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那些被嚴重洗腦的納粹分子後來怎麼樣了?

幽谷山水


首先可以斷定,戰後的德國,尤其是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審判後的西德,肯定是容不下這幫子人的。即便是這些人已經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但在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二戰的西德年輕一代的眼中,他們是德國的恥辱,都是大屠殺的罪犯,是正義之網的漏網之魚。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已經深刻反省無數次的,原納粹黨員,西德總理基辛格(不是訪華的那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下圖)。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基辛格總理是德國的恥辱。

還有,同時期的西德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德國時期,自己工作過的建築公司曾經參與設計過集中營,這麼間接的關聯,竟然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輿論攻擊,為了平息眾怒,只得匆匆下臺。

至今,在德國境內的主要二戰戰場遺址,只有蘇聯紅軍、西方盟軍的紀念碑和墓碑,卻沒有紀念自己人的任何遺蹟,因為他們認為這不光彩。每年德國領導人都會出席在這些地方舉行的紀念活動,悼念當年在與德軍作戰中犧牲的英雄們,市民們也經常自發去獻花。

所以,真正活下來的鐵桿納粹多數都選擇了背井離鄉。

南美各國,比如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國是他們逃亡的最佳目的地。

這裡,先介紹個根據事實改編的電影《尊嚴殖民地》。

電影描述了1973年智利政變時期,一對年輕的德國夫婦丹尼爾與萊娜納與粹餘孽作鬥爭,一波三折的驚險事蹟。

德國民主主義媒體人丹尼爾被綁架到一個為“尊嚴殖民地”的秘密基地。那兒正是德國納粹分子在智利的聚集地,在政府武裝明裡暗裡的保護下,儼然成了國中之國,進行著大量的刑訊工作與秘密人體實驗,被綁架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曾活著逃出“殖民地”。

丹尼爾的妻子萊娜是個空姐,找到了基地,假裝去應聘工作,混了進去,準備不惜代價救出丈夫。然而,在兩口子歷盡艱辛,成功逃出魔爪,進入外國大使館尋求保護,竟然發現,使館暗中竟然也是基地的執行者.....可見拉美的納粹勢力在戰後的幾十年仍舊強大,還有當地政府做後臺,提供庇護和支持。

電影中,那個“大魔頭”的原型就是下圖這個笑眯眯的老頭頭——保羅.舍費爾(下圖)。

此人是前納粹德國士官,通過金錢疏通、鼓吹獨裁和散佈“共產主義威脅”等辦法來說服當時的智利政要,串聯了混跡於南美的前納粹分子和右翼德國移民,建立了一個準國家形式的“尊嚴殖民地”,並在納粹理念的基礎上,自創了一種邪教。

在當地政府支持和金錢的疏通下,舍費爾將這塊“殖民地”發展成了袖珍型的“納粹德國”。這個“尊嚴殖民地”佔地約137平方公里,擁有300多名“子民”。智利軍政府賦予莊園特權,既用不納稅,也不許智利軍警進入,還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警衛隊。警衛隊成員穿著仿黨衛隊軍裝,莊園裡面有軍火庫,有機槍崗哨、火箭筒、半自動步槍,更誇張的是居然還有坦克,儼然成了智利的“國中之國”。

保羅舍費爾鑽研了希特勒的演講技巧,加上自己的邪教理念,對其的“子民”進行循環洗腦。讓他們發自內心的把自己當成“大神”,不求回報的為自己勞動、賺錢。“子民們”絕不許和外界有任何接觸。他還禁止婚姻關係,分“男營”和“女營”管理(有點太平天國的味道啊),並且規定這塊地上的女性都只能為自己服務,甚至連孩子都不放過,尤其喜愛男童。不從的就拿去做人體實驗,然後就被“消失”了......這個保羅.舍費爾在自己的“袖珍納粹國”中當了小半個世紀的“元首”,從戰後一直逍遙到了到1997年,他的後臺——智利軍政府被推翻,保羅.舍費爾開始了第二次逃亡生涯,直到2005年才被抓獲,判了20年。

