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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鏡，可知興替！
１.
北宋一朝，先後進行過兩次變法，一次是范仲淹擔綱的慶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搞的熙寧變法。結果，都失敗了。
中國王朝史上的改革，從動機看無非以下：君王有雄心大志，欲開疆拓土青史留名；時局內憂外患，政權不穩，搞不好就要丟掉祖宗基業；經濟上出現問題，連宮裡都沒錢花了。
而北宋范仲淹的變法，直接誘因卻首先是因為軍事上的失敗。當時的北宋軍隊，其實並不弱，不僅數量最多時達到140萬，而且裝備精良，擁有“神臂弓”、“虎踞炮”等先進的冷熱兵器，只是由於同時面對西夏和遼國這兩個強敵，才顯得戰績不那麼好看。
“強兵”卻無法“勝戰”的另一個原因，卻緣於朝廷對軍隊將領的忌憚和掣肘。自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朝廷對擁兵將領的防範越來越嚴，實行“更戍法”，打仗時不但派出文官監軍甚至指揮，而且常常是臨時從外區調將，使得“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現象極為普遍。如此情勢，很難不打敗仗。
仗打輸了，就要拿錢買和平。宋朝每年向遼國交歲幣白銀40萬兩、絹40萬匹，向西夏是交白銀20萬兩、絹20萬匹。然而即使是這麼多錢，也不及日常養兵、養官的十分之一。大量“冗官”、“冗兵”、“冗費”的存在，甚至集全國的收入都填不滿坑，使得北宋王朝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境地。
仗打輸了，大不了割地賠錢。可如果連錢都沒了呢？就算可以不管在祖宗面前如何交待，自己對自己也無法交待啊！也難怪當時的仁宗皇帝惱火了。
慶曆三年，宋朝與西夏連打三仗，都輸了，但西夏也損失不小，提出議和。和談事畢，又把國內的農民起義鎮壓了，總算逮住一個內外安定的機會，仁宗下手詔給新提拔的大臣范仲淹、韓琦和富弼，開始變法。
２.
幾天後，范仲淹寫了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系統地提出他改革方案。這十事，有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條，其中有七條是整頓吏治，兩條是發展經濟，一條是加強軍備。於是，慶曆新政開始。
從本質上說，任何變法和改革，都是基於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變法能否取得成功，首先就看敢不敢對利益集團動刀子。
范仲淹認為，朝廷之弊，根在吏治：冗官太多，佔著茅坑不拉屎，而且兼併土地，欺害百姓，侵吞國財。老打敗仗，也是因為將領無能，尸位素餐，甚至很多下級軍官都是隻領軍餉卻手無縛雞之力的“恩蔭”子弟。
“恩蔭”是宋朝的特色，中上級官員的子孫、親族、姻親乃至門客醫師都可由“恩蔭”授官，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二代”“三代”充斥整個權力階層。
范仲淹的新法規定：要從嚴控制“恩蔭”，官員家庭之中，除了長子，其他人等需得20歲之後才能有條件獲得“恩蔭”，而且想當實職官員還必須經過考試才行。
這招著實厲害，等於從根本上撼動了龐大官僚集團的利益，幾乎無人倖免。范仲淹不但把那些年老、無能、體弱多病和貪官給裁了，還專門派出人去巡視，蒐集各地地方官的過失回報，見有不合格者就一筆勾去官位。這一點連富弼都感到苛刻，說你這樣一弄，不知道有多少家哭了。范仲淹回答：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改革幾乎動了天下所有官宦人家的奶酪，利益集團很快就開始反撲了。
３.
