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軍事題材影視劇艱辛摸索、碩果累累，回望其足印便可發現，每每在關鍵的時間拐點之上，軍事題材影視劇往往一馬當先，雄踞風口，從而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脈絡大體合拍，詮釋和呼應著偉大的時代變革。
在價值引領上，軍事影視劇尤其是戰爭片作為一種對歷史的正面書寫，通過生動的銀幕形象與富有意味的敘述表達，重現波瀾壯闊的戰爭圖景，力圖在整合中國文化的精神架構、傳遞中國電影文化核心價值觀方面，為目前的電影發展提供了一些思路和空間。
在藝術探索上，軍事影視劇既有對重大歷史事件史詩化的銀幕書寫，又有一批以人物情感命運為鏡，折射和再現人性主題與個體意識迴歸之作，以及一批反映現實事件和在類型片領域創造票房佳績並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
總的來說，一方面，軍事影視劇以其特有的題材優勢，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面對時代，叩問自身，發出黃鐘大呂般的金石之音，完成了不同時期對英雄的聆聽和禮讚；另一方面，它又以智慧的火光和深厚的功力，開拓著影視語言、銀幕（熒屏）表達，完成了一次次審美創作的體驗。
類型探索和英雄傳奇
環視世界，無論是一種經典範式，一次文化浪潮甚至一場思想革命，其根源多出自文藝作品，常常由一部影響廣泛的類型電影中發軔。作為世界第一文化強國，美國深諳此道，好萊塢多年來浸淫於類型電影鑽研，不停地炮製出一個個美國英雄，向世界源源不斷輸送美式價值觀。毫不誇張地說，在影視領域，類型電影的多元與否，既真實地折射出一個國家的文化基因，又深刻地檢視著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
1974年，我國文藝整體一派凋零之際，影片《閃閃的紅星》彷彿曙光初現，以舉重若輕的審美姿態，選取了兒童的視角去抒寫革命歷史中的詩情畫意。
此後，伴隨著改革的腳步和思想的解放，類型化的軍事題材故事片呈現出了不同向度上的勇敢探索。《歸心似箭》《小花》《黃土地》《一個和八個》《紅高粱》等不僅在電影語言等方面為中國戰爭電影在藝術上實現了很大的飛躍和創新，客觀上也幫助中國第五代導演實現了由青澀邁向成熟的過渡；《晚鐘》《南京大屠殺》《紅櫻桃》等作品呈現的深沉反思和血淚控訴，則表現出戰爭電影應該承載的深度和重量。
人們記得《晚鐘》中絲縷不絕的聲聲晚鐘，《歸心似箭》裡玉貞的勤勞和質樸，《黃土地》中翠巧行走在黃河岸邊，誓要參加八路軍的倔強與決絕，或許，更記得《紅高粱》中餘司令粗獷高歌“喝了咱的酒”……它們如此鮮活和靈動！這些為民族精神吶喊招魂的影片，曾經讓一代中國電影人為之振臂歡呼，曾經讓西方世界為之瞠目結舌，曾經讓觀眾們覺得電影強國的夢想並不遙遠。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電影產業化浪潮來勢之猛、速度之快在之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未曾有過。以美國大片為表徵的西方影視文化強勢來襲，中國電影所經歷的諸多變化帶給戰爭電影的啟示、衝擊和挑戰也愈加昭晰和嚴峻。
世紀之初，影片《紫日》拉開了戰爭類型片的序幕，該片畫面如詩如畫，對白精到，劇情不緊不慢、恰到好處。愛情片《雲水謠》製作用心、畫面唯美、注重地域文化的展現，表達了海峽兩岸無法割捨的鏈接和情感共生性，符合東方觀眾含蓄剋制的審美傳統。
《集結號》從某種角度說，它不啻一部傑作：首先，語言極為流暢、煙火效果一流、表演酷勁十足，傳統的英雄敘事自此改頭換面，煥發了青春活力。其次，戰鬥細節充滿了懸念和張力，讓觀眾有帶入感和窒息感。再次，個人主義的意蘊使得這部戰爭片撐破了“主旋律”敘事的森嚴壁壘。從另一角度說，《集結號》以一種幾乎跳脫和叛逆的視角，質疑進而瓦解了概念化的敘事倫理，反映出一批造詣精深的電影家內心的審美追求。
《智取威虎山》公映之後迅速成為現象級影片，在文本上，影片既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又做了創新性的改編，很好地傳遞了經典的溫度；在場面調度上，不僅有《新龍門客棧》式的武俠語言，也有對黑澤明《七武士》等經典的精到借鑑；在人物設置上，主人公楊子榮粗獷練達、亦正亦邪，展示得多而告訴得少，顯得格外酣暢淋漓；在敘事策略上，通過當下與歷史的時空呼應，拉近了觀眾的審美距離，表現出對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價值取向的呼喚和共鳴。