之後,“尊嚴殖民地”就被開發成了一個旅遊景點(下圖),據說那裡空氣清新、風景優美,儼然一個世外桃源。加上關於此地恐怖而神秘的故事,吸引了大量遊客,每年的門票收入還是可以的。

第二個例子,是二戰時知名度就已經非常高的戰爭狂人,最年輕的黨衛軍上校——約阿希姆·派普,他也被認為是馬爾梅迪慘案的負責者。

派普可謂是黨衛軍的顏值擔當,高大英俊,儀表不凡,而且能力和顏值還成正比,打仗的功力非常有一套(在阿登戰役中曾一連9天9夜,幾乎沒有閤眼,帶領部下成功突圍)。他曾經擔任過希姆萊的副官,妻子也是希姆萊給介紹的,兩口子都是納粹鐵粉。


下圖,後排左一,早年作為希姆萊副官時的派普,雖然是個打雜的角色,給擠到了照片邊緣,還是很顯眼。

再說一下馬爾梅迪慘案。阿登戰役期間,1944年12月,派普率領著隸屬於黨衛軍第一裝甲師的派普戰鬥群(自己名字命名的)將美軍包圍,最後俘虜了數百名美軍,在將這些俘虜押解途中路經比利時小鎮的馬爾梅第森林的時,派普戰鬥群毫無徵兆的就地屠殺了百名美國士兵和比利時平民。(下圖)
有人說是因為被俘美軍中有人逃跑,所以德軍開了槍,隨後就發生了騷亂,然後德軍士兵相繼開槍,誰也沒有得到過明確的命令;還有說法是,派普直接下的命令,嫌棄這些戰俘太累贅,畢竟戰事不利用我方,自己部隊都難以保全,而且,派普在東線早有殺俘的“前科”。

在戰後的審判中,馬爾梅迪慘案成了派普最主要的罪行。派普作為戰鬥群指揮官,開始被判處死刑,後因慘案出現不少疑點和辯方律師的努力,後來減刑為終身監禁,十年後又被提前釋放。

有傳聞戲說,之所以把死刑改成了監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派普超高的顏值和高大、修長的身材、溫潤的談吐打動了陪審員,讓人們感覺帥的不像是下屠殺令的嗜血者。

下圖,獄中被審判的派普,掛著牌子被羞辱,精神不好,都沒影響顏值。

實際上,比較可信的原因大概是,在冷戰開始的大環境下,派普在東線與蘇軍豐富的交戰經歷引起了美方注意,派普也非常識時務的表現出讓美國人覺得自己有利用價值。據資料記載,派普獄中曾多次接受過美軍戰術專家的探訪,向他們詳細講述了在東線同蘇軍裝甲部隊交戰的經驗。

下圖,被美軍關押期間,放風的派普。1956年12月,派普在監獄裡呆了十年就出獄了。曾經身著筆挺包豪斯制服、鋥亮軍靴,配著魯格手槍,有副官伺候的黨衛軍上校,穿起了揹帶褲,帶著勞保手套,開始從擦車工人做起。

在戰後黨衛軍成員受到普遍歧視的大環境下,派普的好基友,早兩年被釋放的黨衛軍最年輕師長——“裝甲邁爾”少將,也是費了大勁找才找到一份啤酒推銷員工作。

下圖,曾經的邁爾和派普。

邁爾作為啤酒推銷員,迅速進入了角色,幹一行愛一行,經過努力成了營銷部門的負責人,業績非常好。

派普擦車工幹了一段時間後,因為業務能力出眾,沒多久就做到了保時捷部門經理。

(下圖,上世紀60年代初,賣啤酒的邁爾少將(左一)和賣汽車的派普上校(中間)在黨衛軍老兵員互助會的一次聚會上,啤酒邁爾明顯比汽車派普油膩。)
然而,作為保時捷高管的派普在一次出差時,給查出了是馬爾梅迪殺俘慘案的指揮官,被美國拒絕入境,進而引發美國官方施壓,遭到保時捷的解僱,曾一度失業。

