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連根，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王海燕，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新媒體對新聞的衝擊正成為無論業界還是學界都普遍關心的問題。這種衝擊既反映在業界對過往黃金歲月的回憶，以至於業界的集體記憶正成為學者們追尋的熱點（如，張志安，甘晨，2014；白紅義，2014；陳楚潔，2015；李紅濤，2016）；也反映在學界的媒介融合之爭和對新聞或新聞專業主義進行再界定的努力上（如，Yin & Liu，2013；尹連根，劉曉燕，2014；謝靜，2016；陸曄，周睿鳴，2016）。另一方面，學者們也注意到，新聞業界的話語實踐正在發生新變化，如李豔紅、陳鵬（2016）研究認為新聞專業話語正表現為對專業主義語彙的邊緣化、問題化，堪謂“‘專業主義’離場”、“‘商業主義’統合”。本文則嘗試依託於對現有文獻以及2015-2017年間所進行的記者訪談材料的分析，從“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角度對當下新聞業所遭遇的衝擊進行解讀，試圖論述新聞邊界的失守及其表現，同時，我們將這種失守之勢置於一個更大社會歷史背景下來分析，在借用和拓展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的基礎上，論述我國新聞業在媒體、新聞人、以及新聞報道三大方面正在發生的話語轉向。
一
新媒體衝擊下的新聞邊界研究
“邊界工作”這一概念最早由Gieryn (1983) 提出。Gieryn認為，邊界的建構既是純粹的也是實用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它有助於相關專業人士獲得知識上的權威性以及職業機會，儘管它難免會以靈活多變甚至不確定的方式不斷地被界定與再界定。邊界工作的三大功能（或目的）是：權威性的擴張（expansion of authority）、行業權威與資源的壟斷（monopo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authority and resources）以及對職業行為自立的保護（protection of autonomy ov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Gieryn，1983：791-792）。不同目的往往決定邊界的不同話語策略和側重點，因此，邊界又往往是模糊、易變、有爭議的。
新媒體的勃興使得新聞業的邊界問題日益為學界所關注，大體可以分為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立足於傳統記者對固有新聞邊界的保守與“修補”；第二種代表性觀點強調邊界的變動；第三種代表性觀點是新聞的去邊界化（de-boundedness）（Loosen，2015）。
國內有關新媒體對新聞邊界影響方面的研究尚不是很多。陳楚潔、袁夢倩（2014）認為，面對互聯網對傳統媒體權威性的威脅以及邊界的挑戰，傳統媒體人多以“新聞專業主義”應對。不過，社交媒體之下的新聞權威之爭已經使得傳統媒體人對其專業邊界的堅守變得日益困難（陳楚潔，袁夢倩，2015）。鄭忠明、江作蘇（2016）則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研究認為新聞的核心知識和外圍知識的邊界在網絡時代逐漸趨於模糊，並進一步多樣化、複雜化。
二
詮釋社群
新聞業的邊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詮釋性的話語實踐，新聞從業者是詮釋邊界的積極行動者，他們通過對新聞價值的追求、新聞工作文化的形成、專業倫理的樹立等策略形成詮釋性社區，定義其領地邊界（Lewis，2012）。
在新聞傳播學界，“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作為概念最早是由Zelizer（1993）引入的。在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一文中，她指出了當時主流理論框架視記者為專業工作者這一視角的侷限性，而提出了替代性理論視角，即，視記者為詮釋社群，闡明瞭共享話語意義對記者維持其作為一個社群而存在的重要性。而且，這種話語主要生成於對關鍵公共事件的集體記憶和集體詮釋中，並通過非正式交談、專業性評價、自傳、回憶錄等話語形式來完成。就學術層面來說，Zelizer引入這一概念的理論貢獻自不待言，這不但突破了專業視角的侷限性，而且開啟了記者工作的文化視角的研究。