《金陵十三釵》《一九四二》均展現出了第五和第六代導演的成熟功力，視野極佳的場面調度能力和鏡頭語言掌控作品風格質地的能力。此外，作品都是以底層視野持續關注勞苦大眾的生存現狀與困境，在酷烈的生存境遇中，以肉體與精神雙重掙扎，將碎片化、模糊化和標籤化的人群具體化、個體化和性格化，體現了創作者的人文情懷與自我意識，呈現出創傷和批判，反映出作者在憑弔中強烈的情緒體驗、甚至深深的憤懣。但是，這兩部影片均為爭議之作。此外還有《南京！南京！》雖顯示出高超的製作水平和國產影片中不多見的視聽水準，但它竟以寬容到沒有任何立場的文化心理去解釋侵略者的獸行，以冷靜的歷史眼光去追憶民族的劇痛，而難以見容絕大部分觀眾。
《羅曼蒂克消亡史》顯示出導演對於電影語言的高超駕馭與對電影藝術本體的深刻理解。然而，該片拍攝製作的難度技巧與創作者思想的蕪雜斑駁恰成正比，含混而費解的主題亦使其口碑兩極分化。因此可以推斷，關於該片的話題和爭議還將持續發酵，且不論成敗，暫不辨優劣，種種現象表明：第一，中國導演在作品本身上有超越商業語境的雄心和預期；第二，部分市場或許先於體制機制包容“另類”。
在此領域，還產生了《血性山谷》《我的格桑梅朵》《嘎達梅林》《棲霞寺1937》《對岸的戰爭》《黃石的孩子》《馬石山十勇士》《天安門》《拉貝日記》《十月圍城》《沂蒙六姐妹》《神勇投彈手》《我的戰爭》，諜戰片《風聲》《聽風者》《明月幾時有》，喜劇片《舉起手來》《鬥牛》《黃金大劫案》《廚子·戲子·痞子》等一批藝術水準較高的作品。
反觀這一時期，抗戰題材電視劇的勃興，《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我的兄弟叫順溜》《風箏》等劇均收穫了不錯的口碑。
其中，《亮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成功體現在文化意義上，“亮劍”不僅是舊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絕境中奮發驚醒的民族血性，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能夠以弱擊強、扭轉乾坤的軍魂所在，更是對改革浪潮中某些功利主義和頹靡之風的強力反彈。它有意無意間勾連了歷史和當下，在英雄主義的藝術表達上進行了勇敢飛躍，極大傳遞和弘揚了民族正能量。
然而，一些“個案”成功之後，跟風之作一擁而上，將某種令人驚喜的傾向和獨特的個性急速演繹為一輪世俗化快餐和同質化夢魘。只學其表，不得要領。於是一些抗戰劇中為求收視率，出現了史料失真、改編僵硬和輕浮戲說的尷尬，甚至出現了“手撕鬼子”的荒唐。
可以預見，在經歷了諸多類型影視作品的反覆沖刷洗禮後，觀眾必將很快轉向更為深層次的精神需求。由此，必將倒逼市場和影視工作者將類型化敘事推向深邃和多元。
革命歷史和偉人造像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一直是中國軍事電影的標籤，即正面強攻革命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自改革開放伊始出現的影片《大河奔流》到80年代的《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巍巍崑崙》《血戰臺兒莊》，90年代《大決戰》系列，到新世紀前後的《大轉折》《大進軍》呈集團式衝鋒，對於普及黨史軍史、振奮民族精神均起到了正面作用，它們以鮮明的中國印記，貫注一種中國軍魂和民族氣魄，體現出鮮明的主流意識。
其中《大決戰》是中國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下，該片調動了13個省市、5大軍區和各軍兵種，近百萬群眾和部隊指戰員參與拍攝影片。一部史詩，僅滿足於在銀幕前叩擊觀眾的視聽是不夠的，它還要以大河奔湧式的氣度轟擊人們的情感，引發觀影后無盡的想象和追問，給人以享受和啟迪。這就是思想的力量。不僅源自情懷，更來自責任。這種探索，一方面出於向國外《解放》《最長的一天》等巨片做出回應的不懈追求，更重要的在於此時敵我力量對比產生了根本性逆轉，戰爭形態也由游擊戰、運動戰轉向了正面對抗。而唯有史詩，才能展現決戰。3部6集的《大決戰》等影片做到了，它們通過多層次、多領域的情節和人物群像，詮釋和演繹了“人民戰爭”的磅礴氣勢和“人間正道是滄桑”的真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最終走向勝利交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
