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先生非和尚，其家鄉五臺縣永安村在五臺山的下五臺。徐繼畬有名，但上、下五臺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這位學貫中西、被後人譽為中國“放眼看世界先驅”的徐先生。徐先生冤，以徐先生的大才大識和對海外世界、外國國情的瞭解，當在和他同一時代的林則徐之上，但天下人皆知林少穆（林則徐之字），不知有徐松龕（徐繼畬之字）。知林則徐是虎門銷煙，震驚國人，振興中華。我在上小學，剛剛啟蒙就知道了林則徐虎門銷煙，課文中還有插圖，果然提氣提神，從此銘記心中。林則徐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當我知道清末道光年間有位徐繼畬時，已然而立之年，因我在農村插隊的地方叫山西忻州定襄縣，而定襄縣的鄰縣，便是跨過一座叫濟生橋的水泥大橋就到了的五臺縣。五臺縣有條河，其名曰：滹沱河。順著清細見底的山泉，就來到永安村。那個時候只知道永安村出了個徐元帥，看見村東南有棵葳蕤茂盛的大槐樹，那便是徐向前的生地。
真遺憾，那個時候沒有出村往遠走一走，徐繼畬的墳地就在永安村外。當時是一片蒼蒼翠翠的油松，奇怪的是那片不到2米高的松樹間，竟有一棵兩人環抱粗的高高聳立的古柏。查起徐家家譜，徐繼畬當為徐向前本族的高祖，應比徐向前早生近百年。徐繼畬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福建省巡撫，從二品官員、封疆大吏。
清王朝重用徐繼畬因其當時無論官聲名聲民聲皆佳，朝野稱讚不止，更何況此人勤於理政，工於研究，長於好學，成於納言，嚴於律己，知識博達。在晚清官場上確實是名可用人才，又加之福建緊臨廣東，面臨大海，受外國勢力威脅。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像徐繼畬這種瞭解外國地理、歷史和政治、軍事情況的邊疆大員國家就更加需要。徐繼畬先任廣東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升職為廣西巡撫，但尚未赴任，第二年一月即又由朝廷發文，調任福建巡撫。這麼提升調配封疆大吏在清王朝286年的歷史上還真不多見。足見徐繼畬在朝廷中的地位，用現在的官場話說正紅正火正達暢。
但誰也沒想到，尤其徐繼畬亦出乎意料。四年後正在治閩得意之時，一紙聖旨被免去福建巡撫官職，官銜由從二品大員降至四品，調回京城任可有可無、無職無權的太僕寺少卿。徐繼畬如遭霹靂，被貶得灰頭土臉。清末官場的惡風立時吹來，官僚皆避之如水火，各種惡名不脛而走，各種禍水憑空而至。徐繼畬狼狽離閩時，竟然官無一員相別，民無一人相送。大街之上竟猶如躲瘟疫，徐繼畬頭上有一頂“高帽子”，是賣國求榮，是漢奸之流。其罪名不輕。第二年，徐繼畬在京城又被人參，找茬一免到底，革職回鄉。
鴉片戰爭以後，國人痛恨“洋鬼子”，徐繼畬何有“漢奸”一罪？後來讀書漸多，偶然發現參徐繼畬奏本中分量最重的竟然是虎門硝煙的民族英雄，大名鼎鼎的林則徐。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二）
徐繼畬和林則徐的有緣之處就在於福建。道光二十七年（1847），徐繼畬正在福建巡撫任上，此時此刻的林則徐，已從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以四品卿銜發配新疆“效力贖罪”，到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以三品頂戴花翎署陝甘總督，二十六年三月已正式授任為陝西總督，到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升任雲貴總督。這時候林則徐因身體有病，想回老家養病。福州就是林則徐的老家。林則徐何許人也？此不言自明，尤其經過鴉片戰爭，看到外夷橫行霸道，逼得朝廷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一口氣至死未咽。他聽說福州有洋人居住，火不打一處來。他曾給他的友人寫信時就“明挑”：“鄙鄉臥榻之側，有人酣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林則徐寧折不彎的漢子，在另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坦言：“所躊躇難決者，福州既有他族逼處，弟若與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林則徐恨“洋鬼子”是恨到骨頭裡了，眼裡容不得沙子，他見不得洋鬼子闖進他家鄉。