但是，Zelizer在討論新聞記者的詮釋社群時，將焦點主要集中於“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s），關注範圍顯得相對狹窄了些，忽視了記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話語實踐。同時，Zelizer固然為新聞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化面向，但只是籠統地描述了一個記者的詮釋社群的存在，未能深入劃分這一詮釋社群的不同維度。
為此，在Zelizer既有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將記者的詮釋社群再明確地細化為三個維度，即，記者對新聞平臺、新聞職業以及新聞產品的詮釋。從這三個維度出發，我們將嘗試性地針對不同年代記者在平臺、職業、產品三個方面的典型性話語進行分析，以審視我國新聞業在新媒體衝擊之下所發生的邊界工作的變化以及記者的詮釋社群的話語轉向。
本文所依託的分析材料主要有兩部分構成。一部分為建國後記者們的記錄性文字，以一些代表性的典型文字來論證相關觀點。第二部分為作者之一在2015年底至2017年之間在北京、武漢、成都等地所做的記者訪談。這些訪談的主題之一就是了解記者們如何看待新媒體對新聞業的衝擊。正是在對這些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最終形成本文的理論解釋框架。對這些訪談材料，僅公開採訪對象所在單位，對採訪對象則統一匿名處理，以編號的形式呈現於本文。北京、武漢、成都三地採訪對象分別以B、W、C開頭來依次進行編號。
三
邊界的失守與詮釋話語的轉向
從社會認同理論的角度看，邊界，本質上關係身份認同與界定的問題，即“我們是誰”的問題；什麼是圈內人（in-group），什麼不是圈內人而是圈外人（out-group），這些直接關涉到人的歸屬感，直接關涉到“我們”的邊界將被劃到哪裡（Jenkins，2014）。具體到我國新聞媒體業，從邊界角度來看，Splichal & Dahgren（2016）提出的去專業化之勢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即，失守的平臺邊界、職業邊界和詮釋邊界；結合認同理論通俗來說，這三個方面分別對應三個不同的界定問題，即，“什麼是媒體，什麼不是媒體”、“什麼是新聞人，什麼不是新聞人”、“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
（一）失守的平臺邊界
從新聞實踐層面而言，我國新聞業的平臺邊界是一個從“質”和“量”兩個角度不斷往外拓展的過程，這種不斷拓展逐步帶來平臺邊界的被稀釋直至如今的失守態勢。而伴隨這種失守之勢的則是平臺邊界詮釋話語的相應轉變。
改革開放之前，報紙、廣播、電視作為新聞平臺是高度政治化的，乃至被等同於同級黨委，成為同級黨委的傳聲筒，這也相應地造就報紙等媒體當年的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非常高，表現出對政治的高度依附性。這一時期，新聞的專業化毋寧說就是政治化。儘管就新聞與政治的關係而言，平臺的邊界是模糊乃至同一的；但是，就新聞與公眾的關係而言，高度的政治性構成了新聞平臺清晰的邊界，政治話語成為界定平臺邊界的支配性話語。
後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新聞平臺得到不斷拓展，一改黨媒一統天下的局面，市場化媒體作為新的新聞平臺風生水起，使得平臺的邊界由單純而狹窄的黨報擴充至都市報。相應地，平臺邊界的詮釋話語也有政治話語向市場話語轉變，“經營”“收入”“市場”成為新的平臺邊界詮釋話語的關鍵詞。
有“中國都市報之父”之譽的前《四川日報》副總編輯及《華西都市報》總編輯席文舉，後來談及《華西都市報》作為中國第一份都市類報紙而創刊的動因所在時如是說：