新世紀以降，《太行山上》等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將決定中國前途與命運並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戰爭、戰役和歷史事件藝術地搬上了銀幕。《八月一日》表現了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波瀾詭譎、千鈞一髮的革命形勢中最終選擇以武裝鬥爭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其壯闊的進軍場景、廝殺慘烈的巷戰場面有所推進。《太行山上》顯示了主旋律影片較以往同類題材電影中所相對弱於展現的宏大視野及企圖。《我的長征》展現了一個普通農村少年成長為英雄的心路軌跡。《百團大戰》以悲愴的影像風格、細膩的英雄造像，呈現出了一幅氣勢雄渾的戰爭畫卷。
從《萬水千山》到《勇士》，軍事動作片以分秒必爭的急迫感，將挑戰人類極限的戰鬥展現在雲貴川那如詩如畫、令人心曠神怡的壯美景觀中，給人造成極強的視覺衝擊和審美浸染。從《長征》《驚沙》到《血戰湘江》，戰爭片敢於直面“左”傾錯誤思想導致的迷霧與黑暗，敢於表現長期受到打壓和被邊緣化的毛澤東：形容憔悴、焦慮，但對錯誤始終不妥協退讓，偉人風範皆由此具象進而昇華。對於人物群像，也不甘於蜻蜓點水式的掃描，而是通過具體的細節，力求還原真實人性的深度與複雜。
上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記錄過中華民族的心靈激盪，也表現過中國軍人的無畏衝鋒；它曾為壓抑著的劇痛而沉吟，也曾伴著正義的抗爭而怒吼；它曾呈現過今人難以想見的艱苦卓絕，也昭示出前人難以預期的大國崛起。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軍事電影逐漸走向史詩性審美的嬗變，體現出創作者對革命歷史主題的提煉與探索。由此，以大事件、大人物為經緯，幾乎不間斷地大板塊對接，完整清晰地呈現了自20世紀初葉到新中國成立期間半個世紀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史，為影視劇貢獻了開闊遼遠的歷史觀照，以及承接有序的創作路徑。
直面當下的軍人情懷
回顧40年來的中國影視劇創作，成就最突出的在現實主義創作。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影片《牧馬人》《芙蓉鎮》到近期大賣的《我不是藥神》，充分顯示出現實主義作品的巨大力量和現實主義創作的生命力。
20世紀80年代，影片《高山下的花環》表現了南線邊境作戰中的基層官兵，以一種身在現場的勇氣與直面鮮血的擔當，鼓舞和謳歌著共和國的挫折與崛起，尤為難得的是，該片將軍功章的悲涼與無奈作為主要戲劇衝突加以展現，增強了影片的現實主義力量，與廣大官兵同呼吸共命運，激勵了一個時代的青年保衛和建設祖國的熱情和決心。
改革開放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我國周邊環境相對和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疑對人民軍隊的職能使命產生影響，但到了面對人力不可預知和控制的自然、疾病災害發生之時，尤其是諸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5·12”地震等災害給人民群眾帶來生命財產巨大威脅時，人民軍隊的價值和意義便格外凸顯。軍旅創作者往往及時、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轉變，推出《驚濤駭浪》《驚天動地》等影片。《驚濤駭浪》以1998年全國性特大洪澇災害為故事背景，賦予了劇中人物以各自不同的時代特徵和情感糾葛，親情、愛情、友情與光榮、尊嚴、民族情感在洪峰到來時集體爆發。《驚天動地》地震場面大量運用電影科技合成鏡頭，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同時通過正面描繪，展現了新時代青年軍人的豐富情感和捨己為人的大無畏精神。《飛天》將視野投向高端軍事科技，想象了未來時空，印證了新中國作為航天大國崛起於世界之林的決心和能力。《中國藍盔》則講述了中國軍人為維護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奉獻和犧牲。
