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是技術，文化，制度，還是環境？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經濟史理論》中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因為工業革命中使用的技術在之前就已經出現，而只有在出現金融革命後，工業革命才真正發生了。
對於創新的關鍵要素，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繁榮的背後：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一書中認為，1820年以來，人類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加快，關鍵的因素是技術創新的大爆發。他將發明創新的前提歸結為四個因素：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以及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來，一國繁榮的關鍵是與之相關的制度，即人們在其中思考、互動和從事商業往來的框架。精讀全書，筆者深深地為其雄辯的邏輯說服。很顯然，私人產權的保護是創新的動力，而科學理性主義是創新的思想基礎和前提，類似於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場；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今天的國人更是認識深刻至靈魂和骨髓，至於交通和通訊領域的突破和變革，更是成為時下正在熱議的“共享經濟”的核心話題。
很顯然，在時下的中國，除了交通和通訊，其餘的三個條件在極其殘缺。以金融和資本市場為例，中國封閉僵化的金融系統事實上不僅難以為中國的創新戰略提供強大的支撐，反而因其落後和某種程度的壟斷成為中國創新戰略的巨大阻力。基於此認識，中國未來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不僅僅要在技術層面實現突破，更重要的，要在金融支撐體系層面，構建支持創新戰略實施的體系。
對於中國而言，要想在新一輪的全球經濟洗牌中不成為犧牲品，唯一的路徑就是痛下決心走創新之路，建設真正的創新國家。而要真正成為創新強國，除了在技術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環境方面構建一個真正激勵創新的框架體系。技術的突破很重要，技術如同雞蛋，石頭孵不出小雞，但雞蛋要是沒有適宜的環境，也會變成臭蛋。建設創新型國家，既是一個技術變遷過程，更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筆者一直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已經積累了非常好的創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創新”無處不在，願意創業的年輕人更是遠遠多於10多年前，實現技術的突破只是時間問題，而關鍵是，我們能否為創新提供一種真正的激勵和推動的金融制度框架。
遺憾的是，我們現有的創新路徑和戰略對於金融的重要性明顯認識不夠。國人總是認為，創新就是技術的事，但過去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金融等制度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的情況下，無論在技術層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創新經濟體。道格拉斯．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談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的興起，他認為，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 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於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英國爆發工業革命，這是一個制度變遷而非技術變遷的過程。比如最早限制王權的《大憲章》（1215年），最早的專利制度(1624年的《壟斷法規》)都首先在英國，資本市場也在工業革命之前出現，世界上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1694年在英國成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證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國成立，這些才是英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
現在，全球又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來臨，很多人以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新能源，以及一些新興的產業能把中國變成創新經濟體，大錯特錯。沒有金融的變革，沒有制度的變遷，即使中國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移動互聯網，我們也成不了創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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