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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
“一把手”的任命，讓深圳再一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3月26日下午，深圳市召開全體領導幹部大會。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李玉妹在會上宣佈，馬興瑞接替一個半月前當選廣東省政協主席的王榮，成為深圳市第十一任市委書記。
馬興瑞還有一個職務，是廣東省委副書記。以這一職位兼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此前還有三人：張高麗、黃麗滿和劉玉浦。不過，馬興瑞與他們的區別在於，上述三位在任職深圳市委書記時，均是中央候補委員，而馬興瑞早在201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經當選為中央委員。
這也是中國15個副省級城市——包括深圳在華南地區的“老對手”、廣東省會城市廣州市——的“一把手”中，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員。基於這一任命在縱橫兩個座標上的獨一無二，有人推測，深圳有可能在副省級城市的基礎上升格半級，成為中國第五個直轄市。
但也有人認為，這只是深圳的一個良好願景。在特區的光環逐漸消褪、改革很難再獨領風騷的背景下，深圳的故事需要一個新的由頭。但當下的深圳，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發展動力，早已今非昔比。
改革是一樁划得來的買賣
1987年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徐景安，應時任深圳市長李灝之邀，離京赴深，就任深圳市體改委主任。
徐景安發現，在北京還在為一些理論問題爭論不休時，深圳在實踐上已經走出很遠。在他到任的前些天，中國土地“第一拍”在深圳落幕。一塊麵積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最終拍出了525萬元，比起拍價高出325萬元。
這是一場舉世矚目的拍賣。對於國內大多數城市來說，“拍賣”還是一個相當陌生的詞彙，甚至有一些意識形態的敏感。時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長駱錦星說，當時批評的聲音很多，既有來自於國內的其他地方的，也有來自於中央的部分領導的。國家經委的一位副主任，說此舉“出賣國家領土，是為資本家服務”。
這一情景，在改革疾行的80年代的深圳頻繁上演：率先向香港商人出售土地使用權的深圳前市委書記梁湘，被有些人批判為“20世紀80年代的李鴻章”；一篇名為《舊租界的來由》的文章，在北京和深圳的圈子裡廣泛傳播；主政蛇口的袁庚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在很長時間內被扣上了“姓資”的帽子；李灝在離京赴深前，說了一句頗具悲壯色彩的話，“我要上前線了”。
但當時整體貧困的時代背景，又讓這場改革積累了勢不可擋的能量。數據顯示，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相當於西歐1200年的水平，落後了780年。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後針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連串問號，說明他將此後進行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聯繫的高度。這些問號包括：“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什麼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裡？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
在1978年9月視察東北三省期間，他還說了一句緊迫感十足的話：“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分析人士認為，這種瀕臨崩潰的緊迫感，加上從社會主義本質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答案的辦法，容易讓找到的答案獲得更持久的動力和支持。這個答案就是：發展經濟是目標，改革開放是方法，經濟特區是路徑。
而此時，偏居廣東一隅的深圳，還只是一個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小城。深圳市前副市長鄒爾康曾經用幾個數字來描述此時的深圳：1979年，深圳的人口是30萬左右，與1949年剛剛解放時幾乎一樣，不是因為出生率低，而是很多人都逃往香港，數量有“有十幾二十萬”。1979年深圳的工業產值為6000萬元，農業產值1100萬元，兩者相加，還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兩萬分之一。
鄒爾康說，當時深圳的馬路只有一兩條，三四層的樓房只有兩三棟。“老百姓都夜不閉戶，一是因為民風好，另外也沒有東西可偷啊。”
