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有著數千年深厚的交往淵源，中國也一直是日本的學習對象。
但隨著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國力衰敗，淪為列強宰割的對象，而日本則蒸蒸日上，躋身強國之列。同為東亞國家，中日為什麼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這成為許多仁人志士近代以來一再追問的問題。
其實，縱觀《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兩本書在兩國間的不同際遇，已經給人們提供了答案。古人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同樣，以日本為鑑，可以知進退。在這個意義上，讀懂了日本，也就讀懂了中國。
美國的黑船抵達日本
1851年，中國商船將一本中國書帶到了閉關鎖國的日本。當時日本實行嚴格的進口審查，這本書由於含有涉及天主教的違禁文字而被查收上繳。不過，它沒有被焚燬，也沒有被束之高閣，而是被送到官方機構，供那些關心世界形勢的幕府重臣研讀。
這本書就是魏源編寫的 《海國圖志》 。親身經歷了鴉片戰爭的魏源深感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急需瞭解世界。於是他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為基礎，從1841年開始廣泛收集資料窮數年之力，編寫成《海國圖志》50卷刊刻面世。
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鉅著。它摒棄了“九州八荒”“天圓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觀念，向中國人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傳播了近代自然科學以及全新的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價值觀。魏源在該書序言裡寫道，“是書何以作? 曰 : 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在中國近代史上， 這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學習”的新課題，魏源也因此被譽為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可謂應運而生。當時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正是急需新思想新觀念的時代，但是清朝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國”的迷夢裡不肯醒來。《海國圖志》不僅沒有受到重視，反而 因為它輯錄“異邦蠻夷”的情況，有違中國固有的學問之道，受到主流社會的攻擊和排斥。士大夫認為，這本讚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實屬大逆不道，應該堅決封殺，甚至有人主張把它付之一炬。
直到十多年後的1858年，一位名叫王茂蔭的官員上書朝廷，建議將《海國圖志》刊刻重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是知夷難御非竟無法之可御”。 但是清朝對此不予理睬。《海國圖志》一書僅勉強刊刻千餘冊， 隨即銷聲匿跡。
幾乎與此同時，在“黑船”叩開日本國門之後，《海國圖志》在日本卻成為熱門圖書。日本的有識之士認為這是一本“有用之書”“天下武夫必讀之書”，紛紛加以翻譯、訓解。從 1854 — 1856 年僅僅三年時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就有 21 種。由於人們爭相購讀，《海國圖志》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價格竟然漲了兩倍多。
魏源
《海國圖志》 對日本社會影響巨大。 當時的著名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學生吉田松陰在著作裡也多次提到讀《海國圖志》一書的體會。吉田松陰利用《海國圖志》提供的世界知識，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張，成為日本維新運動的先驅。後來，吉田松陰開辦私塾，以《海國圖志》為教材，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成為明治維新的元勳，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貢獻。
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現代史》中所說，“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 ”。中國學者錢基博也說，“日 本之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則源有以發其機也”。
比《海國圖志》 稍晚數年，清朝還出現了一本可以幫助國人認識世界的啟蒙著作《瀛寰志略》。和只擔任過中低級官員的魏源不同，《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繼畬是一位“省級”高官，曾任福建布政使，辦理過廈門、福州兩口岸的通商事宜。在接觸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傳教士、官員和商人的過程中，徐繼畬收集了大量關於外部世界的資料，用五年時間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
這本書除了介紹地球概貌、各國地理分佈、風土人情等，對各國的宗教信仰、歷史沿革、政治制度等均有涉獵。它對希臘文明給予了充分肯定，對雅典及古羅馬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賞，推崇歐美國家“以商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顯然，此書比《海國圖志》更加進步，代表了當時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最高水平。作者希望藉此開啟民智，引導民眾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先進制度，實現強國富民。
當然，作為政府高官，徐繼畬深知保守勢力強大。在《瀛寰志略》刊刻之時，他本來想把清朝地圖放在“亞細亞”之後，但是好友擔心這樣會招致保守士大夫的牴觸，所以建議將清朝地圖放在卷首。徐繼畬依言而行，可是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後“即騰謗議”，士大夫群起攻之，指責作者徐繼畬“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輕信夷書，動輒鋪張揚厲”“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在朝野士大夫憤怒的攻擊和謾罵中，這本書被迫停止刊印。
徐繼畬
然而，《瀛寰志略》卻受到了日本讀者的歡迎。日本學者將此書譽為“通知世界之南針”，從1859年就開始翻刻，不斷地重印。這本書早於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幫助日本人打開了眼界，對後來的明治維新有啟導之功。
19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國力衰敗，淪為列強宰割的對象， 而日本蒸蒸日上，躋身強國之列。同為東亞國家，中日為什麼會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這是許多仁人志士一再追問的問題。 其實，《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兩本書在兩國間的不同遭際，已經給人們提供了答案。
本文選自《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 馬國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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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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