對他們說。每一個在拉貝家院子裡出生的中國新生兒，都會得到拉貝的禮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國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貝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貝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得到了一份預料不到的再好不過的聖誕禮物，那就是600多個人的性命。”而對於難民們來說，能住進拉貝家的院子，不僅僅代表著可以滿足溫飽，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夠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倖存者湯英至今都忘不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貝正好外出，有三個日本士兵從拉貝家院子的圍牆外翻了進來。當日本兵用刺刀頂著一箇中國女子要推出圍牆的時候，拉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來了！”所有的難民齊聲大喊——他們一直把“拉貝”喊成“喇叭”。拉貝像一頭怒不可遏的獅子一樣衝了進來，對著日本士兵用英語大吼，叫他們滾出去。日本士兵看著拉貝手臂上的納粹標誌，尷尬地想從大門走出去。但拉貝堅決不允許——他要求日本兵從什麼地方爬進來，就從什麼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並不想在中國人面前丟臉，堅持要從大門走出去，於是拉貝大聲吼叫著，拔出了手槍。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從圍牆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圍牆的事其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拉貝讓難民門組成巡邏隊，一發現有日本人翻牆進來就吹哨子，然後他就奔過來驅趕。每一次，拉貝都不允許日本兵從大門走出去，必須翻牆回去。隨著投奔拉貝的難民越來越多，他也越發意識到自己這棟小樓對難民的重要意義。
在拉貝家的院子裡，有一面很大的旗幟，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單做的。當初放這面旗幟是為了讓日本飛機看到不要投下炸彈，後來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後能夠“繞道而行”，放過裡面的難民。
那是一面納粹的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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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護院子裡的600多名中國難民。
早在南京保衛戰開打之前，拉貝就和南京城內20多名外國人，謀劃成立“中立區”，保護戰爭爆發後出現的大批難民。
在日軍攻城前，拉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館的官員，都勸拉貝快點離開南京，但拉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度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裡，我的事業在這裡得到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而他拒絕離開的原因，還因為他又多了一個頭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圖為南京國際安全區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部分成員，左三站立者為拉貝）
雖然成立了安全區，但在已經失去人性的日本軍隊面前，拉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無力。
位於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大學，三天兩頭被開著卡車前來的日本士兵侵入，他們抓女老師，抓女學生，抓一切女性，有時甚至在現場就對她們實施強姦。哪怕是在安全區內的民宅和商店，日軍士兵也是說進就進，說搶就搶，有人反抗，說殺就殺。
有一次，拉貝答應1000多名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入安全區，他以為《國際法》會有效，就通報了日方，說中國有一部分士兵已經放下了武器，應該得到“戰俘”的待遇。結果日軍表面答應，隨後衝進安全區，當著拉貝的面綁走了這1000多名中國士兵，隨後拖出去全部槍殺。
無奈之下，拉貝一度只能穿上德國軍裝，戴上納粹袖章，然後憑藉個人的力量在安全區的街頭遊走，幫助一切可以幫助的中國人。據倖存者李世珍回憶：“有一個家族裡的37個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綁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準備砍頭的時候，拉貝剛好經過，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後把這37個人都帶走了。後來這個家族的人都說，如果沒有拉貝，他們整個家族就滅亡了。”
無論如何，安全區的設立，畢竟給當時人間地獄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貝四處奔走，利用納粹黨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壓，最終迫使日軍打開封鎖，允許安全區能運進糧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後來寫給希特勒的報告中，拉貝這樣說：“日本人有手槍和刺刀，而我……只有納粹黨標誌和我的袖章。”
6
1938年2月，應西門子公司的要求，拉貝還是要回國了。拉貝回國的時候，還將一箇中國飛行員喬裝成傭人，轉道上海送往香港。而拉貝回國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國人。
回到柏林後沒多久，拉貝就開始給希特勒寫信，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並在德國放映他拍攝的反映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一些電影膠片和展出照片。
拉貝很快等到了結果——蓋世太保登門找到了他，沒收了他的紀錄片膠捲。