但因為改革畢竟是仁宗皇帝主張的，反對改革就變成一個政治問題。而且無官不貪，他們也確實有把柄被改革派抓住。於是，官僚集團迴避了正面硬槓，採取了迂迴手段。
反對派的領軍人物是前朝老臣夏竦，和臺諫官王拱辰。王拱辰首先發難，舉報范仲淹手下的干將藤宗諒（就是《岳陽樓記》裡的那個藤子京）和張亢貪汙公使錢，要皇帝罷他們的官。為了維護改革，范仲淹不得已出來護短；王拱辰也不相讓，亦以辭職相要挾。這時候，皇帝只好站出來裁判。
仁宗這個人，史上的評論是“寬仁少斷”，其實就是沒原則，什麼都想得到，又誰也不想得罪。此時此刻，他卻突然想起某年某月，藤宗諒指責過自己“日居深宮，流連荒宴”的事情了，於是舊仇新報，倒向反對派，把藤宗諒貶到湖南巴陵。
這還沒有完。反對派當中的老賊夏竦，叫家裡的女奴模仿石介的筆跡，篡改了石介寫給富弼的一封信，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意指改革派要扶植新主，要變天。但仁宗確實夠“仁”，只是半信半疑。
沒想改革派又惹下一場天大風波，徹底惹怒了皇帝。改革派官員蘇舜欽，賣了一車公家的廢紙，召集小夥伴們聚一聚，結果一喝起來就忘記大宋朝的“廉政規定”了，不但飯錢吃超標了，還叫來妓女狎樂。有個酸秀才叫王益柔，還往牆上題詩一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敢讓皇上來扶你？這得是有多張狂！
正鬧騰間，朝廷的“糾風辦”到了，把一夥人堵得個嚴嚴實實。不聽皇上旨意，頂風違紀！一幫人搞團團夥夥，嚴重的山頭主義！雖說宴客之錢來自賣廢紙，可那廢紙也是屬於公家的，這是貪汙公款啊！公然搞異性陪侍活動，思想作風嚴重敗壞！王益柔膽敢寫詩“遣帝扶”，這是典型的妄言妄語、不講政治啊！怎麼看，這事兒都大去了……
但到底是仁宗仁德，事後並沒有人掉腦袋，當然免職發配是少不得了。范仲淹和富弼都心不自安，要求出朝巡邊，實際是避避風頭。結果范仲淹去了陝西，富弼去了河北，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變法之全身，竟然系在變法者的私德好壞上，這或許正是一切人治型改革的軟肋。
４.
范仲淹和富弼匿了，暫避鋒芒。可另一名改革派歐陽修不服氣，決心為自己、為哥們兒正名。他寫了一篇《朋黨論》，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天下有君子之真朋，也有小人之偽朋。如果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則天下治矣。文章一出，天下譁然，反對派更是群起而攻之。
這就是文人的自以為是，政治幼稚。哦，你們都是君子，跟你們為朋才是君子，不跟你們一起就是小人了？本來是打擊反對派的，無意中卻傷了很多中間派。最關鍵的，是歐陽修代表整個改革派，承認了確有朋黨的存在，這讓本來半信半疑的宋仁宗大為不滿，也大為恐慌。
黨字在古時可不是什麼好東西，在古漢字中，黨字上面是尚字，下面是黑字，意思是關起門來在黑屋子裡搞見不得人的勾當。帶黨的詞，大多都是貶義，什麼君子不黨，營私結黨，狐朋狗黨，等等。
仁宗搞改革，雖有勵精圖治之心，但主要還是為了穩固皇權，強化權威。對他說，最好是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能緊密團結在以仁宗為中心的皇帝周圍，最怕的是朝庭內部出現可以威脅皇權的勢力。你們改革派搞君子之真朋，什麼時候拿一件黃衣服給范仲淹穿上，那還了得？
宋太祖之後，為了強化中央集權，以“分化事權”、“牽制”的辦法，做了大量工作，擴大皇權，削弱官權，令其互相牽制，防止官員專權。這是不能觸碰的底線，一切改革都不能逾越的紅線。不管改革能夠帶來多大紅利，只要是對皇權構成威脅之時，作為改革的發起者，皇上就一定會阻止，並率先失去了改革動力。
歐陽修的《朋黨論》，不但沒有替改革派洗白，反而直接黑出翔來。還算是宋仁宗仁慈，沒有寫什麼炮打司令部，也沒有追究“改革黨”的政治圖謀，但眼見得是徹底涼涼了。於是改革派紛紛被趕出朝廷去當地方官，慶曆新政也就搞不下去了。
范仲淹雖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愛惜羽毛，患得患失，沒有商鞅那種決絕堅忍。或許也因為他很清楚，天下都是天子的，那句話實際應改成“先天子之憂而憂，後天子之樂而樂”，為人臣者何必去討天子的不快？而宋仁宗葉公好龍，更沒有秦孝公那般志如磐石，當週邊戰事停止、威脅不再，他也就收起雄心壯志，一門心思搞起“以仁治國”來了。
５.