從《彈道無痕》《雷場相思樹》到《離開雷鋒的日子》《我的左手》等影片，更確切地應稱之為“軍旅電影”，前者展現了和平時期永不變色的軍人風骨，後者則一方面繼承了傳統軍人的道德情操，一方面也真實呈現出新時期軍人的無奈與失重感，甚至無仗可打的和平之“癢”。然而，正如《離開雷鋒的日子》中的喬安山，他所代表的赤子之心和助人為樂的情懷，在市場經濟的滾滾大潮中無比珍貴而暖心，超越時代而上，慰藉著人們的心靈。
2007年年中，電視劇《士兵突擊》成為現象級作品，其原因首先來自於前半部分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編劇借用下基層代職鍛鍊時的真實經歷，產生了一種親切而穩定的表現力；其次，該劇以反智主義內核，給了奮鬥且迷茫的一代中國青年觀眾以情感按摩和精神激勵。基於上述兩點，該劇超越了軍旅劇的一般意義，在大量綿軟無力和一味陷入陌生化體驗的影視作品中脫穎而出，在觀眾尤其是深受互聯網影響的中國青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許三多在他們身處轉型時期的現代化社會、遭遇種種困境和挑戰時，成為一個標誌性的精神符號，提供著借鑑和參考，並引發了至今猶存的喝彩和思考。
軍事動作片《中國霸王花》《槍手》《衝出亞馬遜》《戰狼》《戰狼Ⅱ》《紅海行動》等圍繞軍人的心靈成長展開，敘事節奏明快，視覺衝擊強烈，許多段落既酷且“燃”，視覺衝擊力強，扣人心絃的格鬥場景、近乎剽悍的武器展示和交火場面令人熱血沸騰。影片還充分體現出當代青年軍人的血性和情懷，人物設置上清楚看出主創對中國軍事電影的勇敢超越。
儘管從《戰狼Ⅱ》《紅海行動》等影片中，可以發現邏輯和結構上的缺憾，卻並未影響它們取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就。兩部影片的核心，即愛國主義情操和捨我其誰的犧牲精神深深地激發出受眾的愛國主義情結，這充分證明，在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對精神的需求日益增長，折射出對祖國強盛的熱烈期盼。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軍事電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作品既服務於當下，亦體現當下人群的動態與思考，因此，作品往往誠實地折射出作者是否深思熟慮，和表現對象之間是否水乳交融、同頻共振。
光陰荏苒，40年大浪淘沙，40年風雨兼程，在全球娛樂化的焦慮和浮躁語境下，中國軍事影視回望輝煌歷史，面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面對軍事變革和強軍興軍的偉大征程有理由豪情滿懷。但是，在整合軍事文化的精神架構、傳遞中國電影核心價值觀方面，軍事電影可謂任重道遠。
如所周知，在新軍事變革浪潮的巨大推動下，人民軍隊擁有了以往任何時期不可比擬的強大力量和科技含量。然而，軍事影視對這些振奮人心的事件和日新月異的動態關注不夠，對官兵的思想動態、現實關切回應不夠。
在此情形下，無論是宏大敘事的長篇史詩，還是觀照個體命運的人物傳記，創作者都不應以開拓路徑或打破窠臼為理由，走向庸俗化或私語化的敘事。而要強化現實主義自覺，牢牢抓緊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主流、痛點、難點。以現實主義精神觀照革命歷史，闡釋革命歷史，解決當下問題，堅定改革意志；以快速捕捉的敏銳眼光乘勢而上，及時發聲，對人民軍隊正面造像。從現實中挖掘那些敢於擔當的強軍智慧、“壯士斷腕”的英雄氣概、不忘初心的理想信念，創作出有戰鬥力、向心力、感染力的軍事電影作品，朝著更加雄渾高遠的改革高峰繼續進發。
《軍營文化天地》雜誌·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閱讀更多 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