1980年7月，27歲的美國小學教師Demery在深圳街頭拍攝了一組照片，照片中是斑駁的街道，身穿藍布衫頭戴漁夫帽的騎車人，還有在鐵軌中自由穿行的挑擔小販。而站在視野較好的地方，隱約能看到香港夢幻般的高樓。一條深圳河隔開的兩個世界，就像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距離——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深圳有相同的壓力與動力。
在要改變現狀就必須對現有的制度進行革新，和在這個長期封閉的國家要進行必要的風險防範之間，“特區”應運而生。鄧小平對特區的定位，是四個“窗口”，即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以及對外政策的窗口。“窗口”之意，對外意味著學習，對內則意味著複製，而以優汰劣的改革之意，已在其中。
但具體改什麼，怎麼改，並非長期受計劃捆綁的中國所長。於是中央給改革預留的空間，以及地方願意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實踐，就變得尤為重要。事實上，在深圳30多年的發展歷史上，這始終是兩條貫穿的主線：當兩者都發揮正效應的時候，改革就很出彩；當其中之一“卡殼”的時候，改革就很遲緩；當兩者均失去動力的時候，改革就不可避免陷入了停滯。
在1987年，以及前後六七年時間，深圳的改革正處於發揮正效應的第一階段。當年的土地第一拍，事實上不僅面臨“出賣領土”的指責，還涉及到一個違憲的問題。1982年憲法第十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深圳“第一拍”的背景，是當時該市的發展突飛猛進，很多項目有待開發，但又苦於沒錢。當時，土地使用的運作流程是，政府先對大範圍的土地進行“七通一平”，然後根據城市規劃和各單位的申請，將土地劃撥給相關單位。在這種模式下，土地基本上是無償劃撥，收取的土地使用費遠遠低於“七通一平”的費用。李灝有一次跟霍英東談到這個問題時，霍英東給他出了個主意：“土地不就是錢嘛！”
但在違憲的風險面前，一道選擇題就擺在了深圳的決策者面前：拍了違憲，不拍沒錢，怎麼辦？李灝的做法是，事要辦，但儘量降低風險。他派人到香港考察土地制度，幾度邀請專家學者來深圳專題研討，還到北京面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和秘書長王漢斌，直陳土地制度的弊端，最終在這一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分析人士認為，這一問題能取得共識的一個前提，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不發展是比違法更大的一個風險。深圳市體改委前主任徐景安將其總結為：“有現實的壓力逼著往前走。不改，沒有活路。”“尋找活路”的改革邏輯，還可以用來解釋中國很多的重大改革，比如小崗村的包產到戶。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土地拍賣舉行前夕，現場來了一群特殊的嘉賓。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周建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以及來自全國17個城市的市長。這個被很多人形容為“後無來者”觀摩團的到來，表明了中央對這種“吃螃蟹”行為的支持。
中央與深圳之間的良好互動，被認為是深圳的改革在90年代中期之前屢屢取得突破的關鍵。一方面，雖然中央領導在對深圳的態度上並不統一，但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的支持，總能讓各種質疑煙消雲散；另一方面，深圳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實踐，不斷豐富著中央決策層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進而為將這一經驗向全國複製提供了條件。從一定程度上說，中央與深圳之間的關係，有點像前者向後者的“委託試驗”。
在這一場試驗中，深圳解放了生產力，創造了GDP，經濟飛速發展；中央積累了經驗，更能決策有據；而民眾除掉了枷鎖，精神自由之外，還有了更多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獲益的上述主體，又會源源不斷地向改革輸送動力，這又會推動更多的改革。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一個圍繞改革的良性循環。
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一時期，改革與發展之間是一種正相關的關係，“改革就是發展。”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此時的改革，都是一樁划得來的買賣。
深圳此時的主政者，身上都或多或少散發著一些理想主義的氣質。這讓他們鍾情於開創一個新世界，或者完成一份將為後世銘記的事業，從而相對看淡個人的得失。1981年夏天，國畫大師劉海粟來到深圳。他對市長梁湘說：“你在深圳特區率先推行市場經濟、引進外資，搞好了也會有人說你走的是復辟資本主義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會有人說你復辟資本主義。反正一頂大帽子正等著你去戴哩!”梁湘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什麼都不怕。千秋功罪，讓後人評說吧!”
