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談及元朝徵日本之戰，最常提到的便是“神風”。在人們的印象中，元朝兩次征伐日本，龐大的艦隊、精良的武器原本可以勢如破竹，但天佑日本，兩場颶風都恰到好處來襲。結果，元軍敗給了莫測的天威，慘敗而回。
這種印象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而更顯得真實。戰爭末期，窮途末路的日本為了對付美國的軍艦，發明一種“神風戰術”，讓飛行員開著裝滿炸藥的飛機，直接撞擊美國軍艦，美其名曰“一機換一艦”。執行這種自殺任務的飛行員，便被稱為“神風特攻隊”。之所以名為“神風”，是為了寄託希望：神風曾經拯救過日本，那麼就應該能再拯救一次。
因自然力而改變結果的戰爭，在元朝徵日本前後都不乏例證。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戰，便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說。還有第二次希波戰爭中的薩拉米斯戰役，希臘聯軍的海軍正是利用了被稱作“aura”的海風，擾亂了波斯艦隊的陣型，奮勇突擊，擊潰波斯海軍。而在日後的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役中，英國皇家海軍也是利用加萊海峽的海風施放火船，打亂了無敵艦隊的陣型，從而將之擊敗。
後世的人們，都在津津樂道勝利者的英勇與智慧；對那些自然風，只是作為戰勝者充分利用自然力的例證，並不會將戰爭勝負全歸結於天意。其實，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元朝征伐日本的失敗，日本武士奮戰的“人事”是主要原因，至於颶風的所代表的“天命”只算是助攻。而之所以後世津津樂道於“神風”，不過是日本為了自我標榜而進行的自我催眠罷了。
“文永之役”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中統”，雖然還沒有確立“大元”國號，但元朝的歷史已經開始。而在此時，忽必烈的眼中還沒有日本的地位。這年三月，他在給高麗王國的詔書中還說：“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
至元二年（1265年），高麗人趙彝等對忽必烈進言，說日本國可通，應該擇可奉使者前去招降。忽必烈這時才知道東方海外還有一個日本國，於是在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為國信正副使，帶著國書出使日本。
黑的與殷弘到高麗後，高麗護送官建議海上風浪太大，還是由熟悉航海的高麗人前去傳達旨意比較好，便派起居舍人潘阜前往。
此時的日本，是鎌倉幕府時代，天皇至高無上，但無任何實權，幕府將軍是武家棟樑，卻也只是傀儡。真正的掌權者是第一代將軍源賴朝的岳丈北條家，稱為“執權”，所謂“天皇之權在將軍家，將軍之權在北條家”。可無論天皇、將軍、執權，對於大陸局勢都是一知半解，將潘阜扣押了六個月，不做任何回覆。
黑的等人等了好久，直到潘阜回來才知道日本如此無禮，可還是覺得可能是高麗人辦事不力、沒說清楚。於是，又在至元四年九月，親自帶著使團和國書前往日本，在對馬島上岸，將國書呈交當地守護（相當於太守）少貳資急，由他轉交給日本鎌倉幕府。
這封國書寫得相當客氣，通篇都講“講信修睦”的道理，認為雙方應該在日本稱臣的基礎上“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但在國書結尾發出瞭如果拒絕便會“以至用兵”的威脅。
自古以來，日本就基本遊離於中國傳統朝貢體系之外，不願也不曾成為“天朝”的藩屬國。早在隋朝大業三年（607 年），在給隋煬帝楊廣的國書中就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即使唐朝時瘋狂的派遣遣唐使學習唐文化，卻也並未作出臣服的表示。面對忽必烈的挑戰，日本直接表示：“國書內容十分無禮，不必回書。”
若是在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時代，日本裝聾作啞的舉動可能早就遭到武力打擊了，但忽必烈此時已經不再是講究開疆擴土的“世界征服者”，而是講究秩序建設的“世界統治者”。沒得到日本回應，忽必烈便又派高麗經略使趙良弼前往日本宣諭。日本乾脆將趙良弼扣押了近兩年，並派使臣回訪，拒絕稱臣修好。
