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03年受傷的黃樂平。
黃樂平，九三學社成員，現任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曾獲全國維護職工權益傑出律師、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法律援助先進個人、北京市法律援助突出貢獻獎等榮譽。文章開頭的這張照片拍攝於2003年，當時黃樂平在一家央企擔任法律顧問。2003年1月，在單位組織的一場籃球賽中黃樂平傷到了膝蓋，而這次受傷改變了他的一生。由於傷情嚴重，黃樂平希望單位能夠認定為工傷並承擔自己的治療費用，沒想到遭到了單位的拒絕，於是他選擇通過法律來為自己討回公道。經過曲折而漫長的訴訟，直到2004年1月份，黃樂平才拿到第一筆工傷賠償費用。
圖為黃樂平。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安全生產監管部門的數據顯示，各種職業傷害事件呈持續高發態勢，每年各種事故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十多萬人，工傷致殘有幾十萬人。黃樂平說：“當時很多企業對法律的無知、對職工權益的漠視和侵害程度讓我感到震驚。”在這次為自己維權的過程中，黃樂平也一直在考慮自己今後的道路該怎麼走，“做一名公益維權律師”的想法就在那時出現在他的腦海裡。
圖為2017年12月27日，黃樂平在會議上和同事們探討工作事宜。
12年前，2005年4月，經過數十次艱苦的談判，黃樂平拿到了12萬元的賠償，結束了自己的工傷維權，並從原單位辭職成為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隨後他又放棄了經濟回報優厚的房地產法律業務的工作，最終選擇為廣大工傷職工做公益法律援助，並且在2007年正式創辦了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一家民辦NGO法律服務機構。機構成立十餘年來，代理法律援助案件9000餘件，免費為農民工提供諮詢、培訓、代書等18萬餘次，挽回經濟損失
圖為工作中的黃樂平。
勞動爭議案件往往案情複雜、程序繁瑣、標額低而且耗時耗力，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大部分執業律師不願意處理勞動爭議案件。黃樂平選擇從事公益法律援助的第一天起，就知道這是一份極具挑戰性甚至是危險性的工作。從創建初始，機構就面臨無數困難和巨大的經濟壓力，甚至幾次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身邊很多朋友曾經建議他：“別這麼苦地做公益，一年玩兩把就行了。”“老黃，你這麼幹太冤了。”但黃樂平卻說：“到了半山腰，不能喊腿軟。”他在這條路上一走就是十年。
圖為工作中的黃樂平。
黃樂平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與幼年時的農村生活經歷有密切的關係，他對鄉土社會的弱肉強食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當時他的姑父與表哥外出打工時客死他鄉，但一分錢賠償也沒有拿到，那時的他無能為力。如今自己的維權經歷又讓他感嘆：作為一個懂法的人，面對一起典型的工傷事件，仍舊經歷了曲折漫長的兩年時間才獲得了打了折扣的賠償，那麼對於那些普通工人甚至完全不懂法的農民工來說，維權又會有多難？所以，他下定決心為改變弱勢職工的命運而努力。“越沒人管，我越要管！”
圖為黃樂平編著的《最新工傷處理操作實務》。
這本由黃樂平在2003年編著、2004年出版的《最新工傷處理操作實務》被譽為“最實用的維權工具書”。2003年黃樂平為自己的工傷維權奔波時，惡補勞動法，並且查閱了大量工傷實務處理的書籍，卻發現當時市面上竟沒有一本能滿足他維權需求的書。於是，黃樂平開始鑽研工傷保險政策和實務，並結合自身的專業知識和經歷寫出了這本“既專業又傻瓜”的書。他希望那些農民工都可以看得懂：“也許他們請不起律師，但可以按照這本書的指導去維護自己的權利。”阜新一起歷時16年的工傷維權案件曾一度陷入僵局，而工傷職工許玉林的家屬和當地法院法官正是受此書啟發，啟動了案件再審程序，最終為許玉林維護了權益。
圖為2017年12月27日，黃樂平在位於北京市豐臺區某寫字樓內的庫房整理書籍，這裡曾經是義聯的辦公室
進門之前黃樂平指著門口的白牆說：“以前義聯的牌子就掛在這個位置。”作為一家沒有任何背景的民間公益組織，由於資金等種種原因，義聯自成立至今已經經歷過十二次搬家。
圖為正準備離開的黃樂平。
整理完書籍的黃樂平準備離開，他表示這個庫房將來也打算退掉。由於多年來一直面臨房租增長的壓力，義聯一直不斷地輾轉遷徙，造成了義聯一定服務人群的流失。但黃樂平覺得作為一家民間機構，面臨這樣的狀況也是正常的，在義聯成立之初他曾提出“反對兩個傾向”：一是官辦化傾向，二是商業化傾向。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機構的獨立性和公益的純粹性，所以為此付出一些代價也是正常的。黃樂平說：“搬家不光有辛酸，也是有甘甜的。”