而恰恰就是在如何處理與“洋鬼子”相處，如何處理“對外”關係問題上，林則徐和徐繼畬發生激烈衝突，水火不容，終於反目。林則徐上書奏本，參徐繼畬在處理兩個住到福州城內的英國人一事上媚洋失敗，畏洋退讓，循庇漢奸。
事情發生在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兩位英國人不請自來，他們倆的到來讓福州經受了一場如何處理外交事務的“政治風暴”，最終導致徐繼畬被貶被撤。
這兩名英國人，一名是傳教士，一名是位醫生，他們來到中國，來到福州並無惡意，絕非間諜特務之類，更不是想借風煽動政變，搞垮福州的清政府政權，他們來到福州後，在英國駐福州代領事金執爾的幫助下，租了福州城內神光寺的兩間僧房暫住，為的是傳教和行醫看病。外事無小事，又恰逢在鴉片戰爭戰敗，清朝政府不得不把福州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後，中國人本來就憋氣。但戰敗之國，豈能揚眉吐氣？窩著脖子活吧，城下之盟不得不接受。按照中英雙方協定，在福州設立英國駐福州領事處，但明文規定，只有英國的外交人員才能住在福州城內，其餘的英國人一律不行。這後來的兩個英國人皆不屬於外交人員，無權居住在福州城內，英國駐福州領事處的代領事明知外交協定上有這一條，卻視而不見，明知故犯，說他有意挑釁也行，說他無視法律規定也行，說他根本就沒正眼看中國人也行。反正事由金執爾起，他以代領事的身份幫兩個英國人租了福州城內神光寺的房子，這才鬧出“神光寺事件”。
所謂“神光寺事件”，就是把兩個英國人從神光寺逐出去。但怎麼逐？徐繼畬的辦法是據理力爭，以理服人，以柔克剛，自然而然，不把“逐人”的事件升級鬧大而是化小化無。當時英國人也抓住一點理，即他們和神光寺簽定的租房契約上有福州官方蓋的公章，這就等於承認了英國人租房的合法性。徐繼畬的辦法是暗地下招逼走這兩個英國人。他下令不準中國人修繕兩個英國人住在神光寺的僧房，僧房早已年久失修，幾近不能住，徐繼畬知道那種居住條件洋人是受不了的、挺不住的；下令不準中國人去神光寺看病，讓英國醫生根本開不了張，天天呆坐著無病可看；又下令不準中國人去神光寺聽傳教士講《聖經》傳播教義，讓那位傳教士找不到可傳教之人，天天空對破房，閒得無聊。這兩個英國人和神光寺籤的租房契約也只有半年期，半年過後，按合同要求禮送出門。用徐繼畬的話說叫使其“寂處蕭寺，勢難久留”。事情果然不出徐繼畬的預料，不出半年，這兩位英國人住在神光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只好灰溜溜地自己走了。從以後的史料看，這兩個英國人確實不是什麼“洋鬼子歹徒”。
“神光寺事件”本來按徐繼畬處理的已經畫上句號，有理有節也有德。但林則徐和一些福州的愛國紳士卻不那麼看，恰恰相反，他們和徐繼畬從一開始就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林則徐和福州的一些愛國紳士認為英國人違反有關兩國達成的條約擅自來福州城內居住，就應該立即驅逐，沒有必要將就外國，立即下令攆走洋人當為正理，捍衛主權，理直氣壯。林則徐認為徐繼畬被洋人嚇破了膽，骨子裡崇洋媚外，不履行政府職責，有包庇洋人之嫌。福州愛國紳士發表致徐繼畬公開信，要求徐繼畬公開向全福州百姓解釋為什麼不立即驅逐出這兩個英國人？甚至質問徐繼畬，英國人正在蠢蠢欲動準備攻打福州城，作為福建巡撫為什麼不調兵遣將，排兵佈陣，招募鄉勇，準備彈藥，做好戰爭準備？口氣十分嚴厲，文筆十分老辣，筆調毫不留情，確有咄咄逼人之氣。而這封貌似宣戰書和公開信的執筆者竟然是林則徐。當時林則徐是雲貴總督，是因為身體不好，回家鄉養病，見此崇洋媚外，幾近漢奸的官吏不得不拔刀相助。他要扳倒這位他的“父母官”。