深圳早期的主政者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基於改革本身的顛覆性與複雜性，他們習慣於將其當成一場“革命”。梁湘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改革是一場革命，不改革就沒有特區的前途。誰要阻擋特區改革的道路，就把誰撤掉。”
愛好看書的李灝，最喜歡的一本書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著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
深圳這一時期改革的成功，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深圳早期的人口結構，讓這場改革沒有遇到太大的障礙。2008年，以經濟學家樊綱牽頭，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做了一個“中國經濟特區研究”的課題，總結了十幾條經濟特區容易複製的經驗。其中的一條是：在本地人口較少、外來人口較多的地方，特區的成效更好一些。“當人口以外來人為主的時候，本地人的利益格局很容易被衝破，改革就很容易推動。這也能解釋深圳一開始為什麼好於珠海、汕頭和廈門。”該課題的參與者之一、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特區不特？
1994年，學者胡鞍鋼的一篇文章，讓尚處於鄧小平南巡餘熱中的深圳，感受到習習涼意。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欠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研究報告》。在這篇文章中，胡鞍鋼第一次提出了“特區不特”論，並進而對其享有的減免稅等優惠政策提出質疑。這篇文章發表於1994年2月。4個月後，胡鞍鋼到中央黨校給省長班講授“中國地區差別問題”，再次批判了深圳的特權：“必須要對中國經濟特區的政策進行調整，堅決取消各種減免稅和優惠政策，取消不利於縮小地區差距、優惠於某些地區的經濟特權。”
這位1988年以著作《生存與發展》引起高層關注的學者，看起來要在特區問題上大幹一場。他採取的策略除了寫文章和講課，還包括對一些可能與深圳形成競爭城市進行“發動”。當年9月，胡鞍鋼到上海作報告。他說，上海的GDP之所以從1978年的全國第一，下降到1992年的第九，就是因為以往稅制對上海抽血過多，取之過量，導致發展乏力。言外之意是，中央將取之於全國的財力用於支持特區，深圳特區的發達是以上海等地的衰落為代價的。
這一在公平的名義下為深圳“拉仇恨”的做法，很容易在非特區尤其是與其形成競爭的城市以及落後地區的主政者中引起共鳴。對競爭對手來說，深圳享有的優惠政策，讓這種競爭一開始就不公平；而對落後者來說，一個比深圳落後的地區還要為深圳做貢獻，是何情理？
與之前長期困擾深圳的“姓資姓社”的爭論相比，針對深圳“特權”的批判更具有衝擊力。“姓資姓社”的爭議雖然讓深圳的主政者如履薄冰，但也因其堅持的不易而招來很多同情。
中央成立特區的目的，正是希望將一些接下來有可能在全國推廣的做法，在特區“先行先試”，以降低大範圍改革的風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特區的存在有其公益的目的，即其頂著各種指責所進行的試驗，主要不是為己，而是為了惠及全國。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特區享有各種優惠才有了合理的邏輯。一旦“特區不特”，這一邏輯就可能不再適用。
那麼，胡鞍鋼所說的“特區不特”是不是一個客觀事實？這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證：一是深圳已經有的改革，其他地方有沒有；二是兩者都沒有的改革，深圳有沒有可能在接下來率先突破。
從第一個方面說，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那些在上世紀80年代如雷貫耳的改革，比如取消糧票、打破鐵飯碗、工程招投標、用工合同制、效益工資、土地使用權拍賣、房地產商品化等，大多已經在全國落地開花，深圳與內地在制度上的落差已經很小。中央高層帶領全國17個市長觀摩土地“第一拍”的場景，一去不復返了。
這些代表著深圳特區最初十幾年榮耀的改革，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改革的風險較低、對生產力都有驚人的釋放，大多與挖掘生產要素的潛力有關，基本上都發生在經濟領域內，與政治沒多大關係。深圳市一位退休的局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些改革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突破意識形態的桎梏。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些領域的改革就像是“埋藏最淺的優質煤”，無論是對於中央還是地方，都是“一本萬利”的事。所以中央想推，地方也有動力。
