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許多“大名鼎鼎”的地名，都取自民間傳說，半真半假，亦真亦幻。卻一樣可以記載一方歷史。就讓我們來探討一下，這些地名的“真”“神”“奇”。
四川資陽的安嶽縣，位於成都至重慶的古道上，古代稱作普州。上世紀80年代，四川省文物鑑定組來到安嶽縣八廟鄉,尋找流傳於百姓口中的神秘的“臥佛溝”。相傳在這偏僻的山溝裡，藏著一座唐開元年間建造的臥佛院。可溝中哪有半點佛剎的影子？
八百多米長的山溝，草木茂盛，林木遮天蔽日。可是，當文物組的專家撥開山溝北壁上的雜草時，一尊長達23米的臥佛露出真容。佛像靜靜躺臥著，曲眉豐頤，雍容慈祥，既巨大又與眾不同。臥佛也稱“釋迦牟尼涅槃像”,大多遵循佛經記載，面向右方，而此處卻因地制宜，使佛像面左而臥，十分特立獨行。
在佛像下方,還圍繞著大小不等的82個石刻龕窟，造像計有1000多尊，眾佛拱衛著釋迦像。原來真有“臥佛院”！而且在持續不斷的搜尋下，雙側崖壁上又現出16座經洞，洞中三面刻有經文，有的是後世經典，有的是稀世絕版，共達40餘萬字。就這樣，一個傳說的地名，揭開了一個大大的唐朝“佛”世界。
不過，由地名去尋找古蹟，去印證傳說的真與偽，安嶽“臥佛溝”其實並不是先河。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第一個朝代是夏朝，關於夏的開國君王——大禹的傳說家喻戶曉。考古學者尋找夏朝的努力，在上世紀中期得到重要的機遇，這也是地名的貢獻。
1959年4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梳理先秦史料，對七十多條關於地名的記載進行比較,以探尋“夏墟”的蹤跡，最終兩片區域吸引了徐老的視線：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登封、禹縣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帶。
《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紀年》都說禹居陽城，《孟子·萬章》也有“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的說法，所以“陽城”可算夏禹之都了。那麼，這個陽城在哪裡？史籍上總把它與“潁川（潁河）”聯繫在一起，而今登封縣東南的告成鎮即在潁水河畔。
歷史上，漢朝的陽城縣經歷魏、晉、南北朝、隋，直到唐代才更名為“告成縣”。恰恰，今天的告城鎮北門外百餘步,即有一座周公測景臺，附近採集的戰國陶器上有“陽城倉器”的字樣，如此看來，此城在戰國初年即被稱為“陽城”了。那麼，這裡會是夏都“陽城”嗎？
告成鎮的西部，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有片被當地人稱作“王城崗”的地方，這裡不僅發掘出了大量印著繩紋、方格紋的古樸陶片和遺蹟，分別屬於距今五千至七千年的仰韶文化，還發現了距今四千年多年,面積萬餘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古城，和傳說中的“夏時代”比較接近。
更有趣的是，此城又分為兩城，東城修築得早，但可能被五渡河西移而沖毀，住民又利用東城的西牆，作為西城的東牆另起新城。大禹治水的傳說我們耳熟能詳，這失而復建的古城，是不是就和那場著名的大洪水，存在某種聯繫？
“八百里秦川”西端的著名工業城市——寶雞，在歷史上的地位雖不及東鄰西安顯赫，但也頗為輝煌，是周、秦兩大王朝的初興之地、祖廟所在。只是與這一地名，總似缺了幾分古雅，少了幾分莊重。
其實，寶雞舊稱為“陳倉”，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秦國第八任國君秦文公為自己治下的諸侯國選都於陳倉,準確地址即在如今的寶雞市眉縣一帶。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當時陳倉發生了一件奇事——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史記·封禪書》則描述得更詳細：文公得到了一塊似石頭的東西，在陳倉山北坡的城邑中祭祀。它的神靈有時經歲不至，有時一年之中數次降臨，而且降臨常在夜晚，有光輝似流星，從東南方來，彙集在祠城中，像雄雞一樣鳴叫有聲，引得野雞紛紛夜啼。這個東西，名為“陳寶”。
這件事聽起來神奇，但解讀起來並不難。據現代學者研究，這很可能是一塊隨著流星或彗星降落地面的隕石。只是,先秦時期，人們敬天禮神，在他們眼中，天降之物幾乎就是天道的使者。
