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哲学建设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学术文化从古典形态 (以经、史、诸子、词章之学为基本内容的“四部之学”）向现代性形态（以文、法、理、工、农、医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七科之学”）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今天，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但是，我们的民族实际上仍然迈步于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在继续之中，离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目标尚远。因此，作为中国哲学工作者， 我们仍然肩负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应对这样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主要途径有二：其一是关注当今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哲学领域中最新的认识成果与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实际，考察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对于哲学建设的需要，探索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其二是回溯中国现代哲学创设的历史，总结前辈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学术贡献，弘扬前辈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 建设中积淀的优秀传统，在前辈学者已经形成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哲学建设，推进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观念，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冯友兰在现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工作与贡献作一些回溯、总结，并以此表达笔者对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一些思考。文中不当处，祈方家指正。
―、冯友兰的学术活动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冯友兰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现代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创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前辈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创设中，冯友兰之所以能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同他生活的时代对于中国哲学建设的现代性要求与整体性的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考察并理解冯友兰的哲学活动，需要了解冯友兰接受文化教育和步入学术领域时具体的学术文化背景。
冯友兰为晚清生人。当冯友兰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特别是当他接受高等文化教育的时候，清朝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其时，不仅政治、经济领域充满了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在思想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中，也同样充满了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不同领域中的中西矛盾新旧矛盾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条件，也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外部原因与内在要求。就中国学术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而言，其集中表现当是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研究已经不可能在旧有的学术门类范围之内，利用旧有的学术方法实现自身的更新与发展，也无法满足现代中国的国计民生对于学术文化的实际要求。就中国学术文化现代转型的外在原因而言，则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曰渐密切，中西文化 之间的差异不断凸显、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日渐激 烈、尖锐。在剧烈的中西文化矛盾中，中国的传统文 化已经无力担负起抵御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历史任 务。时代要求我们的国家富强，民族兴盛，时代也在 逼迫我们的学术文化转型与创新。
晚清时期，中国学术文化的化的现实境况，使得生当其时的学术精英们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忧患意识分外强烈。国家的贫弱，迫使他们在政治上极力倡言“维新变法”，学问的“饥荒”，则促使他们积极地求学海外，学习西学，传介西学，批判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从宏观的角度，思考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追求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曾经自比为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的梁启超即曾总结清代学术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痼疾”，倡言学术文化的独立与更新：“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 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在梁启超看来，要更新中国的学术文化，除了必须清除其“好依傍”与“名实混淆”的“痼疾”，还必须广泛的吸纳西方民族的学术文化成果。但是，在吸纳西学的过程中， 又需要改变“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输入方式，’，克服学术界在传介西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稗贩”、“破碎”、“笼统”、“肤 浅”、“错误”的弊病；再以“怀疑”、“求真”、“创获”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运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达成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使中国的学 术文化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基于这样的学术文化观念，梁启超在具体展望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时曾意识到“社会曰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反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停留在对于传统文献典籍的整理、校释之类的工作范围，主张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超越清代的考证之学。同时，梁启超也反对中断清代考证之学，蔑弃优秀的文化遗产，认为将来需有一批学者“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梓，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也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从以上 论述来看，梁启超理解的“应治之学”，既包括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包括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他所谓“将旧学分科整治，，则是明确地主张以现代的学科观念， 清理与论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梁启超论及学术的 “分科整治”，曾强调“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 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
梁启超所谓学问的“分地自治”涉及学术研究的地域特色，而他所谓学问的“分业自治”，实也是主张学术的“分科整治”。即以现代的学科观念和“最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与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学术的“分科 整治”实际上是梁启超一类晚清学者在思考中国学术文化的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时所普遍认同的结论。 这样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代要求，奠定了中国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思想前提和认识基础， 也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随着帝制的结束， 1913年，民国政府规定的大学课程开始明确地以文、 法、理、工、农、医“七科”来区划大的学科门类，并将大学课程中的其他具体门类分别归于“七科”之内，哲学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归属于文科。随着民国初年政府公布《大学规程》，使中国的学术文化由“四部之 学”向“七科之学”的转换开始在制度的层面成为现实。
冯友兰正是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的。 1901年，冯友兰入家塾学习，到1910年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时，他在家塾已经接受教育了将近10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样的教育，使得他在参加唐河县立高等小学考试时，“只考了一篇策论式的文章”，即不仅被录取，且受到了县官的褒奖。可以说冯友兰在家塾与唐河县立高等小学时期的学习，其主要内容皆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冯友兰在少年时代也曾学习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知识、新文化，但这样的学习内容不多。直到1913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并在两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冯友兰对新文化才有了进 —步的了解，并开始步入高层面的学术文化领域。但冯友兰从一开始接受文化教育，可以说即开始面对新旧文化的矛盾，他所需要思考与探究的也是新旧文化的矛盾。冯友兰晚年曾经说过：“我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矛盾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 题。，冯友兰晚年所说的“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实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学术文化建设任务，不仅为冯友兰及其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展示自己的学识与才华提供了一块特殊的活动平台，肩负特殊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也为冯友兰及其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设与发展作出具体贡献带来了历史机遇。因为，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建设的贡献，以其对于中国哲学转型的现代性要求的领悟与自觉为前提，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转型的现代性要求的领悟与自觉，又是与整体性的中国的学术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的历史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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