但是，當這些具有高度共識的改革完成以後，接下來的改革就要逐漸深入，難度也越來越大，改革取得共識也不再輕而易舉。而在這些改革上，中央的態度會更加謹慎，支持的力度會有所變化，地方突破的難度也就隨之增加。深圳市上述局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深圳80年代的很多改革，事實上是“事後追認”，即深圳先做，中央事後確認，這讓深圳改革的空間與主動性都很大。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深圳想推進的一些改革，不僅很難再事後追認，獲批的難度也逐漸加大。
有些獲得中央支持的改革，因日漸龐大的既得利益的阻隔，改革的效果也不甚明顯。比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自1981年第一次改革，到90年代中期已進行6輪，但行政機構和人員不降反升。1990年，深圳在特區成立10年後，設立了人大政協，讓其在行政管理體制方面最大的“特”不復存在。
深圳市改革辦主任樂正，曾在擔任該市社科院院長時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深圳市補齊人大政協，是為了更好地與廣東省和中央銜接。深圳大學一位參與了該市多項改革的學者告訴記者，深圳市沒有人大政協，給上級指令的上傳下達帶來了很大的難題，這個問題在深圳市規模不斷擴大、各種事務日益增多後變得更加突出，於是上級要求其補全架構。
深圳第二任市委書記吳南生，曾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深圳在人大政協上空白十年，初衷是想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試驗空間。深圳市司法系統的一位前副局長，曾在2008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講述了一段歷史：1986年初，他有一次向市長梁湘彙報工作，梁對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經濟特區，為什麼不能搞政治試驗？“我就不想設人大政協，把深圳搞得和內地一樣。你是搞法律的，應該在這方面想一想。”
1988年9月，這位副局長接到深圳市委主要領導下達的任務，說深圳政治體制改革要先走一步，給全國闖條路子，讓司法局和法制局各制定一套方案，並說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於是，他組織了十多位法律界人士，參照美國、英國等國家以及香港、臺灣地區的實踐，結合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起草了一個方案。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領導的首肯，準備呈報中央。但就在此時，香港的一家媒體披露了這個方案。深圳市領導非常惱火，下令追查洩密人，但無果而終，這個方案也中止了。後來，中央要求深圳立刻成立人大政協籌備組。2009年，這位副局長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曾簡略地提及此事。
上文提到的深圳局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特”字上，深圳的主政者曾經想有所作為，但其與中央之間的偏差已經顯現出來。相比深圳一步步深入的改革思路，中央更傾向於更加穩妥的改革思路。於是，特區對於中央的意義有所減弱。有人說，胡鞍鋼選擇在1994年對深圳開炮，也不是空穴來風。
改革改到了改革者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深圳，已非特區成立之初的一張白紙，在經濟的體量逐漸做大後，各方面的利益關係也變得錯綜複雜。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到2000年，深圳的人口規模已達700萬。特區成立之初以外來人口衝破原來利益格局的改革邏輯，已很難奏效。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說，人口結構的固化，會帶來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一旦利益格局固化以後，就很難再產生新的改革的動力了。
2001年到2004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這種既得利益的一次集中體現。這次改革的精髓，被歸納為“行政三分制”，即在行政系統內部，按照決策、執行、監督的分工，對政府各部門進行重新組合。這次改革的設計者之一、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一改革的邏輯在於，只要有公權力，就要有制約和監督。“現在外部監督做不到，只能做內部監督。而內部監督就是行政三分。”
但這場改革在深圳遇到了空前阻力。按照理想的設計方案，決策部門數量在6至8個是比較科學的，可是很多部門並不到一起來。“有的主管領導直接就說，我這三個部門不能動，你能怎麼辦？”2002年上半年，在一次由深圳市主要領導召集的會議上，一位局長大聲質問：“為什麼砍掉我們局？”
馬敬仁說，現在是改革改到改革者，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而很多此前的改革者，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會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利益。“有人動不動就將‘行政三分’往‘三權分立’上扯，實際是想阻礙改革。”