曇花一現的慶曆新政之後，宋朝的深層次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到了仁宗後期，官員已逾兩萬之數。十之八九的官員只知其位不知其職，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面對無處不在的“糾風辦”，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恐招人非議，影響升遷。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自然是再沒有任何改革動力。
為了維護皇權，總是需要官僚集團來做事的。所以朝廷一方面限制官員的實權，一方面又誘之以利，給予官員特別是中上級官員極高的俸祿，“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這是高薪養廉的節奏啊，效果如何？
效果是很多官吏或者和大地主勾結起來兼併土地，貪汙行賄，搜刮民脂，或者和大商人勾結起來壟斷市場，圖謀厚利。不僅造成國家財政的更加危機，也使廣大農民的生活日益貧困，激化了階級矛盾。
軍隊受其影響，也腐敗成風。不但吃空餉，還私自經商。那個被范仲淹罩著沒掉腦袋的“藤子京”，在虢州任知州期間，為了賺錢，專門指揮兵士180名、驢車40輛販茶營利，武裝護送，且不繳稅賦。軍隊不務正業，滿腦子都是生意，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直到仁宗死後，宋朝仍然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貧，財政收支不平抵，國庫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戰九敗，歲歲輸錢帛於遼夏。這不僅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更是給人民帶來洗不清的屈辱和苦難。
於是等到宋神宗即位，被情勢所逼，只能繼續寄希望於變法。這一次，歷史選擇了王安石。
６.
王安石針對國家既貧且弱的弊病，提出了“開源與開放”的理財之道，“擇將治軍”的強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陳腐的儒術、專以經術取士的科舉改革、實施青苗法的經濟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實施措施。
神宗年輕，自然有些衝勁兒，也好大喜功。於是一拍即合，下令實施變法。
但王安石根本不敢借變法整頓官僚機構，而是採取了妥協和雞賊的態度。或許是因為范仲淹的教訓讓他記憶猶新，或許是因為他深知官場之中絕無幾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總之他未有觸及王朝的權力格局，而選擇了迎合與收買。
他給年老的高官安排閒差，並給予豐厚的俸祿；對反對派官員也不趕盡殺絕，只調動了他們的職務和任區，甚至對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沒有始終堅持革職懲治的辦法。而對基層官吏和新任官員，則完全採取收買拉攏的辦法，增加他們的薪俸以獲取支持。
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改革者要讓改革推行下去，必須掌握決定性的權力。只有建立從上到下的新的官僚集團，才能擁有權力。而凝聚這一集團的，除了利益還是利益。利益從何而來？只能允許一定的貪墨和腐敗。
改革本來是針對利益集團和腐敗去的，但為了改革成功又不得不借助於一定的腐敗方式，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利益集團，這正是改革的弔詭之處。
在這種認識下，王安石任用了一批趨炎附勢、見風使舵、品質低劣的官員，“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這使得當時的官場更加腐敗。王安石也任人唯親，雖然頒佈了“任子法”，要求對官員子弟擇優錄用、克服“恩蔭”之濫，而自己卻弄權把兒子安插在神宗身邊，當上了龍圖閣直學士。
他任用的那些“改革派”，還常常使用高壓、誣陷等手段打擊迫害異己，把廟堂上的一批大臣貼上“奸佞之徒”的標籤，最後更發展到“改革派”內部的互相打擊、誣陷，使改革成為一場新的政治鬥爭。
７.