果然，徐繼畬的覆信沒有讓福州的愛國紳士和一些官吏滿意，也沒有讓林則徐滿意。覆信的核心是徐繼畬不打算使用武力，動用政府的管理權限，立即驅逐這兩個英國人出福州城。
他在覆信中說，現在沒有跡象表明英國人馬上要來攻打福州。如果我們現在就展開針對英國人入侵的調兵調炮，招募鄉勇，建起街壘，反而招致英國人疑忌，引起中英兩國外交上的摩擦。我們應大事化小，不應由此挑起戰爭。徐繼畬坦言他自己“不敢輕於召釁”。他在信中承諾，已經安排好嚴密注意英國人的動向，監視英國軍隊的動向。徐繼畬給福州定下的政策是：“敵來則惟有對之拼命，不來則審己量力，不宜與之生端。”徐繼畬的這種理智的回答不啻於火上澆油，福州紳士及林則徐都怒不可遏，認為這分明是賣國投降的漢奸腔調。
林則徐和福州的紳士、官吏紛紛上書參徐繼畬，他們還發動福州籍的京官也加入到了上奏參徐之列，一時間奏摺如雨，驚動皇帝。徐繼畬終於被扳倒，終於被撤職，福州官紳竟然槍炮齊鳴，鑼鼓喧天，而徐繼畬回京時，猶如掃地出門，喪家之犬，無一吏一民相送。
但歷史自有評價。20世紀60年代，史學家侯外廬就講道：“你要說徐松龕好，等於你附合了漢奸。這種氣氛已有多年曆史。從民國13年（1924）起，就搞六三燒煙紀念，說是愛國的，這才襯得把松龕先生沒人敢提了。”
1990年6月5日，在一次會議上山西大學著名教授郝樹侯說：“徐松龕和林則徐的矛盾，兩個人爭執的問題很扯淡，現在看是徐松龕對。”
徐繼畬當知。
（三）
徐繼畬是道光年以前中國第一位放眼觀看世界的人，是第一位敢於瞭解世界，敢於實事求是地介紹世界的人。就因為徐繼畬勇於站立在時代的潮頭，急於打破中國的自我封閉，自我陶醉，“夜郎自大”，他必然要遭受國人的反對，不理解，誤解，甚至招致汙水滿面。徐繼畬用6年時間完成的介紹世界，尤其是歐美各國情況的《瀛環志略》，是十卷本的介紹外國情況的“大書”，書中有44幅插圖，圖文並茂。對各國的疆域形勢、氣候物產、風土人情、歷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強弱，對外兼併征討，海外擴張及與中國的交往情況，書中都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和涉及。其中尤其是對中國對外關係至關重要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荷蘭、土耳其等國家敘述尤為詳細。
徐繼畬堪稱那個時候最瞭解外國，尤其是瞭解歐美諸強國的中國人，從現在看道光時代的資料，無人能出其右。但僅僅因為他比時代的大潮往前跨進了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必然引起暴風雨似地摧殘和迫害。
徐繼畬曾在書中介紹，英國國力的強盛，科學技術的發展，軍事實力的雄厚，海外貿易的發達。介紹了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提到英國國土面積雖小，離大清王朝雖遠，但絕不能僅僅把它看成是“海外野夷”，英國當數世界強國。他還盛讚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公器付之公論”，稱頌“華盛頓為古今第一人”。沒想到此書一出，朝廷內外皆譁然，1848年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八週年，上下需要找個靶子出氣，以示“國威、皇威”，徐繼畬跳出來了，“見者譁然，謂其張大外夷，橫波訾議，因此落職。”徐繼畬終於讓汙水和唾液、謾罵和栽贓淹沒了，他被貶回五臺老家教書為生，窮困潦倒。現在再看那段歷史，如果當時道光以後的咸豐皇帝和清王朝的重臣都認真看了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很可能避免，外交上的失敗是因我們對外國尤其是對歐美列強根本就不瞭解導致，既不知己，更不知知彼，不敗更待何時？
林則徐是反對、痛斥、批判乃至上奏皇帝參徐繼畬的朝廷重臣之一。
那麼就看看林則徐對英、法歐洲列強到底瞭解多少？