當深圳的改革動力已今非昔比時，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務。它很多的時候像是一場難辨輸贏的角力，一邊是呼喚改革的學者和官員中的開明者，另一邊是在此前的改革中不斷壯大的既得利益群體。深圳市一位受訪學者說，中國的改革邏輯，有時候與革命的邏輯非常相似，越是在經濟基礎薄弱的地方和時間，越容易激發起充足的動力。而一旦革命成功，就希望刀槍入庫。有人把這個現象稱為“飢餓原理”。
在胡鞍鋼發表質疑深圳的文章一年多後，深圳開始了系統的反擊。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發表專訪文章，在介紹該市15年來所做貢獻的同時，批評那些主張取消特區的人，是藉此反對鄧小平的特區政策。但胡鞍鋼也不示弱，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我為什麼主張“特區不特”》一文。《深圳特區報》則陸續發表了《辦特區是搞特權嗎》《淺議學者與學棍》和《棍子向誰打來》等文章。
事實上，分析雙方的觀點會發現，雖然雙方針鋒相對很多個回合，但實際上並不完全在一個頻道上：胡鞍鋼說的是“深圳不特”，所以特區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深圳真正想說的是我們不是不想特，只是想特而不能，但又不能明說，只好拿自己以前的貢獻和鄧小平的肯定來抵擋。
這場爭論，最終以中央的表態而結束。在1995年9月份國務院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國家財政部部長兼國家稅務總局局長劉仲藜表態說，中央已經決定，對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但有些政策要做一些小的調整，“從長遠看還是要納入到統一稅制中來。”
在劉仲藜的上述講話發佈兩年半後，中央對特區進行了第一個“小的調整”。1998年3月，在國務院第四輪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特區辦被撤銷。在該機構原有的十項職能中，第二條為“調查研究廣東、福建兩省經濟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及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綜合試驗的情況，協調有關方面的工作關係，協調解決有關問題，及時總結經驗。”當時的一篇評論認為，特區辦的撤銷，意味著經濟特區的名存實亡。“雖然深圳仍以特區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實際決策體系中，已經沒有特區之位了。”
1998年底，第二個調整到來。彼時，為了減少地方政府對中央貨幣政策的影響，央行對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在全國設立九個大分行，取代原來的省級分行。在這次改革中，金融業務規模比好幾個大區行還大的深圳，級別被定為比大區行低一級的中心支行。而金融規模小於深圳的廣州，被定為華南地區的大分行。這意味著，深圳很多的金融業務，都必須經過廣州分行，而兩者又明顯存在著競爭關係。很多人感慨，在1997年發生的兩件大事——鄧小平去世和香港迴歸——以後，深圳在中央心目中的分量，已今非昔比。
2002年11月，一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萬字網文，點燃了多年來鬱積在這座城市中的情緒，幾天內的點擊率迅速破萬。作者咼中校通過分析深圳的經濟數據和產業動向，得出了深圳不僅正在被中央拋棄，也在被該市發展必須仰賴的頂尖企業和高端人才拋棄。頗有對比意味的是，曾經以失意者形象出現的上海，成為這些優質資源一個主要的的流向。咼中校的文章說，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積累，“上海在人才、市場和資金方面的優勢日益顯現，正成為各類金融機構進駐的熱土”。
在深圳的發展過程中，上海常常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一方面是因為兩者在很多領域都存在著競爭關係，特別是雙方都魂牽夢繞的區域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兩者發展的路徑相似，都非常依賴於中央的特殊政策。
在深圳為改革所困時，上海正迎來自己發展的黃金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央在資源分配中的傾斜顯而易見：1999年，上海舉辦了財富全球論壇，國家主席江澤民帶領全球政商名流在黃浦江畔觀看煙花表演的畫面，成為這座城市最好的代言；2001年，上海又召開了APEC年會，江澤民與19國領導人一字排開，在上海科技館宣讀《APEC領導人宣言》的畫面，也在中國加入WTO前夕，對這座城市做了彌足珍貴的宣傳。深圳市政協委員、政經評論員金心異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時間，上海在全球熠熠閃光。在上海的華貴面前，深圳被掃為村姑。”
與因改革而興又為改革所困的深圳不同，上海在改革方面用力不多，這讓它能心無旁騖地搞發展。在改革之路越走越窄的情況下，深圳的工作重點，也不得不從此前的“謀改革”，轉向“促發展”。
迴歸GDP