而且,因為這次曝光,稍微像樣點的德國公司都不敢僱傭派普。派普不久搬到了法國東部特拉福斯附近的一個小鎮隱居。據說,二戰中以征服者身份經過這裡時,他就喜歡上這個風景優美、居民友善的小鎮。

派普家庭生活還是可以的,夫妻和諧(都是鐵桿納粹,有共同信仰),一兒兩女都很優秀。

在法國,時間一長,身份最終還是被暴露了,派普作為仍然活著的納粹戰犯,一直受到來自各地的納粹受害者和左翼分子的憎恨騷擾。1976年7月的法國國慶日前夕,老年派普又一次接到了恐嚇。他淡定的把妻子送往別處。當晚,與不明身份的人進行了激烈的短暫交火,隨後,他的房屋被點燃,但派普始終不肯踏出房門半步。第二天,在房屋廢墟中發現了派普已經燒焦的屍體,手中緊握著一把槍。最終,死的倒還像條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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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軍事理論教師


二戰後期,德國法西斯敗局已定,納粹頭子希特勒在自己的寓所中自殺身亡。雖然希特勒死了,但是在他的納粹思想蠱惑下被嚴重洗腦的大批納粹分子卻不甘心失敗,依然在負隅頑抗。直到蘇聯紅軍徹底攻克國會大廈,將所有頑抗到底的納粹黨衛軍全部消滅。可惜有一部納粹分子在柏林被圍之前發覺情況不妙,通過各種方式逃離了德國。這些人後來怎麼樣了呢?

這批人後來大部分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或跑到了南美洲,雖然德國戰敗了,但是他們是堅定的納粹黨成員,他們堅信元首還在,有朝一日一定會東山再起。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信仰,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直到終老的那一刻,口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他們的元首。以下是這些被嚴重洗腦的納粹分子中的典型,他們代表了那一代狂熱、激進的德國年輕人。

弗裡茨·達爾格斯,1913年2月出生,1939年10月擔任黨衛軍“元首團”連長,對希特勒無比崇拜。1943年3月,成為希特勒的副官。1944年8月,成為黨衛軍精銳的“維京師”第五裝甲團團長。戰後,他變成了一名汽車推銷員,但是一直認為希特勒是他心中不可動搖的支柱。2009年10月去世,他曾表示,無論什麼情況下,對希特勒的忠心至死不渝。

恩斯特·巴克曼,1919年8月出生,帝國師王牌坦克駕駛員,從二戰初期的波蘭戰役開始,他幾乎參加了德國在東線的所有戰役,屢立戰功。二戰結束後,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長,成為了一名普通農民,卻時時不忘記元首的教誨,2009年7月去世。恩斯特·克拉格,黨衛軍第二突擊炮營營長,戰功顯赫。戰後他把自己關在家裡,寫出了《武裝黨衛軍師團中的偵察營》一書,以紀念自己戎馬一生的崢嶸歲月。

迪特·威斯利塞尼,1912年9月出生,1938年5月加入“元首團”,1939年11月加入“骷髏旗”部隊,曾經因為戰功獲得騎士鐵十字勳章,1985年在德國去世。卡爾·克羅伊茨,黨衛軍第二裝甲炮兵團團長,1909年9月出生,最早是加入了希特勒警衛旗隊,他是帝國師的最後一任師長,1997年7月在家中去世。漢斯·西格爾,1918年7月出生,希特勒青年師下轄的第12裝甲團8連連長。戰後,他為了撰寫青年師的回憶錄,花了大量時間重返戰場尋找資料,2002年4月在德國家中去世。