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告市場的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房地產廣告、生活用品廣告、商貿廣告等等取代了昔日生產資料廣告的統治地位。這些廣告的主要傳播對象是城市市民。因此，城市市民喜愛的城市報紙就成為廣告客戶首選的媒體。……黨報的功能不可能去改變，要增加廣告收入，增強黨報的競爭實力，辦法只有一條：再辦一張城市報紙（肖雲， 2013）。
換言之，對黨報來說，辦都市類報紙本是其因應社會環境和報業廣告環境變化之舉，但客觀上，這卻帶來了媒介邊界的擴大。一旦市場話語化為媒體人的自覺意識，報業的市場化之路越走越遠，新聞平臺的內涵與外延也相應地在新聞人的市場化探索中而得到不斷開拓。在這樣一種市場話語獨霸天下的媒介環境裡，甚至一些黨報也主動走上市場化之路，豐富人們對於黨報的新的理解。
市場主導的詮釋話語一方面豐富了媒體平臺本身的含義，另一方面極大地拓寬了人們對媒體的想象力以及媒體平臺的邊界。具體來說，平臺邊界的拓展同時體現於“量”與“質”。“量”的拓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新聞媒體數量倍增、單個媒體新聞容量倍增（“擴版熱”）（文有仁，1998）、單個新聞媒體不斷自我繁衍（典型如，南方日報至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龍生龍、鳳生鳳的滾動發展模式）（範以錦，2005）。而“質”的拓展相對來說更復雜一些，結構上，先後由單一的機關報模式拓展到晚報、週末、都市報、經濟類專業報，由機關化走向商品化、集團化；性質上，由依附性的政府機關拓展到相對獨立的市場主體；功能上，由宣傳向信息、產業拓展；角色上，由黨和政府的喉舌擴大到社會的喉舌（李良榮，1995，2006，2008；曾繁旭，2009）。無論從新聞信息還是公共表達的角度看，新聞平臺的拓展與豐富都使得人們在信息和表達方面具有了更多的選擇性。
而隨著互聯網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快速增長，新聞平臺邊界又得到新的拓展；“媒體”作為概念，其內涵上的信息本位和外延上對網絡媒體的囊括都極大地拓寬了其自身邊界，對何為媒體的界定已經不再為傳統媒體中人所壟斷和左右。這種平臺邊界拓展帶來的主要變化有二：傳統媒體儘管忙於由線下往線上布點，但人們日益仰仗新浪、搜狐等商業網站獲取信息；各類論壇與博客的時興使得人們不必再仰賴於傳統媒體來進行表達，公眾表達有了新的空間，儘管尚屬小眾媒體的論壇與博客其時的社會影響力還比較有限。
對平臺邊界的拓展，最具革命性的當屬2009年微博的問世。一系列微博公共事件，在顛覆傳統媒體此前在公共話語中所具有的壟斷性地位的同時，促成我國現有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和產生替代性公共領域的可能（尹連根，2013）。對此，傳統媒體紛紛搶灘新媒體，但到底無補於失守此前平臺壟斷局面的既成事實，至多隻求不輸於這場平臺爭奪戰。而微信的問世則使得這種失守平臺邊界的狀況變得更為加劇，公眾成為平臺邊界的拓展者、詮釋者與實踐者，公眾話語成為新媒體時代新聞平臺所具有的典型特徵。
對中國新聞業來說，失守平臺邊界的影響既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有形的是陣地的萎縮，平臺的稀缺性被稀釋，無形的則是邊界的權威性隨著陣地萎縮而逐步趨弱。面對這種平臺邊界失守態勢，我國新聞人不但逐步喪失對平臺的詮釋話語的支配權，而且“跟”而不是“守”成為其新的平臺詮釋的關鍵詞。
（二）失守的職業邊界
論及新聞專業主義時，學者們每每將記者作比於律師、醫生，那就是，後兩種職業都是建立在嚴格的專業知識和執照門檻之上的，而記者並沒有嚴格的准入規定，毋寧說是一種建立在社會共識基礎之上的職業。儘管如此，在我國，記者工作到底還是具有邊界的，獲得“新聞記者證”是進入這個行業的必要條件。不過弔詭的是，這種職業邊界又越來越處於失守狀態中，而這種失守同樣與新媒體的勃興有關。
改革開放之前及之初報紙的絕對稀缺狀態天然地決定了記者職位的絕對稀缺狀態，而報社顯赫的政治地位演化為報社記者厚重的政治資本。由此，成為一名記者門檻之高可想而知，而這反過來又決定了記者地位之高。實際上，當時的記者多屬於標準的國家幹部身份，當時報社領導出席同級黨委部門會議同樣是常態，如，《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當時雖不是中央委員，但卻不斷參加中央許多重要會議，後來，甚至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錢江，2011）。