事實上，深圳在特區成立後的經濟增速一直很驚人。在80年代，其GDP增速只有一年沒有達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為83.53%，平均增速達到了52.11%。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為40.66%，90年代後5年，這一增速先是跌落30%，接著又跌破20%。2000年之後，GDP增速能超過20%的年份已不多，但有9個年份超過了15%。
過去，人們傾向於將深圳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歸結於改革。在改革遇阻之後，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換成了經濟轉型。2005年之後，這一特點變得越來越明顯。
事實上，自80年代初開始，轉型就是除改革之外，深圳發展的另一條線索。只是它要麼被淹沒在對改革的推崇中，要麼淹沒在對改革的爭論中。20多年後，人們發現它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
按照金心異的分析，深圳有三次比較明顯的轉型。第一次始於80年代中期，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大量湧入為標誌，讓深圳從此前的以轉口貿易為主，走向快速工業化；第二次始於90年代中期，以將高科技企業打造成深圳的支柱產業為標誌，比廣東推行的“騰籠換鳥”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則與第二次相聯繫，以服務業的勃勃興起為標誌，將深圳推向服務業佔據大半個江山的階段。
後兩個轉型，已經幫深圳塑造出讓很多城市難望項背的經濟結構。1991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值僅22.9億元，佔全市工業產值的比重為8.1%。到了1998年，這一產值已經達到655.18億元，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達35.44%。而到了2008年，全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已達8710.95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的佔比已達53%，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產品的產值，達到了5148億元，佔全部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59.1%。
2008年，深圳市全社會研發投入達到260多億元，佔GDP比重3.3%，在國內僅次於有大量中央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北京。這一比例到2012年升至3.81%，到2014年又提高至4.02%。
在這一背景下，深圳市湧現出了大量在國內甚至世界上都領先的企業，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高科技產業集群。咼中校在2002年所說的“深圳被拋棄”，實際上不僅沒有發生，企業還在不斷集結。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讓深圳在全國大中城市GDP排名中，已連續多年躋身全國前四，高於直轄市天津，且與第三名廣州的差距總體上也在縮小。
前述深圳市退休局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深圳人現在非常看重GDP排名。2014年8月份，全國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出爐，深圳在大中城市中排名第六。焦慮情緒立刻在這個城市蔓延開來。有知情者說，深圳市政府為此召開了專門的會議，研究對策，民間亦高度關注，“如何讓深圳GDP重回前四”的帖子大量湧現。
這與深圳的改革年代有著強烈的對比。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央領導層多次講，深圳就這麼小一塊地方，並不要求實現多少GDP、向中央上繳多少財政收入、創造多少出口外匯，重要的是為開放、改革探索，創造新經驗。“特區不做好改革探索工作，無論搞了多少GDP，都不能說完成好了特區的任務。”對GDP的重視，讓深圳回到了與中國其他城市相似的發展思路。
除了GDP總量的排名外，深圳市近些年關心的另外一件事，是人均GDP。在這個更能體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上，深圳已經連續多年位居副省級城市首位。從2013年開始，深圳在公佈經濟數據時，開始注重其在國際上的位次。在通報2013年的人均GDP時，深圳市統計局局長殷勇的表述是，“2013年深圳人均GDP為22113美元，超過臺灣地區，逼近韓國”。對2014年這一數據的表述是，“2014年全市人均GDP達14.95萬元，相當於2013年韓國水平。”
一位受訪學者認為，深圳的這一算法，意在提示自己的發達程度，已經可以和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提並論了。
