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費希爾（Stanley Fischer）正式就任美聯儲副主席，幾乎所有工作人員都以瞻仰的心態迎接他的到來。多位央行家出自費希爾門下，包括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但就在2017年9月6日，費希爾決定在其任期結束前8個月辭去在美聯儲理事會中的職務，稱是因為個人原因。當時，美元指數大幅跳水。
12月15日，在由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等主辦的2018上海金融論壇暨國際金融家論壇成立儀式期間，費希爾接受了媒體的採訪。針對加息路徑、美聯儲獨立性、如何應對未來的衰退等問題表達了獨到的見解。他稱：“分析師預計，美聯儲在12月20日加息的概率為70%，但全球經濟、美國經濟前景都有所弱化，美股昨天又大跌500點，美聯儲是否會進行今年第四次加息，還是等到明年再看，成了關鍵的問題。”但費希爾也表示，他相信美聯儲會傾向於對當前美國經濟增速展現信心，並對近期下降的通脹率表示關注，仍會選擇在12月加息。
當然，未來的加息路徑，以及美聯儲如何在特朗普總統的炮轟下維持獨立性，才是關注的焦點。費希爾稱：“美聯儲對於釋放過早結束加息的信號非常謹慎，原因在於擔憂未來如何應對衰退。在戰後的五次衰退中，美聯儲平均每次都要降息400～500基點來應對衰退。這似乎意味著，如果美聯儲不把聯邦基金利率加到500基點（5%），很難應對未來潛在的衰退。”目前，聯邦基金利率區間僅為2％～2.25%。
不過，費希爾也認為美國經濟仍然強韌，且危機後的金融改革強化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韌性，央行還能用量化寬鬆（QE）、前瞻指引等應對衰退。同時，他希望美聯儲能捍衛獨立性，“我非常希望美聯儲能繼續基於專業的判斷，做出對經濟而言正確的貨幣政策決策。”
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執掌央行，費希爾都堪稱全球頂尖。他還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長8年有餘，在他領導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傷及以色列經濟發展；2014年以來，費希爾可謂是時任美聯儲主席耶倫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兩位在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方面頗具共識，這也使得原本很容易引發金融市場巨震的“去寬鬆”進程變得異常平滑。
加息前景不確定性增加
儘管費希爾仍認為美聯儲會在12月加息，但在離開美聯儲後，究竟美聯儲最終會做出什麼決策，尤其是對明年的利率決策，費希爾坦言“我不知道”。事實上，面對撲朔迷離的經濟前景，美聯儲官員們目前可能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當前，12月加息概率為70%，看似板上釘釘。但是道指隔夜又重挫近500點，“美聯儲是否會如期進行今年第四次加息，還是等到明年再看，成了現在的問題。儘管如此，如果不加息，美聯儲就相當於對未來的利率前景釋放了一個強烈信號，即美聯儲的利率水平會比歷史標準更低，甚至低於近期的預測。”費希爾表示。
在戰後五次衰退中，美聯儲平均每次都要降息400～500基點來應對衰退。這似乎意味著，如果美聯儲不把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左右的水平，利用降息的辦法，就很難應對未來潛在的衰退。因此當前大幅低於歷史平均的利率水平也引發擔憂。
那麼這一影響有多大？費希爾認為，影響程度的大小取決於美國經濟當前有多好。整體而言，他仍認為目前美國經濟表現良好，11月美國新增就業人數為15.5萬人，失業率維持在3.7%的歷史最低水平。“2017年的一個簡單測算顯示，每個月新增就業只要達到10萬～12.5萬人，就能防止失業率上升。因此目前經濟的健康程度足以創造足夠的就業來防止失業率上升。”他稱。
目前，美聯儲自身判斷，2019年仍會加息2～3次。“如果不加息呢？這就會釋放一個信號，即美聯儲認為美國經濟增長正在嚴重放緩，這個信號意味著經濟前景的惡化程度超出了近期的預測，這會降低經濟增長的預期，從而降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速預期。”但費希爾表示，“這是不成熟的，尤其是通脹近期只是小幅下降。”
儘管費希爾認為加息仍然應該繼續推進，但他也不否認另一種相悖的觀點，即 “美聯儲12月不應該加息，因為其無法預測經濟增速的放緩程度究竟會如何，美聯儲不應該繼續對經濟施加壓力，而且萬一情況比預計的更差呢？我們完全可以等到明年初或者一季度再做決策。”