既然修好不成，只能付諸於戰爭。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高麗建立徵東行省，正式籌措對日作戰。當年十月，以忻都為都元帥，洪荼丘、劉復亨為左右元帥，統帥蒙漢軍兩萬五千人，高麗梢公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九千七百人，乘坐戰船九百艘東征日本。元軍艦隊，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組成。所謂“千石戰船”，即主要用於運載東征軍將士的排水量較大的主力戰艦；“拔都魯”是蒙古語勇士之意，所謂拔都魯輕疾舟，即艦隊航行時負責主力戰艦周圍的警戒、聯絡，到達岸邊時用於搶灘登陸的小型快艇，功能類似於現代的衝鋒舟；“汲水小舟”，即主要用於儲備淡水、糧草、軍械等後勤物資的運輸船。
東征軍以強大的攻勢接連攻下了對馬島、一岐島。日本對馬守護代宗助國、一岐守護代平景隆分別以八十騎和百餘騎迎戰，全部戰死。東征軍破島之後，“肆行殺戮，獲婦女以索貫手心，繫於船側”。日本太宰府收到了對馬、壹岐二島失陷的消息後，立即上報了鎌倉幕府和京都朝廷。
東征軍在博多灣沿岸的博多、赤坂等地登陸。鎌倉幕府受到了極大的震撼，發出了緊急動員令，急令各地守護武士按照事先指定的防禦計劃，迅速整備兵馬向博多灣、大宰府等北九州沿岸要地集結迎戰。日本九州的武士，甚至神社佛寺人員都爭先恐後趕赴戰場，與登陸的元朝東征軍大戰於博多灣。
數百年未與其他文明發生過戰爭，日本武士的戰術還是比較原始的“一騎討”戰法，即由高級武士帶著自己的家臣發動衝鋒。而元軍中以騎兵分散突擊為長項的蒙古軍很少，主力是漢軍，講究排陣迎敵，“諸將憑高鳴鼓，指揮兵士，進退應鼓聲。敵有陷陣者，則圍而擊之”。同時，元軍還使用了其橫掃歐亞大陸的重型武器“鐵炮”，即彈射火藥彈丸的投石機。日本人從未見過這種先進武器，將之形容為“飛鐵炮火光閃閃，震聲如雷，使人肝膽俱裂，眼昏耳聾，茫然不知所措”。
井然有序的陣法，威力強勁的鐵炮，讓日本武士損失慘重。但在戰鬥力如此懸殊的情形下，日軍悍不畏死，持續不斷髮動進攻。日軍終於使得元軍“官軍不整，又矢盡”，難以保持陣型，火藥和弓箭都用盡，被日軍衝入陣中展開白刃戰，副元帥劉復亨都中箭落馬負了重傷。見戰況不利，元軍元帥忻都下令退回船上進行休整。
豈料，當晚突然颳起了猛烈颱風，元軍船隻被傾覆二百餘艘，落水淹死者不可勝數。
第二天，當日軍又來交戰時，發現海面上已經空無一船，只有隨波漂流的屍體和碎木，待到抓到了倖存的元軍俘虜後才知道，元軍遭受颱風死傷過半，其餘已經撤退回國了。日本大喜若狂，舉行盛大的慶功儀式，因為這一年是日本年號的文永十一年，所以被日本人稱為“文永之役”。
日本歡欣鼓舞，元軍這邊卻是悽惶無比。大軍在遭受颱風打擊後好不容易撤回本土，只剩下一萬三千五百人。
“文永之役”元軍失敗的原因，七百多年以來流傳最廣的一個說法是東征艦隊遭遇颱風，直接導致潰敗而歸。但真相究竟是否如此呢？若翻閱當事的元朝、日本、高麗三方的史料可以發現，相關記載分歧很大。
據《元史·日本傳》記載：“（至元十一年，1274 年）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歸。”一點沒有提颱風的事。在日本方面的《勘仲記》中則記載：“或人云，兇賊船數萬艘，浮海而至，俄爾逆風吹來，吹歸本國”，只提到颱風把元朝艦隊吹回了國。只有《高麗史·金方慶傳》中提到颱風：“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崖壁，多敗，侁墮水死。”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氣象學家荒川秀俊對“文永之役”中的颱風做過研究。認為當時並無颱風，因為在文永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即 1274 年 11 月 26 日）颱風季節已經過去，而且值得信賴的文獻中並沒有當時曾發生過大風雨的記載。當然，荒川秀俊的觀點並沒有成為學界定論。
其實，考察戰況，即使真有颱風，也是在元軍登陸並與日軍激戰不利後才出現。如果日軍如南宋軍一般一觸即潰，元軍早就可長驅直入，颱風又能幫到日本什麼呢？
“弘安之役”
元軍失利敗回，但統兵將領們隱瞞了損失，只對元世祖忽必烈彙報了“官軍不整，又矢盡”。這使得忽必烈並未認為第一次失敗是軍事失利，只是認為準備不足，並認為已經給了日本足夠的教訓，可以“文服”了。
