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杨成武，1929年参加革命，图为红军长征时的杨成武。
灌阳新圩的烈士纪念碑。
▼酒海井里埋着多少忠魂。 雷册渊 吴越 摄
如果说长征是飞扬在中华大地上的红飘带，那么湘江战役便是这缕红飘带上的一个沉重的结。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接连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30万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挺过了这场生死存亡之战后，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种得以保留延续，“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宣告破产，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历史先声开始奏响。
☆历史篇
《杨成武回忆录》——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不下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五团阵地施加压力。
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严重，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战士的不勇敢，有的小山头是我们的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落到敌人手里的。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
伤亡在增多，一个个的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五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
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四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
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觉山。我们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情况：
红星纵队（即我中央纵队），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
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卫党中央，谁都没有怨言和胆怯。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从公路上压过来的猛烈攻势。一营在公路左边，二营在公路右边，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
我本来在路右边指挥，但见一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这样我就从公路右侧横越公路，不料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这时，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我，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
这时，敌人离我很近，一窝蜂似的向我拥来。他们疯狂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
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
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拼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拢。
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
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
看着战友们为了抢救我，连续流血牺牲，心里非常难过，我一边挥着手，叫黄霖同志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爬。
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
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溅起一团尘埃。
但他毫不犹豫，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向外拖着。当他把我拖出公路时，他已两眼血红。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萧锋日记——
1934年12月4日 晴
晨，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拼死防守。林政委亲自带领全团指战员向老萧家、彭家山高地一带的敌人发起反击，打垮敌人一个师，俘敌三百多人，并将防守阵地向前推进了八里。
午，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的几个师，忽然从我团左右翼迂回包围过来，全团陷于重围。团首长决定：任务已完成，收拢部队向西突围。
我们向各连下了命令，齐向吴奇伟纵队冲杀过去。刺刀对刺刀，白刃格斗两个多小时，杀死敌人数百名，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
我们转行不到半里，不少敌人又从几面围上来了，两个敌人一起向我刺来，被我来个防左刺，“杀”！一个家伙随声倒地；我又一个防右刺，“杀”！另一个家伙也上了西天。林政委高呼，同志们，跟我冲啊！我们跟着林政委向西杀去。没走多远，敌人又围了上来。我同三营九连胡崔华同志一起，看到敌人就杀，遇到白匪就刺，刺刀弯了，又拣起二连谢连长的遗枪，继续冲杀。四个白匪向我围来，我前后两下，刺死两个，剩下两个，急忙逃窜，我追上去用枪托打倒一个，另一个企图反扑，我躲在一棵树后，敌扑了个空，我乘机从敌后背捅一刀。正在激战中，忽听林政委高喊，同志们，枪声就是命令，冲出去，向师部靠拢。大家也高喊：为革命，杀呀！吓得敌人晕头转向，急忙躲闪。有个瘦猴样的敌人向我扑来，他一枪刺在一棵小树上，我立即跳到另一棵树背后，一个突刺，“杀”！送他见了阎王。