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認為，深圳的人均GDP比肩發達國家和地區，並不能體現一個城市市民的富裕程度。“深圳作為經濟特區，GDP中外資創造價值的佔比很高，這部分價值深圳沒辦法享受到。”他同時對深圳對比的座標提出異議，認為深圳作為一個城市，應該和國際城市對標，而韓國是一個國家，臺灣是一個地區。“相比之下，深圳和首爾、釜山或者臺北等城市進行對標的意義更大一些。”
消失的動力
《中國新聞週刊》通過數據分析還發現，居民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中所佔的比例，深圳比全國的水平要低。比如，2014年，從全國來說，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為43.1%，而深圳人均收入40948元，人均GDP14.95萬元，前者佔後者的比率為27.3%；2013年，全國人均居民收入在人均GDP中的比例為43.6%，而深圳為32%。從總體上來說，深圳的這一比例，要比全國的比例低10%左右。
而財政收入在GDP中的佔比，深圳則比全國要高。2014年，全國的財政收入在GDP中的佔比為22%，而深圳財政收入為5560億元，GDP為1.6萬億，前者佔後者的34.7%；2013年，全國的這一比例為22.7%，而深圳市為33%；2012年，全國為23%，深圳則為35%。
對比這兩組數據會發現，深圳在財政收入佔比上比全國高出的幅度，與其在居民收入上減少的幅度大體相當。也就是說，在深圳的GDP分配中，政府從其中拿走的比例有些偏高，而居民分配的比例偏低。其中的政府部分，既包括深圳市政府，也包括中央和省級政府。分析人士認為，這表明深圳的分配製度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但深圳此時的改革，無論是縱比還是橫比，已難見大的亮點。謀劃多輪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仍然在博弈中進展緩慢；社會領域的改革，雖然放寬了社會組織登記的條件，拓寬了政府購買服務的範圍，但社會組織的註冊率仍然偏低，從政府手中拿到購買服務的項目並非易事；雖然已經進行了多輪簡政放權，但政府仍然掌握著大大小小的權力，與其學習對象香港相比，兩者城市規模差不多，但香港連個“副特首”都沒有，而深圳有6個副市長，整天還忙得不亦樂乎。
深圳目前所推動的改革，要麼是多年推而不動的“爛尾改革”，要麼是對全局影響不大的“微改革”。雖然深圳市改革辦每年都會列出幾十個改革事項，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深圳已經沒有多少在全國冒尖的改革。2013年12月，深圳市第一塊“農地”通過拍賣入市，曾在全國引發廣泛關注，甚至被拿來與1987年的城市土地第一拍相提並論。但後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澄清說，深圳所拍之地並非農地，而是已經被規劃和用途管制確定為進入城市的地。
雖然深圳在改革上已多年沒有大的建樹，但公眾對其改革的期待仍在。在深圳發生的哪怕是很小的改革舉動，都會引發關注，有時候還會產生過度解讀。但無論對於中國還是深圳來說，改革的背景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中央來說，多樣化的改革需求和對改革的謹慎考量，正讓改革不再寄希望於一城一地，而是在全國遍地開花。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上海浦東開始，到2014年6月，國家已經批准了12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這些試驗區選擇的標準，因改革任務的多樣化而變得多元化。這些任務包括：開發開放，如浦東新區；統籌城鄉，如重慶、成都；“兩型”社會建設，如長株潭城市群；新型工業化，如瀋陽經濟區；農業現代化，如黑龍江的兩大平原，以及資源型經濟的轉型，如山西省。曾經集中央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深圳，如今只是開發開放的其中一個試驗區。從這個角度看，中央對深圳改革的預期已經改變了。
而對於深圳來說，如今它的發展更多依賴的是創新，過去幾十年培育出來的大型企業集群，加上當下不斷湧現、成長迅速的小微企業，就足以保證其能創造在國內領先的GDP，似乎也沒有必要非得糾纏於性價比難比以前的改革。
但其實大家心裡都清楚，有一項中國接下來必須走、而深圳又是優質人選的改革，需要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就是政治制度創新。在過去的30多年中，深圳曾經多次埋下這樣的種子，不論是80年代初蛇口的民主直選，還是90年代末大鵬鎮“兩推一選”選舉鎮長，都曾為中國的民主政治提供了鮮活的實踐。論者認為，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公民素質還是政府的管理水平看，深圳都是不可多得的候選城市。深圳是否能重回改革前線，關鍵在於主政者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5年4月16日發售的《中國新聞週刊》總第7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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