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派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出使日本，再次宣諭。獲得勝利的日本鎌倉幕府打破“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慣例，將三位使臣以及書狀官董畏、高麗人徐贊共五人全部殺害。
如此決絕的態度，自然是準備好再次經受戰爭了。鎌倉幕府增加了西日本的防禦部署，並且在博多灣沿岸西起今津，東至箱崎，長達十多公里的地帶修築了一條高約六尺、厚約一丈的石壩，日本人稱之為“元寇防壘”，隨時準備迎戰。
被斬殺使臣是奇恥大辱，元世祖忽必烈勃然大怒，不惜代價調集兵馬錢糧準備二伐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 年），元軍已經滅亡南宋，水軍、物資都更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詔東征。
此次東征聲勢比第一次浩大得多，共兩路大軍14萬人馬。東路軍由忻都、洪荼丘率領4萬作戰部隊，戰船900艘，從高麗金州合浦出發；南路軍由阿剌罕、范文虎、張禧率領10萬江南軍，戰船3500艘，攜帶農具和稻種從揚子江口出發。兩軍約定於六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北路軍主管作戰，南路軍負責在被佔領區屯田，做長久打算。
當南路軍出發前，主帥阿剌罕病倒無法成行，由阿塔海代領其軍。阿塔海卻因故遲遲不能到任，南路軍只能由副帥、南宋降將范文虎統帥。
六月初，東路軍繞過對馬和壹岐，侵入博多灣，攻克了志賀島。但因為鎌倉幕府已經在博多灣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元軍戰艦竟找不到一處可以登陸的地點，“大戰者數矣，船壞糧盡”，只好停泊在海面。
以後一個月裡，元軍多次強行登陸失敗，日軍也多次進行偷襲，雙方各有損傷。戰況膠著之下，元軍退到肥前的鷹島，等待南路軍趕來會合。
七月初，南路軍終於到達，兩軍會合，再次發動進攻。但在日軍的頑強阻擊下，仍然未能取得進展，反而損失慘重，“招討使忽都哈斯等戰沒”。待到八月一日夜間，劇烈的颱風再次來臨，元軍艦船大都捆綁在一起，面對如山巨浪，相互震撼撞擊，“戰船皆破壞終覆沒，左副都元帥阿刺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屍隨潮汐入浦口，積如邱陵”。只有張禧所部事先築壘平戶島，隔五十步停泊戰艦，這才避免了風濤襲擊。
損失如此之巨，再加上對臺風的恐懼，元軍統帥們都已鬥志全消，只想逃走。只有張禧沒有氣餒，勸道：“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不趁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范文虎等人卻說“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完全不予採納。
八月五日，范文虎等人丟下部隊，乘船逃走。張禧無奈之下只得儘量挽救士兵，平湖島屯兵4000人沒有船隻，張禧嘆道：“我安忍棄之！”將船上七十匹戰馬丟掉，將士兵裝回。
饒是如此，近十萬士兵仍被扔下，他們沒有武器，又無戰船，群龍無首。
這些無主孤軍並未向日軍投降，而是推舉一位姓張的百戶長為統帥，一面抵抗日軍攻襲，一面伐木造船，準備回國。但是，孤立無援而又無裝備的士兵們在日軍包圍剿殺下很快崩潰，十萬人中大部分戰死，餘眾兩三萬人被日軍所俘。日本人將東征軍戰俘押送至八角島（博多），“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後世有人因為這條記載，認為日本人不殺南宋新附軍是因為文化上的親近感。其實，十萬孤軍中大部分是南宋新附軍，日軍殺起來並未手軟，即使被俘而未殺者也都成為奴隸，境遇恐怕是生不如死。
這場戰爭，爆發於日本的弘安四年，因此被稱為“弘安之役”。與“文永之役”颱風是否來還有爭議不同，這一次颱風確實是來了，而且給元軍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可是，颱風是在元軍多次搶灘登陸不成、徘徊於海上進退維谷之際到來，只能算是對作戰不利的元軍雪上加霜。試想，兩個月之久的作戰，元軍哪怕有一次能夠登陸成功，颱風都無法發揮作用。日軍的嚴密防守與頑強作戰，才是元軍大敗虧輸的原因。