我部在小松树林内与敌穿插冲杀，刺死刺伤敌几百人，自己伤亡也很大。我们边战边往西冲，又走出数里地。这时，西山下敌人似潮水般地涌上来。我大声高呼：为了革命，杀呀！我们同敌展开了拼死搏斗。我又接连刺倒几个敌人，也差点被敌人刺上。直到午后二时，在红二团援助下，才摆脱了敌人十几道重围，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疾奔十余里，甩开了敌人。
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央直属纵队的安危，到了北山红二团阵地上，听到师聂鹤庭参谋长讲，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和中直纵队已安全渡湘江，中央机关和一军团大部都转移到青山嘴以西山沟。这时，我们才松了口气。
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萧元礼、蔡教生、郭庭柱等同志还活着。他们也抱头痛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不过，总算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现实篇
当我们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心里有些疑惑。
“90后”的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阻击战场上的战士们为什么还要死死坚守？前方就是湘江，渡江意味着安全，负责后卫的部队明知生死难 为什么还要折返？昔日的亲密战友相继在身边倒下，年纪跟我们一般大，甚至比我们还小的“娃娃兵们”，难道他们不会害怕、没有想过退缩？
一路上，我们问采访对象，也问我们自己，究竟是为什么？
出乎意料，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信仰”。在这个时代里，那么多人同时向我们谈论着“信仰”，这实在令人触动。
我们看到，兴安狮子山上的湘江战役纪念馆迎来送往，将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永久铭记；全州层层叠叠的大山深处，绿莹莹的湘江水向着苍茫的远方蜿蜒而去，凤凰嘴渡口人来人往，静谧安然；被袁隆平誉为“广西超级稻高产第一县”的灌阳，早已实现了超级稻单产1000公斤的目标，连续7年亩产居首……终于明白，当年我们的同龄人们——那些前赴后继的红军战士，他们信仰的是什么。
——本报见习记者 吴越 雷册渊
没想到，指挥所就在前线一公里外
2016年9月8日 阵雨
汽车沿着公路行驶，到了一片地势两边高中间低的地方，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这里便是当年新圩阻击战战场。下车，我们左看右看，眼前却只有农田和青山。
早些年，附近村民在田间地头还能发现一些子弹和手榴弹，但随着见证者的老去和逝去，战争遗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红军战斗过的山头如今种满了绿树，远处雾气缭绕飞鸟低鸣，早已听不见密集的枪声和拼杀时的呼喊声。
谁能想到，八十多年前，红军在这里与人数两倍于他们的敌人苦战三天两夜，用牺牲近4000人的代价，保证了红军渡江通道的左翼安全，完成了坚守中央纵队渡江“生命线”的艰巨任务。
本以为指挥所会设在较为隐蔽的位置。但我们很惊讶，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的指挥所就在前线一公里外的路边，一旦走出来，马上就会暴露在敌机的视线中。在这里指挥，是危险，也是一个师长与战士们共进退的决心。
无法想象，战火中，李天佑在这间普通民居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只知道，在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他依旧坚守着军团指挥部的命令，带领战士们誓守着“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的诺言。
如今，指挥所外，一座李天佑与警卫员一同凝望着前方的铜像，继续守候着这条公路。
雨声中，我们坐在指挥所旁边的屋檐下，听灌阳县原党史县志办主任李彩如讲述他多年来走访30多个村庄搜集红军事迹的经历。
一个祖孙三代保红旗的故事让我们动容。
那时候，敌军搜查得严，受伤掉队的红军唯有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才能逃过一劫。在红旗乡枫树脚村，村民黄和林一家冒着危险帮助了一位红军。伤养好后，红军战士要去找部队，临走前，他留下了一面红旗，对黄和林说：“我们会胜利的，到时候我来取。”
这句话，黄和林一家始终记着。他们把红旗包好存放在小木箱里，等待着红军回来的那一天。一年年过去，红军没有回来，黄和林去世前把红旗托付给了儿子，多年后又传到了第三代手上。对这个家庭来说，这面红旗就是“传家宝”，抗日战争时，他们甚至带着红旗在岩洞里藏了好几天。
起初我们想不通，一位无名红军留下的普通红旗，缘何对他们如此重要？在听到更多的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故事后，我们渐渐明白，这些“轻如鸿毛”的信物在百姓心中“重千钧”，因为它们承载着百姓对这支军队的信任和期望。
2016年9月9日 中雨
“酒海井”承载着永远的伤痛
雨一直下，沥青路面的颜色更深了，我们在车上默默想象，历史记载中那口让人不寒而栗的“酒海井”到底是什么模样？
沿着公路边的小道向下走，绿树掩映下竖立着一块纪念碑，碑前就是酒海井。井口不大，杂乱地覆着一些枝丫。若不知道当年的惨剧，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口普通的井，但这里承载着的伤痛却让人的视线无法挪开。
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红军匆忙撤离，躺在新圩和睦村红军战地医院里的重伤员们被俘虏。凶残的敌军伙同当地土豪劣绅用麻绳捆绑住伤员，把他们抬到那口连通地下河、深不见底的酒海井旁，一个个投入井中。“扑通，扑通！”那一晚，落水声响了一百多下。
村民说，前些年抽过一次酒海井里的水，打捞上来了一些尸骨，但还有更多红军战士的遗骨泡在冰冷的地下河中，不知流向了何方。
按下快门的手有些颤抖。凄风冷雨，天色似乎更加灰暗了。
2016年9月10日 阴
血染的凤凰嘴渡口
一早我们乘坐大巴车，来到湘江战役中另一个重要地点——桂林市全州县。
红军当年渡江的4个渡江点中，除了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外，其余3个渡口均在全州境内。其中，以凤凰嘴渡口死伤最为惨重。
江水悠悠。如今的摆渡船靠着横跨两岸的钢丝绳和江水水流的推动，载着村民往返于东西两岸。登上渡船，即使只靠人力摆渡，到对岸也要不了4分钟。但是，1934年初冬，近万名红军战士却没能完成这一渡，永远地倒在了这湾浅浅的江滩。他们的鲜血将江水染成红色、灰色、深棕色。“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由此在桂北流传。
