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現代哲學建設是近百年來中國學術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學術文化從古典形態 (以經、史、諸子、詞章之學為基本內容的“四部之學”）向現代性形態（以文、法、理、工、農、醫等為基本內容的現代“七科之學”）轉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今天，現代中國哲學的建設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和成就。但是，我們的民族實際上仍然邁步於文化的復興之路，中國學術文化的現代化建設，依然任重道遠。作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代中國哲學的建設也在繼續之中，離現代中國哲學建設的目標尚遠。因此，作為中國哲學工作者， 我們仍然肩負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現代中國哲學建設的歷史責任與使命。應對這樣的歷史責任與使命，主要途徑有二：其一是關注當今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哲學領域中最新的認識成果與現代中國哲學建設的實際，考察現代中國社會生活對於哲學建設的需要，探索現代中國哲學的建設。其二是回溯中國現代哲學創設的歷史，總結前輩學者在現代中國哲學建設中的學術貢獻，弘揚前輩學者在現代中國哲學 建設中積澱的優秀傳統，在前輩學者已經形成的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思考現代中國哲學建設，推進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基於這樣的觀念，本文從歷史的角度，對馮友蘭在現代中國哲學建設中的工作與貢獻作一些回溯、總結，並以此表達筆者對現代中國哲學建設的一些思考。文中不當處，祈方家指正。
―、馮友蘭的學術活動與中國學術文化的現代轉型
馮友蘭是當今學術界公認的為數不多的幾位中國現代哲學家之一，也是一位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為現代中國哲學的創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前輩學者。在現代中國哲學的創設中，馮友蘭之所以能夠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同他生活的時代對於中國哲學建設的現代性要求與整體性的中國學術文化的現代轉型的要求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考察並理解馮友蘭的哲學活動，需要了解馮友蘭接受文化教育和步入學術領域時具體的學術文化背景。
馮友蘭為晚清生人。當馮友蘭開始接受文化教育，特別是當他接受高等文化教育的時候，清朝政權已經是風雨飄搖，窮途末路了。其時，不僅政治、經濟領域充滿了中與西、新與舊的矛盾，在思想教育、文化學術領域中，也同樣充滿了中與西、新與舊的矛盾。不同領域中的中西矛盾新舊矛盾為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歷史條件，也構成了中國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換的外部原因與內在要求。就中國學術文化現代轉型的內在要求而言，其集中表現當是晚清時期，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研究已經不可能在舊有的學術門類範圍之內，利用舊有的學術方法實現自身的更新與發展，也無法滿足現代中國的國計民生對於學術文化的實際要求。就中國學術文化現代轉型的外在原因而言，則主要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的交匯曰漸密切，中西文化 之間的差異不斷凸顯、中西文化之間的矛盾日漸激 烈、尖銳。在劇烈的中西文化矛盾中，中國的傳統文 化已經無力擔負起抵禦西方列強文化侵略的歷史任 務。時代要求我們的國家富強，民族興盛，時代也在 逼迫我們的學術文化轉型與創新。
晚清時期，中國學術文化的化的現實境況，使得生當其時的學術精英們文化危機意識與文化憂患意識分外強烈。國家的貧弱，迫使他們在政治上極力倡言“維新變法”，學問的“饑荒”，則促使他們積極地求學海外，學習西學，傳介西學，批判傳統的中國學術文化，從宏觀的角度，思考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追求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與發展。曾經自比為晚清“新思想界之陳涉”的梁啟超即曾總結清代學術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痼疾”，倡言學術文化的獨立與更新：“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 空前創穫，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為必託古？諸子何為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在梁啟超看來，要更新中國的學術文化，除了必須清除其“好依傍”與“名實混淆”的“痼疾”，還必須廣泛的吸納西方民族的學術文化成果。但是，在吸納西學的過程中， 又需要改變“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的“輸入方式，’，克服學術界在傳介西學的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稗販”、“破碎”、“籠統”、“膚 淺”、“錯誤”的弊病；再以“懷疑”、“求真”、“創穫”為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才有可能運用新的學術研究方法達成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與發展，使中國的學 術文化適應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
基於這樣的學術文化觀念，梁啟超在具體展望現代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前景時曾意識到“社會曰複雜，應治之學日多，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反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研究停留在對於傳統文獻典籍的整理、校釋之類的工作範圍，主張現代中國的學術研究超越清代的考證之學。同時，梁啟超也反對中斷清代考證之學，蔑棄優秀的文化遺產，認為將來需有一批學者“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梓，存其真，續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以精嚴，使後之學者既節省精力，而也不墜其先業；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從以上 論述來看，梁啟超理解的“應治之學”，既包括新興的學術門類，也包括對傳統學術文化的研究。他所謂“將舊學分科整治，，則是明確地主張以現代的學科觀念， 清理與論釋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梁啟超論及學術的 “分科整治”，曾強調“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 業自治’，學問亦然，當分業發展，分地發展。’
梁啟超所謂學問的“分地自治”涉及學術研究的地域特色，而他所謂學問的“分業自治”，實也是主張學術的“分科整治”。即以現代的學科觀念和“最新的科學方法”研究與發展中國的學術文化。學術的“分科 整治”實際上是梁啟超一類晚清學者在思考中國學術文化的現實狀況與發展前景時所普遍認同的結論。 這樣的思想觀念反映了中國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時代要求，奠定了中國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思想前提和認識基礎， 也促進了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隨著帝制的結束， 1913年，民國政府規定的大學課程開始明確地以文、 法、理、工、農、醫“七科”來區劃大的學科門類，並將大學課程中的其他具體門類分別歸於“七科”之內，哲學也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門類歸屬於文科。隨著民國初年政府公佈《大學規程》，使中國的學術文化由“四部之 學”向“七科之學”的轉換開始在制度的層面成為現實。
馮友蘭正是在中國的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換的歷史過程中開始接受文化教育的。 1901年，馮友蘭入家塾學習，到1910年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時，他在家塾已經接受教育了將近10年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這樣的教育，使得他在參加唐河縣立高等小學考試時，“只考了一篇策論式的文章”，即不僅被錄取，且受到了縣官的褒獎。可以說馮友蘭在家塾與唐河縣立高等小學時期的學習，其主要內容皆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馮友蘭在少年時代也曾學習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知識、新文化，但這樣的學習內容不多。直到1913年進入上海中國公學，並在兩年後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馮友蘭對新文化才有了進 —步的瞭解，並開始步入高層面的學術文化領域。但馮友蘭從一開始接受文化教育，可以說即開始面對新舊文化的矛盾，他所需要思考與探究的也是新舊文化的矛盾。馮友蘭晚年曾經說過：“我生在一個不同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 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矛盾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 題。，馮友蘭晚年所說的“不同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實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換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時期所特有的學術文化建設任務，不僅為馮友蘭及其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展示自己的學識與才華提供了一塊特殊的活動平臺，肩負特殊的文化使命與文化責任，也為馮友蘭及其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對現代中國哲學的創設與發展作出具體貢獻帶來了歷史機遇。因為，馮友蘭對現代中國哲學建設的貢獻，以其對於中國哲學轉型的現代性要求的領悟與自覺為前提，而馮友蘭對中國哲學轉型的現代性要求的領悟與自覺，又是與整體性的中國的學術文化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的歷史要求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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