不過，這樣一個被納入史冊的事件，後來卻被成書於西晉年間的《太康地紀》演繹成了魔幻版。書中說：秦國早年間，有人抓到了一頭像豬又不是豬，沒人認得出的野獸，遂當作寶貝向國君進獻。進獻途中遇到兩個小童，向路人指認說，這頭看起來像豬的野獸，其實是一種名叫“媦”的妖怪，應當殺死。
“媦（音wèi讀衛）”為保命,也向路人揭發，這兩個小童是比自己更罕見的寶物“陳寶”，如果得到，可以奠定霸業。路人聞言，丟下“媦”去追趕小童，果然兩個小童都化成了雉雞飛走，其中雌的那隻飛上陳倉北阪，變成了石頭。秦國國君得知後，下令建一座祠廟，專門來侍奉這塊神石。
這則記載篇幅雖短，情節卻頗為曲折，更難得的是得雌雞可稱霸諸侯的預言，與秦國後來不斷興旺發達，最終稱霸諸侯一統天下的偉業相映成輝，因而廣為流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該地還叫陳倉。那麼，“寶雞”究竟是如何而來呢？
時光流轉，轉眼千年。公元755年（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叛，兵臨長安城下。唐玄宗取道陳倉南下四川避難,太子李亨北上靈武稱帝，史稱唐肅宗。次年，李亨在統率唐、回紇聯軍收復長安的途中，友軍部隊駐軍陳倉，他突然下令將陳倉縣改為“鳳翔縣”，取意“鳳凰鳴矣，於彼高岡”。顯然，這位患難中即位的大唐天子，是想以吉祥的地名來祝願自己一飛沖天，君臨天下。
不過，李亨很快得知，他自己的駐軍地——天興縣，古稱雍城，才是歷代傳說中的鳳翔之地。認真的唐肅宗決定糾正這個錯誤。他了解了陳倉的歷史，尤其對《太康地紀》記載的傳說產生了興趣。僅僅3天后，便決定將陳倉改名為寶雞。
地名取於傳說，除了為祈求“祥瑞”，也會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這個例子，就是湖北省孝感市。
關於孝感，當地大量的地方文史資料和文化宣傳，都提到董永賣身葬父的典故。按光緒八年（1882年）版《孝感縣誌》之《孝子傳》的記載，董永本是青州千乘（今山東博興）人，早年喪母，在漢末靈帝時期因黃巾起義，生計無著，不得不帶著年邁的父親背井離鄉外出逃荒。
父子二人流落到孝感一帶時,發現此地水土清曠、人情和美，於是定居於此。不久董永的父親不幸染病過世，一貧如洗的董永無錢為父親操辦喪事，但又不忍父親不得安葬，無奈之下，只得賣身給當地富戶裴氏為奴，用賣身錢來安葬父親。
這便是著名的“董永葬父”的故事，後被元人郭居敬編入“二十四孝”。而董永定居的這片土地，也自此更名為“孝感”，取“孝心感動天地神靈”之意，既為紀念董永，也為表彰孝子，勸勉後人行善。
那麼，董永是如何“孝能感天”的呢？民間傳說：董永的這份孝心不僅令世人感動，還上達於天，讓天帝的小女兒也為之動容，化身美麗民女，與董永婚配。
這一富於浪漫情調和田園理想的佳話，十分契合農耕時代大眾的心理需求，於是，傳說飛快地傳播開來，“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變得家喻戶曉，“孝感”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以至於人們完全忽略了這個地名誕生的真正歷史。
其實，“孝感”之名的由來，並非僅僅來源於對董永孝行的讚美，而是與發生在南朝時期的一場權力鬥爭有關。南朝宋孝武帝劉駿（454—464年在位），本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的第三子，雖然從小聰穎機敏，但並不為父親喜愛，自幼被立為武王，封於距離國都千里之外的西陽（今湖北黃岡東南），長大後又長年在外征戰，與太子之位更是無緣。
元嘉三十年（453年）,劉劭（宋文帝長子）弒父篡位，素得軍心的劉駿遂與荊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和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討伐劉劭，最終在江寧（今南京市）得大將軍、江夏王劉義恭之助，成功擊敗劉劭，登上皇帝寶座，成為南朝劉宋的第五位皇帝。
然而，他這個皇帝始終有些理虧。按照古代的皇位繼承製度，“立嫡以長”才是第一原則，被劉駿誅殺的劉劭，雖然有錯，畢竟是嫡長子。所以，民間很快就有了各種“風言風語”，劉駿的心中不免泛起了陰影。
於是，劉駿稱帝即位後,很快開始在“孝”字上大作文章，既彰顯劉劭的“忤逆”，又表明自己師出有名、眾望所歸：他以“孝建”作為自己登基後的第一個年號，不斷表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還讓自己的28個兒子一律起帶有“孝”字的名字。
最後，劉駿更在自己的舊日封地新設立一縣，取名“孝昌”。孝昌縣即如今的孝感一帶。五代時，因後唐莊宗李存勖為避祖父拿國昌之諱，更名為“孝感”。
閱讀更多 歷史文話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