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修水利挖沟渠，挖到江堤，一锄头下去，挖起来的都不是土，而是红军的尸骨！这鲜活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渡船上遇见凤凰镇新屋场村62岁的村民唐建国。攀谈下来，他讲的一个故事令我们印象深刻：
“小时候听我叔爷爷讲，红军渡江后路过我们村子，又冷又饿，我叔爷爷正好在路边卖红薯。一个红军战士就向我叔爷爷买了一个红薯，给了他一个‘花边’（当时当地发行的货币，价值约等同于一个银元）。要知道，当时一个花边可是能买两担红薯的呀！这可高兴坏了我叔爷爷，他回到家里，逢人就说：‘红军买了我一个红薯，给了一个花边。多的他们都不拿，只要了一个，这下我可发财啦！’”
惨烈的湘江战役刚刚结束，红军九死一生、饥饿难耐，还不抢不拿，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受老百姓爱戴？
2016年9月11日 小雨
迎着细雨，我们走起了自己的“长征路”
一路上我们听了很多故事、看了不少陈列馆，但总觉得与那段历史之间还隔了些什么。
我们交流了一下感觉，决定——走！打开计步软件，标记行走路线，迎着漫天飘落的雨滴，我们走起了自己的“长征路”。
广西省全州县石塘至凤凰嘴渡口一段，全程15公里。82年前，红军在这条路上死伤惨重，鲜血成河。后来，附近老百姓就把这条公路叫做“死亡公路”。
82年过去了，石子铺就的泥土小道早已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车道白线与行道树之间的空档中。午后，路上的车很少，除了时不时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就是骑着摩托、电动车回家的村民，除了我们，没有人在路上走。
刚出发时，有些兴奋。尽管穿着雨衣打着伞，步子却迈得很大，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早上采访到的长征故事。一边走，一边望着两旁的田地和远处的青山，感觉很美。
最初的几公里走得很顺，计步软件中，我们行走的平均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好景不长。行到一半时，身上的背包变重了，步子也沉了起来。
看到前方的工厂门口有一块空地，顾不了别的，席地而坐。刚坐下没多久，心中想到：82年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些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小的红军战士们，已经急行军一个昼夜了。疲惫不堪的他们，也能这样坐下来休息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能。敌军在逼近，飞机在空中盘旋，兄弟部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捍卫渡江通道的畅通，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必须日夜兼程，渡过湘江。想到这里，我们立马从地上弹了起来，相互鼓劲，继续前进。
由于体力消耗，我们的交谈渐渐变少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人默契地不开口。村与村之间的路程走起来尤为漫长，频频打开手机地图，觉得指针跳得很慢，两旁的景色似乎也失去了魅力。我们不再抬头，只盯着脚下，只管向前走。
一路上，好几次经过村庄，看到奔跑的孩子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心里仿佛触到了一丝温暖。不知道，当红军战士们经过这里时，会不会思念起远方的家乡和亲人。
离渡口所在的和平村还有一公里的时候，终究还是沉不住气了。怕错过通向凤凰嘴的入口，我们一路向人打听，在知道入口就在几百米外的路牌处后，心中突然燃起了一把火，力气顿时又充满了全身，“冲啊！”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向那里奔跑。
进入和平村，穿过一片稻田与几座民居，终于，我们站在湘江边上，那座血染的渡口静静等候着我们。
2016年9月12日 晴
“过时”的标语让人反思
连日的阴雨和惨烈的故事让我们的心头蒙上阴霾，到达兴安，久违的阳光洒满大地。
午后，采访完见证红军渡江的老人后，我们来到千家寺红军标语楼。成功渡江后，红军在这里休整，为翻越老山界、进军贵州腹地做准备。
这座木质小楼沿街的二楼走廊墙上，分布着数十条用墨笔书写的标语。当地人告诉我们，若不是一场大火，这些标语可能永远不会“重见天日”。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楼起火，村民救火时泼上墙的水带下了剥落的墙皮，这些标语出现在了人们眼前。“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文字之外还有漫画，“打倒国民匪党”被组合成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疯狗形象。
读着这些字迹不一、歪歪斜斜的“非典型”标语，不禁想象，红军当年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在书写？
战事激烈，除了抗击敌人，做好宣传工作，让当地老百姓了解红军、信任红军甚至追随红军，他们也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标语中并没有高深的话语，他们只是把最朴素真切的话说出来，并且说明白。
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么直白的话语可能不大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但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华丽矫饰的话语，是否能像这些标语一样具有真实、直接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红军始终明白，百姓要的从来就不是漂亮话，而是实际行动。他们用鲜血和汗水实践着他们对百姓的承诺。
如今，小楼外再无炮火，老人拄着拐杖缓缓经过，小溪的粼粼波光给这个午后平添了一份诗意。当年的标语似乎已经“过时”，但我们知道，即使文字被风雨磨灭，那信仰却早已通过最简单的语言，走进了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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