後來隨著報紙門類增多、平臺邊界擴大，以和政府脫鉤為特徵之一的新聞改革逐步走向深入，新聞單位逐步剝離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政治資本被稀釋的同時，新聞單位卻積聚起豐厚的經濟資本，足以財大氣粗、招賢納士，許不了高官卻給得了厚祿，以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職業邊界的精英化取向十分明顯。所以，在21世紀初的新媒體時代之前，媒體之高門檻現象並不鮮見。與這種高職業邊界相對應，“理想”“熱情”“優秀”“自豪”一類用詞成為這一時期媒體人在詮釋職業話語時的支配性語彙，而且，他們竭力對這段日子進行迷思化：
（《東方時空》）這扇大門一旦打開，才發現眾多的精英其實已經在央視周圍徘徊多年。他們年輕、激情洋溢、對電視充滿熱愛……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孫玉勝，2003：59）
從職業邊界角度說，這些敘事不過是在強化當年的職業邊界，從而反襯出新聞人如今失守的職業邊界而已。從塑造共識、創造差異的認同視角看，這與其說是懷舊，毋寧說是為了突出新舊職業邊界的差異性。這些文字在迷思化舊職業邊界的同時，其實是從別一角度在表達對新職業邊界的否定與不認同。
那麼，新的職業邊界在哪裡？
如今，新媒體勃興造成報業利潤不斷下滑與社會影響力趨弱，從而帶來新聞人職業自豪感與滿足感逐漸下移，同時帶來他們在詮釋職業話語方面的變化：
記者沒有‘社會精英’的感覺了。現在這麼說，感到很可笑。我們報社有一個小年輕，我就跟他談，你不要把這份工作想得那麼崇高，就是一個飯碗，你衡量一下，作為一個飯碗的話，這個工作值不值得你幹下去。……現在幹新聞這份工作，就要‘去理想化’，不然人會瘋掉的，真是這樣的。（C2，四川日報，成都，2017年4月21日）
如果說報業黃金時代精英式的職業話語著力強調的是自身職業邊界的差異性的話，那麼，新媒體時代的新聞人則著力抹煞這種職業邊界的差異性，轉而強調新聞職業邊界的泛化，以等而視之的扁平化思維來審視自身職業的邊界所在。平臺邊界的失守導致原有維持職業相對稀缺的種種邊界區隔因素隨之轟然坍塌，而新媒體強大的消解職業魅力（charisma）、使職業區別扁平化的祛魅（disenchantment）功能更加重了新聞業的邊界失守之勢，從而形成職業邊界隨之失守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也帶給一些仍留守在傳統媒體的人們巨大的職業認同困惑感。
（三）失守的產品邊界
就新聞產品——報道而言，其邊界理論上來說當然歸屬於新聞記者，但我國新聞事業作為我黨事業一部分的屬性註定新聞與政治這兩個場域的邊界是模糊的，這也就導致新聞產品詮釋主體的模糊，以至於以鄧拓等人為代表的新聞人在邊界詮釋能動性方面的發揮終究且也只能以被標籤為“書生辦報”並被譏之為“死人辦報”而無疾而終（童兵，1994；吳冷西，1995；Wang，2015）。此後直至改革開放之前，新聞與政治的邊界幾乎表現為同一性，新聞表現出濃厚的政治代言色彩。新聞性即政治性，新聞報道的邊界與政治宣傳品的邊界兩者合二為一了。
改革開放後，治理上積極自由向消極自由的轉化而產生的新聞協商區域（王海燕，2012；Wang，2016）、新聞平臺結構和功能的多元化、可資利用的理論性詮釋資源趨於豐富、歷史悠久的“士”文化傳統（余英時，2003）等諸多因素集合到一起，使得我國新聞產品邊界的詮釋話語活躍起來，形成儒家歷史使命感話語、黨的新聞工作話語、西方專業主義話語和市場經濟話語相互混雜的詮釋體系（Pan& Lu，2003）。其結果則是，通過潘忠黨（1999）所概括的“邊緣突破”“非常規”實踐等方式，新聞報道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的邊界都被極大地拓寬。這種產品邊界的擴大一方面豐富了新聞報道的門類，另一方面使得報道向新聞本性迴歸，向新聞專業主義迴歸。
但是，隨著二十一世紀初網絡媒體的勃興，大眾越來越作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介入對新聞事件的詮釋過程之中，甚至影響事件的走向，如，鄧玉嬌事件、廈門PX事件、番禺垃圾焚燒事件、李剛事件。不過，儘管大眾詮釋話語越來越作為不可小覷的因素而被囊括進新聞話語詮釋體系，並使得新聞業邊界詮釋話語複雜起來，但專業記者群體這時仍是詮釋邊界的壟斷者。
