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咸丰皇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曾国藩的野心郭嵩春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起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兵“格杀勿论”。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
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茶。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进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到了咸丰三年三月,经过严厉的镇压,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动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正是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杀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大名远扬,但他得到的并不是对他十分有利的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又到处给别人写信,为自己的酷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他人理解。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平定了湖南境内的起义运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别人称为“曾剃头”,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之轻易,又表明了他所杀的人数量之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曾剃头”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好听,对此,曾国藩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他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他又怎么敢加以拒绝呢?而且,此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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