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林則徐升任湖廣總督，十一月被道光皇帝當面委任為欽差大臣，加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銜，前往廣東禁菸。當時林則徐已然考慮到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可能動武，因此他從京城直奔廣東時就令人採購大竹竿500個，因為他認為洋人的膝蓋是直的不能打彎，如果英國兵膽敢進犯廣東，就用竹竿打英國兵的腿，把英國兵打翻在地，剩下的事就是備足繩索只等捆人了。接替他處理廣東事物的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朝廷正一品大員琦善對英國軍隊瞭解多少呢？簡直讓人不敢相信，這位皇帝親封的欽差大臣到廣州後，立即讓人挨家挨戶去收集糞便和女人的月經用物，把這些汙穢之物放在數百個木桶中，等英國艦船來時一齊向海洋中拋棄，可以破其船堅炮利的“魔咒”。這種破敵之術竟然被極其認真地用在兩軍陣前。
林則徐到廣東之始，亦絕不瞭解他的對手，他認為那些不過是海外荒島上的野蠻民族。他對英國人最後通牒中就說：“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他認為中英、中外貿易是中央大國給海外洋人賞賜，否則洋人怎麼能夠生活？
戰爭在即，林則徐不瞭解英國的國情，更不瞭解英國軍隊，他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以示憤怒：“爾等遠海夷族，大膽妄為，辱沒天朝，此誠為爾等洗心革面之期。若恭順天朝，以示畢誠，以往罪過，概不追究。”我們不能苛求前人，他們已經盡力了。但現在翻出他們當時的言論，確實讓人哭笑不得。
距鴉片戰爭僅僅相隔47年，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曾派馬戛爾尼使團以為乾隆祝壽的名義來到中國，馬戛爾尼使團乘坐的是當時英國最先進的炮艦“獅子號”，上面裝有64門大炮，使團攜帶的禮物除了一部分是為乾隆皇帝準備的壽禮外，更多的是為了顯示英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如天文地理儀器、鐘錶、車輛、武器、船隻模型等等。這本來是送上門的學習機會，是瞭解國外先進技術的一個窗口，但非常遺憾，以乾隆皇帝為首的清王朝俱認為洋人帶的東西、技術皆“奇巧淫技”不足一學，束之高閣。據史料記載，兩次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使用的軍艦、大炮都是當年“獅子號”一樣的軍艦大炮。而送給清王朝的先進技術產品，竟然都擺在圓明園內作為蠻夷進貢的貢品，根本沒有盡力研究分析，1860年英法聯軍攻進圓明園又悉數把他們曾經輸出的產品又帶回去了。
而可笑的是馬戛爾尼訪華團不能見乾隆皇帝的原因竟然是“禮儀”問題。清王朝認為外夷來進貢，須按我天朝大禮，行三跪九叩之禮。英國使節認為這是一種屈辱而拒絕。讓人很難想象，這種跪叩的禮儀之爭竟然從天津到北京，繼續到熱河，清王朝態度異常堅決，這個問題不解決，什麼事情都藉口免談。據說後來變通的辦法是外夷洋人的膝蓋不會彎，不能下跪，一跪就起不來了。讓人沒想到的是半個世紀以後，從乾隆、嘉慶到道光朝，外國人膝蓋不能打彎似成定論，以至於連林則徐都還相信。
徐繼畬為人實在。當咸豐皇帝召見他時，詢問林則徐為人。徐繼畬對以“忠臣，惟不悉外情，致誤時機。”文宗以足頓地，嘆息者再。徐繼畬言林則徐不熟悉外國的情況，致誤時機，恐怕不能算是給林則徐上“黑帖”。
有比較才有鑑別。我們不妨看看徐繼畬對世界的瞭解。徐繼畬在論述天下大勢時，講到西方列強向海外擴張已非一日，只是我們閉目不看。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已波及亞洲，中國是其殖民擴張的目標，實際上中國已處於被列強包圍的狀態。徐繼畬在他的《瀛環志略》中稱頌並同情那些敢於抗擊殖民強敵的弱小國家。徐繼畬主張治國要居安思危、謀劃謹慎、防患於未然，要有所準備、有所洞察、細察外情。徐繼畬已經模糊地認識到了古代希臘文化以及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並且預言，基督教對推動西方文明的作用會越來越大。他講述歐美國家的近代社會，物產豐富、科技發達、貿易立國、商品輸出，還有議事制度，“鄉紳”在國家大政中有重要的發言權。徐繼畬對西方社會的認識絕非道光皇帝和他那些重臣們能相比的。