圖為知春裡某小區內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位於知春裡某小區內。發展至今，義聯除了法律援助部門，還增設了法律研究部門以及社區服務部門。黃樂平認為雖然義聯是一家民間NGO組織，但是必須自己具備“造血”功能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目前義聯的資金收入主要來源於政府購買的法律研究項目費用、基金會的贊助以及高校法律課題研究經費。
圖為黃樂平在辦公室接聽法律援助熱線電話。
早在義聯正式成立之前，黃樂平就開通了這部法律援助熱線電話以及中國工傷損害賠償網，通過電話和網絡為廣大工傷職工提供維權法律諮詢。十多年以來，接聽熱線電話也成了新員工入職後首先要面對的一項工作，成了義聯的一種傳統。每一位在義聯工作過的同仁都對“接聽熱線電話”的工作有著諸多回憶。
圖為接聽電話的同時，黃樂平詳細寫下諮詢記錄。
除了要求在諮詢過程中“問題不過夜，解答零誤導”，黃樂平還曾說：“來找我們諮詢的人很多都非常不幸，我們不僅是給他們做出法律上的解答，同時也能讓他們感受到，這個世界還是好的。”
圖為黃樂平在查看電話諮詢記錄。
十年來，義聯通過這部熱線電話為工傷職工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超過3.5萬次。在幾年前的高峰時期，每天會有數十個熱線電話打入，寫下的諮詢記錄超過一個成年人的身高。曾經有一位同事由於長期接聽電話，聽力出現了問題，但並沒有任何人對這樣高強度的工作抱怨過，因為大家明白每一次及時接聽和解答，對電話另一端那些無助的工傷職工都是一線希望。
圖為2018年1月3日清晨，義聯律師陳業濤前往北京市海淀區法律援助中心進行義務諮詢。
義聯除了自身的法律援助工作外，還與政府機構合作，提供義務諮詢服務。陳業濤於2016年底加入義聯，此前曾經是一名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圖為陳業濤律師在義聯法律援助辦公室與當事人就案情進行溝通。
在進入義聯成為一名公益律師之前，陳業濤一度對自己的職業前景深感迷惑，“律師的價值是什麼？”“要做一名什麼樣的律師”，這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進入義聯以後，通過接觸大量勞動案例，陳業濤的業務能力快速提升，從各方面都有涉獵卻不精通的“萬金油”式律師轉變為勞動法領域非常專業的律師，並且找到了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向。
圖為陳業濤律師的當事人程先生。
陳業濤律師的當事人程先生，湖北人，曾在北京某酒店工作五年，擔任廚師長。2017年9月，酒店方面意欲與程先生以及其他十名後廚員工解除勞動合同，但又不想支付違約金，便通過各種方式為難程先生和他的同事們，希望迫使他們自動離職。程先生去勞動局反映情況後，被得知情況的酒店方趕出員工宿舍。“在那工作了五年啊，上上下下的人都認識，最終就這樣把我們趕出來，一點感情也沒有。”程先生無奈地說。最終經過勞動局推薦，程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來到義聯尋求法律援助，希望討回公道。
圖為劉翔鷹律師在接待當事人。
劉翔鷹於2017年初來到義聯工作，之前是律師事務所的執業律師。來到義聯以後，因為有專業培訓和專業團隊帶領，她在業務能力上提升很快，同時對公益事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商業案件相比，劉翔鷹覺得法律援助案件的壓力和困難都更大一些。“因為這些當事人都是抱著很大希望來的，很多人都是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找到義聯，他們的經歷都很曲折。如果最終的結果讓他們失望了，我自己的心裡也會有很大落差，所以自己在做這些維權案件時也會特別努力。”
圖為與前供職單位發生糾紛的任女士（右一）在義聯尋求法律援助。
任女士（右一）在家人的陪同下來到義聯尋求法律援助，她與前供職單位就個人的社保問題產生了糾紛。她曾經到法院起訴，但因為證據不足等原因沒有獲得期望的結果。去年年底一家人觀看了電視裡播出的《法治進行時》節目，知道了有義聯這樣一個維護弱勢群體權利的公益機構，而且是完全免費代理案件，於是來到義聯尋求法律援助。
圖為2018年1月4日，義聯副主任韓世春律師前往海淀法院開庭。
韓世春律師於2007年正式加入義聯，從律師實習期開始就一直在義聯堅持做法律援助工作，整整十年間很多勞動維權典型案件都是經過他手辦理的。韓世春律師說這十年自己收穫很多，過得問心無愧，雖然很多人不止一次對他說在公益機構工作這麼長時間太不值了，但他說：“也許這十年我失去了很多機會，但我不後悔。”
圖為韓世春律師向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師生介紹義聯的相關情況。
在這十年間，義聯與高校開展合作，開設勞動法診所，帶領學生探訪工傷工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喚起年輕一代對勞動者保護議題的關注，同時還舉辦了多場面向廣大工友的法律培訓。
