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权臣桓温先后于永和十年、永和十二年、太和四年先后三次以关中、河洛、河北为目标进行北伐，前两次间隔2年，最后一次与前两次间隔13年，然而桓温北伐往往开头声势浩大并取得不俗战果，北伐后期均失利退兵，可谓典型的先胜后败。那么桓温北伐为何三次均不能取得彻底胜利呢？且看下文一一道来。
桓温三次北伐路线图
战略规划不充分
无论是第一次北伐的驻军灞上，还是第二次北伐的得洛便归，还是第三次北伐的枋头大败，桓温北伐往往缺乏彻底打击北方敌军主力的总体战略规划，以至于一伐关中会在灞上踟蹰不前近两个月（四月-六月）、三伐河北会在枋头逡巡不进达两个月（七月-九月），二伐河洛则仅仅是为了打击姚襄游军、顺道收复洛阳，全无深度北进的通盘打算。
后勤运输不济
古代南方政权的北伐运输，尤其从是江汉平原与江东地区出发的北伐，无论运兵，还是运粮，都相当依赖成本最低的河道水路，但河道的运输条件，是由季风气候下的水文条件决定的，一旦过了雨季，便无法获得足够的运输动力，进而无法保证足够的运载量，引发运粮困难。而桓温一伐路过的武关道，还需克服在秦岭山脉山地河谷行军的困难，运粮便更加不易（水运到武关东南的南乡郡，而后陆运到前线）。所以，桓温伐秦与伐燕，均无法克服兵粮供给上的问题，这可能也是造成桓温驻军不进的原因之一。
桓温一伐关中
南军兵种缺陷
桓温所掌握的东晋荆州兵，由于缺乏军马来源，主要以步兵为主，而且还是更加习惯水战的步兵，这种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即便战力再强，也只能在攻城与守城战中发挥优势，很难在野战条件下应对北方骑兵时保持充分的机动性。桓温谋略过人，竟能在三次北伐前期以这种兵种屡屡攻破前秦军、姚襄军、前燕军，实属不易。然而，一旦北伐军的军势因为前述屯驻两月与军粮不济而跌落，原本被桓温谋略与前期士气弥补的兵种缺陷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机动性的不足与敌军的本土准备完毕，而屡败屡弱。
总是孤军深入
在一伐关中时，梁州司马勋与前凉降将王擢，受限于秦岭山地之间的沟通不畅，以及桓温屯军给前秦带来的喘息之机，无法步调一致地配合好桓温的北伐（或者说被桓温屯灞上拖累）。以至于入关晋军唯有桓温一支，无法形成呼应之势，而即便司马勋所部顺利进入关中西部，也因三年前被前秦阻击而不复当年实力，应当无法与桓温所部形成有力呼应。
在三伐河北时，从姑孰出发的桓温主力，包含桓氏经营许久的荆州主力，与新并入的郗愔所部徐兖二州军力，除了这五万兵力外，并未再有第二支军队从荆州襄阳或梁州汉中出发呼应。
两次最为深入的北伐，均无有效偏师的呼应，再叠合前述三点因素，便很容易陷入整个战局的被动，得亏桓温善于带兵，方能在国力没有重大减损的情况下完成退兵。
桓温二伐河洛
关洛河北豪强百姓的向背
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
桓温所率军队虽是号称华夏正统的晋军，但在桓温一伐关中时便屯兵灞上，消磨掉了关中百姓与豪强对于正统王师的期盼，面对王猛所言，桓温也默然承认。
二伐洛阳时，由于河洛地区是四战之地，已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攻杀，周边坞堡豪强都有割据自雄之心，全无款款归晋之意，并不具备多少可以应援的力量。桓温克洛阳而南归，不继续北伐也受此一状况影响。
三伐河北时，前燕已定都邺城12年之久，以前燕政权在十六国中最为汉化的程度，是很受河北豪强拥护的，这就使得桓温第三次北伐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外，并未受到河北豪强的应援。
可以说，三次北伐均没有得到攻略地豪强百姓的支持，这就使得北伐的后续能力大大降低，何况桓温还未必有继续北伐之心，晋廷也未必乐意桓温全取北伐之功。
桓温三伐河北
桓温的个人野心
在强势能力的支持下与自幼雄杰的心性驱使下，桓温的野心在取蜀以后便未必低于当年的王敦了，甚至有自比曹操、司马懿之心。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三次北伐在桓温看来，主要是为了在不损失自身军力的情况下累加功勋，而非拼尽全力的祖逖式北伐。这一点在第一次北伐时，便被王猛看透，这也可以说是桓温在取得一定战果后便驻军不前或直接退军的一大心理因素。
东晋门阀政治的牵制
东晋政治的特点是门阀贵族之间的相互制衡，一旦有哪一家掌握军政大权的门阀有独大成为下一代皇权的苗头，就会被其他家族联手扼制，这是祖逖获援稀少、王敦篡权受阻、桓温北伐失败、谢安功成身退、桓玄称帝失败的共同原因。门阀政治的拖累式制衡，直到晋末桓玄之乱，方才彻底被削弱，刘裕这才能实现效果明显好于桓温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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