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湘江 红色桂北——访湘江战役旧址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82年前湘江战役的惨烈，时至今日仍是桂北地区民间叙事的焦点。
这是红军长征路上伤亡最大的一场战役，亦是红军突破封锁线、粉碎国民党围歼企图的一次重大胜利。
湘江北去，红军西行，而长征精神在这里扎下了根。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广西兴安县城往北15公里，界首古街旁，一座名叫红军堂的砖瓦房。
“红军堂原名三官堂，因供奉天官、地官、水官得名，湘江战役时彭德怀曾在这里指挥红三军团作战。”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尹汤怀将记者领到堂前，“看，门口就是湘江！”
葱茏间一湾碧水蜿蜒而去，宽不过百米，深不见底，偶有村民手持长篙采拾浮萍。逆江而上数米，便是当年红军军委纵队架桥过江处。
“就是这条江，成为阻碍红军西进的天然屏障！”尹汤怀感慨道。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准备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由于辎重过多、行军缓慢，错过了渡江的有利时机，遭到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近3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
为保障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一、三军团在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三个阻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鏖战。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则在湘桂边界死死顶住湘军和中央军追击。
从紧邻渡口的界首古街，到一马平川的光华铺，再到丘陵环绕的新圩……82年后的今天，走在这片曾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当年连天的炮火和遍地的烽烟仿佛就在眼前。
杨柳井，新圩镇的一个小村落。“李天佑与警卫员”的塑像提示后人，这里就是新圩阻击战红五师指挥部。
按照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守三至四天”的命令，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率领2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共3900余人，与7个团共1.4万人的桂军在这里反复厮杀，伤亡惨重。
李天佑之子李亚滨告诉记者，当时敌人整营整连发起冲击，而红五师的战士们为了节省子弹，等敌人只有几十米远时才开火，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
战斗的紧迫和残酷，从两封电报中可见一斑。一封是危急关头，红一军团发给中革军委的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另一封是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发给全军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誓死保卫党中央”的信念支撑下，红军战士浴血奋战，最终以折损过半的代价渡过湘江。
“长征出发时1.1万人的红八军团，过江后仅剩1200人；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除个别人员突围外，几乎全部战死江东。可以说，湘江战役充分体现了红军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黄利明说。
“一水隔两村，红白两重天”
91岁的马有益老人在界首古街生活了近一个世纪。9岁那年，他就是在这条街上遇见渡江的红军。
马有益回忆说，最早到界首的红军有100多人，穿着便衣，都是外地口音。红军来买东西，一开始给钞票，看他们不认识就换成铜钱和光洋。为了给大部队搭建浮桥，红军找街坊借门板并标上记号，等走的时候又给装了回去。
华江瑶族乡高田村102岁的支义清老人，有着与马有益相似的经历。说起红军，这位鹤发银眉的老者格外激动。
“1934年，红军从界首和全州交界的地方过江，叫我帮忙做事。白天搭桥，晚上撑船，干了7天，给了7块光洋。”支义清记得，当时只有20岁的他在湘江边当船工，红军请他帮着砍树，在2条竹筏之间架上3根木头，再在木头上铺上门板，连成浮桥。
“红军睡在屋檐下，从不入户。每到一处还要打土豪，为老百姓做主。大家都觉得红军好，愿意为红军做事。”老人声音洪亮。
在桂北，虽然像马有益、支义清这样接触过红军的老人已不多见，但红军经过时体现出的严明纪律和良好作风，至今仍广为传颂。
“兴安地处湘桂走廊，来往部队多，只有红军秋毫无犯。”兴安县委党校副校长季艳萍举例说，有一个村，桂军驻扎后一片狼藉；隔水相望的邻村，红军走后，不仅整洁，连家畜都给喂好了，可谓“一水隔两村，红白两重天”。
据黄利明介绍，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总政治部先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以及示范性的《对苗瑶民的口号》，用纪律约束队伍。进入越城岭山区后，总政治部还作出了“屋内无人，不得入内借宿；不得与少数民族争井水、共厕所”等具体规定。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雨后的枫树脚村空气格外清新。公路两旁，连绵起伏的都庞岭山脉像两条绿色的长龙，安卧在云雾之下。
文昌佑与小伙伴在屋前玩耍。6岁的他并不清楚，脚下的草坪便是当年新圩阻击战的前沿阵地，但他知道，家里有一个与红军有关的故事。
66岁的李清鸾是文昌佑的奶奶。1979年初，她将一面印有五角星和党徽的红旗交到灌阳县武装部，丈夫一家四代保红旗的事迹由此揭晓。
李清鸾从丈夫的祖父那里得知，1934年11月底的一天夜里，一位腿部受伤的红军战士敲门，70多岁的曾祖父黄和林收留了他，还用草药给他疗伤。住了两天，红军战士执意要追赶部队，将随身携带的4件东西交给他们保管，约定革命胜利后回来取，其中就有这面红旗。
红旗保存下来并非易事。从黄和林开始，黄家一代接一代地护卫红旗，等待红军战士归来。1944年，日军进村时，李清鸾的公公还背着装红旗的箱子躲进山里。
据当地人介绍，1969年，曾有部队上的同志到附近村里寻找红旗，可惜没找对地方。之后便再无消息。
如今，李清鸾和丈夫靠种地为生，子女也已成家。让她引以为豪的是，3个孩子都是党员，她自己也曾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
每次受邀讲课，她都不忘嘱咐后人：“你们要记住红旗，记住红军爷爷的故事，没有他们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也是文昌佑听得最多的故事。
在兴安县兴安镇上冠村，张征远四兄弟的“名气”同样不小。
“可能因为父亲参加过长征的缘故吧，我们四兄弟名字里都有个‘征’字。”张征远说，父亲是江西南丰人，1933年参加红军，担任卫生员，湘江战役中脚部受伤掉了队，在当地成家生子。
四个儿子中，只有老大张征远一人有正式工作——县民政局殡仪馆干部。由于工作努力，张征远曾担任馆长，还被评为自治区民政系统先进个人。尽管如此，他从未利用职权为兄弟和子女们解决工作问题。
“父亲从小就教我们好好做人。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作为馆长从来没有‘脱产’过，抬尸体、整理仪容，什么活都带头干，没有给父亲丢脸。”张征远接受采访时，一通电话过来，响起《十送红军》的铃声。
与张征远四兄弟相比，身在北京的李亚滨，走的是另一条传承“路线”。
“我是红军后代，整理父亲资料、传播长征精神责无旁贷。”李亚滨告诉记者，除了回桂北参加纪念活动外，他和夫人还加入了一个由红军后人组成的合唱团，多次到革命老区表演。与合唱团同行的，是一个负责义诊的医疗专家组。组长便是湘江战役中幸存的红三十四师第100团团长韩伟的儿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李亚滨说。（瞿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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