我們僅看看當年徐繼畬對美國總統華盛頓的評價就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前衛和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徐繼畬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萌芽。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手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為人傑矣哉！”
“米利堅合眾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徐繼畬的這段文字，作為中國送去的紀念品，被安置在華盛頓紀念碑的第20級內壁西牆上。據我所知，這是在美國重大建築物中唯一的中國人語錄。
而這段對華盛頓的評價尤其遭到朝野的兇猛攻擊，皆認為徐繼畬這麼讚揚華盛頓有“漢奸之骨”，大漲洋人志氣，滅中國人威風。宣揚的是一種崇洋媚外的東西，對華盛頓的評價簡直是杜撰，評價絕非有理。徐繼畬有賣國之嫌，應儘快撤職查辦。
歷史證明，徐繼畬沒錯。
然而徐繼畬被那些達官貴人的汙水潑的難見真容，他終於被革職，回到了五臺山老家，以教書為生，清貧淡定，數年後，徐繼畬在老家的土屋裡默默去世。
讓徐繼畬欣慰的是，在他身後，《瀛環志略》聲譽日隆，清末10年竟一版再版，成為中國人瞭解世界的必讀書，日本也幾次翻印，對日本幕府末年的維新志士有重要影響。清末時期，乃至民國初年中國人出洋考察或擔任駐外使節，大多隨身攜帶一本《瀛環志略》。19世紀後半葉，追求新知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人不讀《瀛環志略》，像康有為、梁啟超等這些著名的維新人士，都從《瀛環志略》中吸取過有益的養分。就連慈禧皇太后從西安回北京，也手持一本《瀛環志略》以備查閱。
現在回過頭來看歷史，假如當年道光皇帝派到廣東禁菸的官員是徐繼畬，歷史可能會重寫。以徐繼畬處理福州“神光寺事件”來看，徐繼畬很可能把鴉片貿易禁止了，又把中國對外貿易搞活了，“鴉片戰爭”很可能改寫。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可能發生。我們的圓明園直到今天可能還像頤和園一樣能讓老百姓走進去看看。“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被迫開“五口通商”，徐繼畬是福建的布政使，負責當地的對外交涉。道光二十三年（1843）末，徐繼畬在廈門會晤英國領事，英國領事不敢小看這位中國官員，因為他和其他所見過的中國官員不一樣。擔任翻譯的是美國一位傳教士，他說：“這是我迄今遇到的最喜歡提問的一位中國高級官員。”徐繼畬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剛柔相濟，進退有度，尤其是他對外交對手的瞭解使他處理外交事務更加有利有禮有節。說徐繼畬是清王朝“放開眼界看世界的先驅”，當不是過譽之辭。但大清王朝在道光、咸豐時代已經大廈將傾，腐敗不堪，離它滅亡之時不遠了。而徐繼畬終於在惡名和罵聲中死去。
寫完此文，正值大雨過後，有詩自成，可能和此文無關，也可能品出幾分苦澀。
流光溢彩映雲霞，一道飛虹掛山崖。
清風蕩去葉有雨，紫燕雙飛欲歸家。
聽琴坐看水中鳥，吟詩方知荷聽蛙。
人生猶如天行雨，芭蕉樹下細斟茶。
也罷，也罷。吃茶，吃茶。但這第一杯清茶輕輕倒在芭蕉樹下，是祭徐繼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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