很快，改革既受到“下臺派”的舊官僚的強烈玫擊，也受到了一些在職的“君子賢臣”的抵制和反對。他們的反對理由出奇一致：變法擾民不堪。
王安石的變法，確實沒有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當然，他的變法目的，是強國而非富民，是為了趙家天下。初衷也是為了替國家、替皇上攫取更多的財富，而並非真的把百姓的利益舉在頭上。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從設計上就無法最大程度調動底層的積極性。
但還是有很多法令有利於民的。比如青苗法，秉持的是“貸谷於民，立息以償”宗旨，防止谷賤傷民，維護的是農民的利益；市易法採取的是“賤則平價而收，貴則減賤價以售”的政策，衝擊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私自定價權，於民生有利；農田水利法廣修天下水利，更是維護的農民利益。然而，由於農民的愚昧，以及新法宣傳的不深入，很多人並不理解其真正目的。
再加上新法撼動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這些在官民之間起著重要橋樑紐帶作用的人就紛紛變成了“歪嘴和尚”。無論新舊官僚，其是否支持變法，取決於原有的權力和財富是否得到了保留，並且有無可能在變法中取得更多利益。如果無利可圖，他們自己消極怠工，甚至以各種辦法進行阻撓。
如在執行青苗法的過程中，很多官員都竭力阻撓青苗錢的散放，有的地方官把原來自願領請的青苗錢，歪曲成按戶攤派、強迫領請，把怨氣轉移到百姓身上。在推行保甲法的過程中，本來要求十戶一保、全民皆兵是件好事，但有的鄉紳故意讓農民每日忙於軍事訓練，而荒蕪了莊稼，但該繳的糧食又一粒不能少，逼得農民只好自斷手腕，逃避軍事訓練。
歷史上很多改革，教訓正在這裡。實際上，普通民眾是不關心改革的，除非能夠給他眼見為實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損，他們會迅速變成反對者。
王安石的變法，旨在強國而非富民，甚至在執行過程中傷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他只不過打亂了原有的舊格局，而對社會財富進行了重新分配。在這場分配中，無論新舊官僚都沒有大的損失，損失巨大的恰恰是民商、地主和農民這些階層，因而嚴重缺乏支持變法的廣泛社會基礎。
再一個教訓，就是變法的同時不整飭吏治，往往導致南轅北轍，播龍種收跳蚤。上面的改革經再好，經不住下面歪嘴和尚多，而且亂念捅出漏子後，又會故意把洪水引向改革本身。
８.
於是，不惟農民和地主、商人階層反對改革，甚至很多都是當時的正人君子、就連范仲淹之時的改革派，韓琦、歐陽修、富弼也出來反對改革。
韓琦等人以“為民請命”的姿態，指責王安石變法聚財的手段不是從官僚、豪強、地主中取得，而是從農工商手中攫取，增加了農民負擔。並以此為契機，自奉儒家，稱改革派為法家，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
外患之下，王安石卻“剛愎自用”，“用人不善”，政策一再失誤。像歐陽修本是竭力提攜王安石的前輩，司馬光為王安石的同時好友，均不能與之共事始終。因此，王安石縱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心，但除了他周圍的少數幾個人，幾乎所有人、從官僚到百姓都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而變革的發起者，神宗皇帝卻空有治世之心，並無治世之才，更缺堅忍之性，他無非是想借著變法，穩固權力也擴張權力，營造一個英明神武的形象。因而當改革初見成效，神宗通過變法建立了新的效忠於他的官僚集團，穩固了手中權力，並對平衡各方勢力的政治手腕熟悉之後，他就借反對派攻訐之機，一腳踢開了王安石。
於是，王安石下臺，專心做其文學家了。
９.
客觀來說，王安石變法確實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初衷。變法後，國家財政收入幾乎增長3倍，特別是軍制由“更戍法”改為“將兵法”之後，軍隊戰力有了大幅提升。北宋熙寧六年，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展開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
既認為改革已然大成，急於求成的神宗借西夏內亂之機，大舉出兵。不料經過五路伐夏、永樂城之戰後，宋朝再次慘敗，死傷軍民60多萬，損失錢米銀帛無數，把王安石變法積攢的那點財富造個底兒淨。神宗受此打擊，一病不起。
到最後感到不久於人世，要託孤於大臣的時候，面對是繼續支持變法強大國家，還是讓自己幼小的皇子能夠穩穩當當繼承皇位的選擇面前，皇帝眼都不眨地選擇了後者。因為那些以君子自封、但實力更強的司馬光等保守派，迷信祖宗之法，斷不會做出陳平、周勃之事來。
神宗既歿，變法也就亡了。雖然於財政和軍事上使宋朝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並沒有解決國之根本——國窮兵弱、吏治昏聵的問題，並且還製造了新的黨爭，引起無論思想還是力量上的進一步分化。
黃仁宇曾說，若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有可能“提前一千年”。可惜，它失敗了。而這時，距離後來的“靖康之變”，也不過只有30年了。
掩卷而思，唯有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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