而丟下士兵逃跑的范文虎等人，回到元朝後並沒有受到忽必烈的懲罰。犯下如此嚴重的罪行卻能安然無恙，後世便有學者猜測，動用新附軍徵日本，本就是忽必烈的陰謀，是為了消耗掉既不信任又不能遣散的新附軍。比如元史大家韓儒林先生便認為忽必烈“將南宋新附軍派去打日本，充當炮灰”。范文虎丟下部隊逃跑，借日本人的刀殺新附軍，“不殺降而降人自消”，忽必烈自然不會懲罰這位逃跑將軍。
若說忽必烈有消耗新附軍的用心，這是不錯的，但要說是借刀殺人，就有些誅心之論了。按照忽必烈的設想，是想讓新附軍作為佔領軍駐紮在日本，這樣既可解決新附軍問題，也可解決日本問題，但事與願違。至於不懲罰范文虎等人，一是因為真正的主帥阿塔海遲遲不能到任，已經有很大責任；再加上棄軍而逃的還有蒙古將軍忻都等人，並不能全歸咎於范文虎；何況南宋剛剛平定，范文虎作為南宋降將中地位很高的標杆性人物，懲罰過重會引起降人疑懼，自然也就從寬發落了。
“神風”心理
既然日本在兩次戰爭中勝在“人事”，那麼為何會如此推崇“神風”之說，似乎當時的日本只是一味求神拜佛、坐等“神風”降臨殲滅“元寇”一般呢？
戰爭爆發時，全國篤信佛教的日本上下，確實將祈禱神佑作為抵抗的運動之一：“上皇本人曾經連續七天七夜不停地在八幡宮不動明王像前祈禱，而執權北條時宗竟然血書經卷，其他僧俗官民也都虔誠祈神佑國。”
由南宋東渡到日本的僧人，也用宗教鼓舞日本朝野士氣。例如於鹹淳五年（1269 年）東渡日本的大休正念，專門作法語為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堅定抗敵的信心：“太守血書諸經，保扶國土……佛力與天力共運，聖力與凡力齊新。正恁麼時，奏凱一句作磨生道。萬人齊仰處，一箭定天山……我此日本國主帥平朝臣，深心學般若，為保億兆民。外魔四來侵，舉國生怖畏。朝臣發勇猛，出血書大經。《金剛》與《圓覺》，及於諸般若。精誠所感處，滴血化滄海。滄海渺無際，皆是佛功德。重重香水海，照見浮幢剎。諸佛坐寶蓮，常說如是經。一句與一偈，一字與一畫，悉化為神兵，猶如天帝釋，與彼修羅戰。念此般若力，皆獲於勝捷。今此日本國亦願佛加被。諸聖神武威，彼魔悉降伏。”
於祥興二年（1279 年）東渡日本的無學祖元，更是在北條時宗拜謁時，向其提出：“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風才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
既然天皇與執權都祈禱神佑，而高僧們又提出必然會有神佑，那麼一切可以彰顯神佑的現象都要被放大，“神風”之說也就深入人心。
神佑以颱風的形式出現了，也證明了“日本永號神國，非可以智取，非可以力爭”。在鎌倉時代，日本佛教昌盛，形成了認為天竺（印度）位於世界的中央，而日本只是世界一隅的邊土觀念。隨著佛教思想和日本本土神道教思想漸漸融合，日本人慢慢產生了一種菩薩諸佛皆為日本諸神“本地垂跡”的說法。所謂“本地垂跡”，又稱本跡。意思是佛菩薩為救度眾生，由自己之實身變化諸多分身，垂世以度化眾生，那麼菩薩的實身為本地，分身為垂跡。
按照這種獨特觀念，再加上兩次抵禦“元寇”有神蹟相助，日本人的心理由自卑變為自負：日本雖然是邊遠小國，卻是“神國”，日本人是神的子孫後代，受到諸神的護佑。比如《八幡愚童訓》中，日人便鼓吹道：“蒙古乃犬之子孫，日本則神之末裔，神明及畜類如何對等相爭？”
既然如此，推崇武士捨生忘死、保家衛國與宣傳神佛加持天佑國土相比，自然後者更為高端大氣。抵禦元軍的進襲，只提“神風”而不提人事，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這樣的宣傳和記憶，雖然對鼓舞民心士氣大有好處，但副作用也流毒長遠。既然日本有天神庇佑，永遠不會淪亡，那麼自高自大、以為天下無敵便是理所應當。明朝萬曆年間，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便出兵朝鮮，放言要征服中國乃至印度，雖遭失敗，其自大卻並未收斂。明治維新後，瘋狂對外擴張的思想登峰造極，最終差點把日本送進萬劫不復之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將自殺式攻擊的飛行部隊稱之為“神風特攻隊”，便是這種影響最直接、也是最膚淺的展現。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眼前的勝利居然會推演出數百年後的慘禍，雖然時間長了點，但畢竟“勝負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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