如平臺邊界的失守一樣，真正對詮釋邊界的重創還是始於微博。在網絡尤其是微博文化興起之前，壞新聞往往可以被蒸發乃至轉化為好新聞，但微博卻開啟了壞新聞模式時代。
這種詮釋主體的多元化現象進入微信時代更為顯著，專業新聞工作者原有的壟斷性逐步讓位於競爭性，原有的權威性同時被極大地消解，甚至其本身成為被爭議和被解構的對象。比如2015年1月姚貝娜事件，《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著他的死亡》一文引爆微信，直指整個記者群體：“姚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擠滿了記者，他們在等，等她死…..新聞就是這樣產生的”。這種煽情性、以個人情緒為突破口的質疑文字固然完全漠視新聞工作的職業文化特徵，但此舉的確凸現了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公眾假新媒體之力業已直入新聞報道的詮釋場域，參與對新聞產品邊界的建構。
四
討論與總結
新媒體對新聞業的衝擊不一而足，探討這方面的文獻的視角亦然。為置啄其中，本文取邊界工作的視角來解釋我國當前新聞業的去專業化之勢，同時，為了適應本研究的需要，我們在回溯Zelizer有關記者作為詮釋社群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分析路徑。具體而言，我們將記者的詮釋社群進一步細化為三個維度，即，記者對新聞平臺的詮釋，對新聞職業的詮釋，對新聞產品的詮釋。這種對現有理論概念的嘗試性推進既吻合於現有研究，也應該對詮釋社群等相關理論的發展有所裨益。
在此理論基礎上，本文針對不同年代新聞人在平臺、職業、產品三個方面的典型性詮釋話語進行分析，以審視和解釋我國新聞業在新媒體衝擊之下所發生的邊界工作的變化。本文認為，新媒體的勃興打破了機構新聞工作者此前所擁有的平臺壟斷、職業壟斷、產品壟斷的局面，而代之以平臺邊界、職業邊界和產品邊界的失守，從而形成我國新聞業目前的去專業化之勢。
我們將平臺邊界、職業邊界、產品邊界的詮釋話語變遷綜合於表１。
現實來看，新聞邊界的失守未必不是好事，在大眾表達渠道有限的背景下，新聞邊界的失守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一元新聞話語時代的逐步結束，和多元化新聞話語時代的漸漸開啟”（尹連根，2014：84）。但是，新聞邊界的失守又未必是好事，因為公眾媒介素養亟待提升、集體言說尚缺乏徐賁（2013）所謂的“明亮的對話”氛圍，如此帶來的民粹主義在網絡的盛行到底不利於民主、健康社會的形成。不過，任何脫離社會文化情境的新聞學研究都是不公正的。對此，還是Schudson（1995：30-31）說得好：
他們仍傾向於（錯誤地）把新聞當作信息來看待。長期來看，把新聞當作意識形態也是錯誤的。新聞是文化。…新聞專業主義不是通過一些抽象專業倫理標準來界定的，而是通過新聞與具體政治結構、特定社會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來界定的。
對新聞邊界的失守也應該這樣來審視，而決不能簡單、輕率地以為專業新聞工作者不作為使然，或者以為乃新媒體技術單一因素使然。的確，新媒體對新聞業邊界失守的影響不可謂小，但我們也需要避免陷入技術決定論的迷思，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全球化、我國日益注重的國際形象、衰退的世界經濟對報業經營的負面影響、悠久的言說傳統，等。而且，作為文化和社會組織的一部分，新聞業在我國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並業已形成其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文化的變遷大都是漸變和相對緩慢的，為此，在新聞邊界失守成為既定現實的今天，新聞業固然不可能再維持原有的邊界，但也不可能旦夕之間就變得沒有邊界。而且，現實的複雜性也決定了新聞邊界的失守不可能是全國性一刀切的簡單現象，換言之，新聞邊界失守現象會在不同門類新聞、不同地區、不同性質、不同新聞文化的媒體之間存在差異。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8期。
本期執編 / 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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