在蓋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貝只能寫信給希特勒做出保證：“我將謹遵此項規定（指不得做報告、出書、放映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影片），因為我並無意和德國的政策以及德國當局唱反調……堅定地追隨和忠實於您！”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對日本做出干預的拉貝，開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但等待他的厄運還沒有結束。
1945年，德國戰敗，因為納粹黨員的身份，拉貝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監獄。
1946年，在證實拉貝完全沒有參與納粹的作惡後，同盟國法庭宣佈他無罪釋放。但是，那個時候西門子公司已經同拉貝解約了（應該和拉貝的納粹黨員身份有關），64歲的拉貝開始衣食無著，生活拮据。拉貝開始當拆卸搬運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生活艱辛，他還因為缺錢，甚至開始典賣從中國帶回來的瓷器。
7
中國人沒有忘記拉貝。曾經被拉貝庇護過的中國難民都站出來為拉貝說話。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說的話代表了大家的觀點：“不管拉貝是不是一個納粹黨員，都改變不了我們對他的看法，因為他是我們的救星。”
1948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開始每月給拉貝寄錢和食物，南京國民政府甚至承諾：只要拉貝肯來南京，政府將終身為他提供住房和養老金。拉貝曾回過兩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樹立起對生活的信心。
但沒多久，1950年1月的一個晚上，因為中風，拉貝與世長辭。
拉貝的身後事，也讓人感到有些淒涼。拉貝的墓地位於柏林威廉皇帝紀念堂墓地，1985年，由於墓地租用到期，無人續租，管理部門便拆除了拉貝的墓碑。中國方面曾多次與柏林市政府溝通，希望柏林能將拉貝墓地列為歷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費長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絕了。
（圖為南京的拉貝故居）
2005年，一群中國留學生自發捐贈，為拉貝塑了一座雕像。後來，拉貝的長孫托馬斯·拉貝與中國駐德大使館聯繫，希望能在拉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萬元作為專項資金，用於40年墓地租賃和墓碑的製作及運輸費用。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貝墓地舉行落成典禮。中國駐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禮上表示：“我們今天站在這裡，是為了共同緬懷中國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為了共同回憶那場戰爭給世界各國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難，是為了共同紀念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為捍衛人類尊嚴和贏得世界和平團結奮戰的歷史壯舉。”
在1937年的南京，拉貝家院子裡的中國難民，稱他們的恩人為“活菩薩”。而拉貝可能更喜歡後人給他的另一個稱號：中國的辛德勒。
8
毫無疑問，拉貝是偉大的。
但同時，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於他的納粹身份。按照埃爾溫·維克特所著的《約翰·拉貝——南京的德國好人》一書中的說法，拉貝在1934年為了在南京給西門子員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語學校，為爭取經費才加入了德國工人黨（即納粹的前身），但事後的各種信件表明，他對希特勒還是忠心耿耿的——
當然，當時德國像拉貝那樣被蠱惑的人成千上萬。
但同時，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為，卻一點都不像我們想象中的納粹。
和拉貝一起在安全區工作的美國醫生威爾遜甚至感慨：“因為拉貝，我居然開始對納粹有點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為納粹的身份，拉貝飽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須忠於自己的黨員身份，將對南京大屠殺的憤怒壓抑進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戰後清算時，他又因為曾經的納粹身份而受到牽連。
1946年，宋美齡邀請拉貝出席遠東軍事法庭，以證人的身份為南京大屠殺作證，考慮再三，拉貝還是拒絕了。
那一刻，拉貝應該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醜惡行徑終於得到曝光，但因為黨員的身份和對所謂“元首”的承諾，他卻不能甚至不願成為證人。
好在，《拉貝日記》還是完好無損地被他保存了下來。經後人公佈，那些翔實客觀的記錄，成為控訴日本人在南京暴行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拉貝的故事，感人卻又耐人尋味——原本象徵邪惡的納粹黨旗，卻一度成了無數中國人的庇護，而拉貝一邊行著納粹禮，喊著“嗨！希特勒”，一邊救下一個又一個即將遭受屠殺的中國人。
但事實上，也不用如此糾結。無論拉貝是不是納粹黨，無論他內心是否真的認同納粹的理念，在1937年的南京，在那一個個真實的時刻，拉貝放下的是頭銜和身份，遵從的是自己的內心——一個善良人的內心。
在南京那段讓人不忍回憶的日子裡，拉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士一樣，展現的是普通卻又偉大的情懷，展現的是人類面對殘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貝的身後，還有魏特林、辛德貝格、鮑恩典……還有後來悔過的，當時日本第十六師團二十聯隊上等兵東史郎。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禽獸軍團的那些惡行，鐵證如山，不容篡改！
感恩，與身份無關。銘記，與寬恕無關。
《歷史的溫度3：時代撲面而來，轉瞬即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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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的性情，還原歷史應有的溫度。
總監製：王磊
監製：夏宇
編務：張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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