以上所述僅為二戰後納粹分子中的一些典型人物,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德軍人數眾多的中下級軍官。這些人有著無比堅定的信仰,從來沒有意識到納粹思想的錯誤性和嚴重性。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接受審判,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從而也就把堅定的納粹反人類思想帶回了家鄉。所以直到今天,德國都必須依靠嚴格的法律來禁止任何形式的納粹思想宣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當年這批被嚴重洗腦的納粹分子的存在。


動如脫韁兔


希特勒作為納粹德國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二戰德國法西斯的失敗已成定局時,在德國總理府地下室自殺身亡。


他雖然死去,擁護他的納粹分子依舊存在。二戰中那些被嚴重洗腦的納粹分子,存活下來的大部分都是逃離德國的。

蘇聯紅軍攻克國會大廈一事,幾乎全部納粹黨衛軍被消滅。而有一部分納粹分子在柏林被圍之前逃離德國,回到自己家鄉或者南美洲等地。

二戰中德國戰敗,希特勒自殺,但納粹分子依舊不死心,堅信終有一天,納粹黨會重振旗鼓,東山再起。

他們有的人通過寫書紀念自己作為納粹分子的光輝一生;有的人為重返戰場而蒐集大量資料;有的人則撰寫回憶錄供後人閱讀……

這些納粹分子的一生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擁護納粹黨。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納粹分子時所犯下的錯誤,也沒有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憑藉信念在這條路上堅定不移。

這些被嚴重洗腦的納粹分子中極少一部分在審判中死去。

例如納粹德國空軍元帥—赫爾曼·威廉·戈林,曾為希特勒最理想的接班人,在審判中處以死刑。

但他在執行死刑前服用事先藏在牙齒中的毒藥死去,可見哪怕臨死,納粹分子依舊不願面對自己錯誤的行為。

思想能被改變的納粹分子更是極少極少,存在的事例並不多見。


史之策


"忠誠"納粹且罪惡嚴重的的跑外(被通緝的也很多),跑不了的"官員"效忠領袖而自殺的不少;留在西德罪大惡極者,經過公正審判受到懲處,其它的迴歸社會,也不論他再否忠於納粹思想,縱然其仍無限忠誠於"領袖",只是只給了他自己的自由而不再有宣揚、效忠納粹的舞臺,他個人該幹嗎幹嗎,也給予他們自己的生存、言論、工作和自由空間;而留在東德的及其大家庭國家的,有血債的,基本被"鎮壓"報仇,其它的全部投入監獄改造,改造不"好"的,也許被幹掉或被奴役贖罪了。具體是不是這樣,也沒有看到全面資料,但從有限的瞭解,結合他們所處的社會制度、社會環境推斷,大概是這種結局吧!


古今大同


除了被審判的,要麼被民主洗腦,要麼逃離到其他國家。很多納粹跑到了阿根廷,還有西班牙,中東。去西班牙因為西班牙也有法西斯傾向。去阿根廷因為阿根廷親德,德國後裔比較多。去中東則是技術移民。

後來美國為了和蘇聯爭霸,對納粹也就沒那麼上心,反而吸納其中的科學家。所以,納粹基本上是審判了,老死了。反正思想被全社會打壓,翻不起什麼浪花。


歷史臆想愛好者劉宇


就此問題答案已經很明確了,所以沒有回答的興趣!

但展開來我想說說,作為個人應給有文明的頭腦、獨立的人格、堅毅的精神。作為社會應該給人們自由學習的機會、表達思想的途徑、保持獨特的空間。似乎我在表述的是無政府思想,其實不是!我想表述的是無論個人或團隊、社會組織及要有包容性又應該有堅持,如何同意這兩個矛盾呢?那就是統一的目標――利益、事業、信仰……目標越高包容性和堅持性越強,他們得合體稱之為堅韌,向著光明百折不回生生不息!或許他自身也發著光和熱,在寒冷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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