圖為2018年1月2日，新年後的第一個工作日，黃樂平早上第一個來到辦公室，開始準備一天的工作。
談到法律援助最大的生命力，黃樂平認為不是奉獻愛心，而是能夠幫當事人解決問題：“當事人拿不到賠償，官司贏了也是沒用的。”義聯之所以具有良好的社會公信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維權職工慕名而來，就是因為義聯律師出色的能力——立足於專業。從黃樂平代理的第一件維權官司絕境逢生的張先法案，到維權16年終獲成功的許玉林案，到啟動工傷保險先行支付的第一案，再到房山工人塵肺病群體案等，這些經典案例都使黃樂平和義聯團隊贏得了廣大工傷職工的信任，黃樂平說：“做別人做不到的，才是我們的價值。”
圖為黃樂平展示2011年參加相關單位組織的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座談會的相關材料。
正是基於專業和對實務的深刻研究，義聯得以受邀先後參與了涉及勞動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的立法和修改工作，提交了立法和修改建議139條，最終獲得採納和部分採納的立法、修改建議達到41條。尤其是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以及《關於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有關問題通知》的制定和出臺，義聯都深度參與其中，甚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作為一家民間機構，目前這在我國還是絕無僅有的。
圖為黃樂平律師在自己的辦公室伏案工作。
他認為自己和義聯的經歷說明了中國的法治建設在前進，律師推動法治建設的發展具有巨大空間。同時義聯也是研究社會轉型期法治建設的一個獨特樣本。在人們的印象裡“維權”往往是一個敏感詞，但義聯通過正確的方式方法證明了社會組織作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完全能夠成為政府必要而有益的補充。義聯曾經辦理的房山群體性職業病案件，推動了數千職業病患者依法獲得數億元的賠償，避免上萬個家庭陷入赤貧境地，既幫職業病工人解決了問題，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圖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給出的回覆。
2011年“7·23”動車事故之後的四天，黃樂平同義聯另外兩位律師毛素梅、葉明欣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起公益上書，要求對《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與調查處理條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提起違法性審查，該條規定鐵路交通事故傷亡索賠限額最高為15萬元人民幣。最終他們的提議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積極回應，國務院以政府令的形式下令刪除該條。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專門回函表示感謝。2013年，黃樂平與另外兩位律師向國土資源部提出申請，要求公開全國200個城市地下水水質監測的具體結果。隨後，黃樂平律師又起訴農業部，要求公開轉基因信息。
圖為擔任人社部法律顧問的黃樂平結束工作後離開辦公樓。
對於這幾件事，黃樂平和他的同事們表示，作為公益律師，發起這樣的公益訴訟是希望普通人能對關乎自己生命安全的問題獲得足夠多的信息。作為一名律師和一個公民，在踐行公民知情權和消費者選擇權方面，黃樂平盡了自己應盡的職責。
圖為黃樂平。
30歲成為律師，32歲就已經獲得“全國維護職工權益傑出律師”稱號，同年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曾經創下中國律師界推動立法多個“第一”，十二年後的黃樂平已經是這個領域內公認的專家。
圖為黃樂平在展示拍攝於2006年的一張照片。
黃樂平展示的這張照片拍攝於2006年，那時黃樂平和幾個共同懷揣理想的年輕人，在六里橋房租最便宜的農民工聚集區的招待所裡成立了義聯的前身——北京義社勞動諮詢中心。義聯從當初的“三個半人”發展到現在二十多人，黃樂平從29歲開始為工傷職工維權，到現在42歲繼續在法律援助的路上前行，投入了自己最黃金的13年，其中經歷了多重甘苦冷暖。對於未來，對於下一個十年，黃樂平相信義聯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道路。
來源：司法部騰訊新聞 聯合出品 攝影宋璐
（編輯 席鋒宇 張博 嶽錸 梁成棟 見習編輯 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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