至於美聯儲究竟將怎麼做，市場需要密切關注12月即將公佈的“點陣圖”（dot plot），這是美聯儲經濟預測總結（SEP）的一部分，包括美聯儲對經濟增長、通脹、失業率等的預期，也是“前瞻指引”的重要部分。
美聯儲仍有工具應對衰退
如今，市場最擔心的問題之一無疑是，當下一次衰退來襲，美聯儲要如何應對？各界普遍認為，美國已經處於這輪經濟週期的晚期，下一次衰退可能就在1～2年內，屆時美聯儲可能沒有足夠的降息空間來刺激經濟。
對此，費希爾的答案似乎較為積極。“我們到底要對在下次衰退來臨前利率無法超過5%有多擔心？我們當然要擔憂，但不需要過度慌張。有幾個理由可以讓我們無需過度擔憂。”
首先，費希爾認為，危機後的金融監管（《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確產生了積極效果，強化了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銀行系統，尤其是提高了資本金要求。鑑於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更高，遠高於雷曼危機時期，因此可能需要加息次數的標準也在下降。不過，費希爾對當前監管者和國會希望削弱《多德-弗蘭克法案》改革的意願表示擔憂，尤其是對資本金要求的改革。
其次，美聯儲等央行還可以運用“前瞻指引”。所謂前瞻指引，是央行採用的一項貨幣政策工具，藉由央行本身的預期，來影響市場對未來基準利率水準的預期。自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已經多次修改前瞻指引。例如，第一次（2008年12月16日）：一段時間維持超低利率；第二次（2011年8月9日）：低利率承諾時間延遲至2013年年中；第三次（2012年1月25日）：低利率承諾時間延遲至2014年下半年；第四次（2012年9月13日）：低利率承諾時間延遲至2015年中期；第五次（2012年12月12日）：啟用6.5%的失業率門檻，等等。
第三，費希爾認為美聯儲除了降息，未來還是可以運用QE。第四，下一次嚴重衰退來臨時，政府可以給予住戶和銀行幫助。
此外，市場對美聯儲縮表進程也報以極大關注，2019年的縮表目標約是今年的近2倍（近6000億美元）。
不過，費希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無需對縮表太過擔憂，也無法提前預測未來合適的資產負債表規模，“美聯儲會見機行事，當他們拋售債券到一定程度，如果發現市場出現供需失衡問題，自然會放慢速度。”
央行應捍衛獨立性
一直以來，美聯儲的獨立性都被認為是“神聖的”，也很少有人對此表示質疑。但隨著特朗普不斷抨擊美聯儲加息，想要為經濟發展創造低利率環境，市場也開始擔憂這種獨立性能否維持。
“央行是否應該獨立？答案是‘應該’。但是央行家並不是經選民選舉而誕生，他們需要在採取重要政策變化前進行諮詢。他們應該要和政府緊密合作，同時也要在必要時刻保持獨立性，例如，當他們的專業判斷要求其採取不同於政府和民眾意願的行動時，他們應該採取行動，但他們最好要對自己的決策非常確定。”費希爾表示。
費希爾提及英格蘭銀行前副行長保羅・塔克（Paul Tucker）的新書《非民選權力：對央行行為和監管國家合法性的探討》。書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央行在一個民主國家究竟應該擁有多少影響力？央行家等技術官僚並非經過民選誕生，政府是否已將過多的責任委任給了央行？如果政府做的不好，選民可以讓政府下臺，但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去辭退央行官員。雖然危機至今，央行似乎完美地應對了諸多挑戰，但如果未來央行失敗了呢？又要由誰來監督、問責央行？
未來，央行工作的難度無疑將不斷上升。費希爾表示，目前更多的政府希望將央行為己所用，這一趨勢非常令人擔憂，“我時常想，我們可能距離失去獨立性也就只有做出兩個（最多三個）壞決策的距離。”
就在最近，印度央行官網顯示，印度央行行長帕特爾（Urjit Patel）公開辭職，雖說在聲明中表示是出於“個人原因”，但政府方面的壓力由來已久。印度央行前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也曾被傳是在政治壓力下辭職。
費希爾表示：“央行家應該意識到，如果政府不斷‘逼迫’他們採取不正確的決策，他們可能會需要辭職來捍衛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不是屈服於不明智的政治壓力，這是對未來的貨幣政策和經濟發展負責。”
儘管費希爾已離開美聯儲，但他在採訪時仍時常會用“我們”這樣的詞彙。他也非常希望美聯儲能繼續維持神聖的獨立性，“我非常希望美聯儲能繼續基於其專業的判斷，做出對於經濟正確的貨幣政策決策。此外，我也堅信這會實現，因為特朗普總統任下的美聯儲是一個高度專業化、成熟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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