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媒報道，中國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於2018年10月30日因病辭世，享年94歲（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聽到金庸離世的消息，第一反應，是無所適從。
畢竟，我們讀金庸先生的小說、看以他的小說改編的武俠電視劇，已經太多年了。
金庸已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更代表著汪洋肆意的江湖情懷。
早已經習慣了他精神矍鑠的侃侃而談，以至於他的離去，令人不禁覺得，彷彿是一個時代的消亡。
假如說，武俠小說在今天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已經變成一艘曾經豪華、現已拋錨的破船。
那麼金庸的離開，就像剪斷了系在岸邊的纜繩，讓這一艘名為“武俠”的船，終於挾著時代的洪流，慢慢飄向遠方。
我們這代人對金庸的瞭解，除了來源於各種藝術作品，還有一些關於他的採訪。
鏡頭前的他，總是帶著金絲邊眼鏡，一臉和善，用有些綿軟的江浙口音，不厭其煩的向主持人們解釋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問題”。
哪怕是窮極無聊的“你最喜歡自己寫過的哪個角色”、“張無忌跟楊過誰武功更高？”他也耐心的逐一解答，溫和到有些老年人的絮叨。
以至於有人提出過：金庸本人，並沒有古龍那麼有“俠氣”。
這可能是把俠誤解了，也可能是不懂得金庸。
因為從少年開始，金庸就遠比我們大多數人，要有膽識的多。
圖源水印
很多人都知道，金庸是個世家子弟。
海寧查家（金庸本名為查良鏞），在當地算是一方名門，出過不少顯赫一時的大文人。
比如査慎行，清代一流的詩家，作品至今還躺在小學語文課本里，金庸的《鹿鼎記》裡的回目，都是用他這位祖先的詩句所編。
到了近代，查家依舊出入名流，多與世家聯姻。
徐志摩、蔣百里、蔣英、瓊瑤、曹時中……一系列在中國現代史板塊有一席之地的名字，也都跟金庸沾親帶故。
由此可見，老先生確是名門子弟，正如他小說當中文武全才、出身顯赫的“陳家洛”（《書劍恩仇錄》）一樣。
有人說，每個小說家第一本書，主角都或多或少是作者本人理想的”化身“。
想到陳家洛的書生意氣、儒雅聰敏，加上過分巧合的”同鄉身份“（原著裡陳家洛也是海寧人），這樣的立論，似乎也不全錯。
金庸的才智是從小顯露無遺的。
15歲，編寫了一本教科書輔導材料，類似於今天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擬》，賺了第一桶金。
那是1939年，中國人的文盲率是80%（數據來自《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而與才智相輔相成的，就是他的叛逆與傲骨：
他曾被兩所中學勒令退學，而原因則分別是創作諷刺作品，來以此控訴學校的不公，以及揭發國民黨的“特務”在校內藉著公務之名欺壓同學。
這樣的經歷，彷彿已經預見了他後來的人生走向——寓俠於理，以筆抗爭。
而到了成年，他開始在香港做報紙的編輯，以手中筆，抒發心中的愛國情懷。
但沒過多久，筆端被掣肘，只能粉飾太平。
金庸又一次作出了自己的選擇，離開報社，另起爐灶。
如同他此時所寫的《射鵰英雄傳》中，看到蒙古軍的殘忍，因此拒絕西征的郭靖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郭靖屬於傳統的道德模範，而他則自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的確，一直以來，他既是個讀書人，也是個硬骨頭的舊時代叛逆者。
94版《射鵰英雄傳》， 張智霖飾演郭靖
離開原來報社，金庸創立了《明報》。
武俠小說也寫的越來越好，用他的至交倪匡所說的，“早期的明報，全是靠金庸的武俠小說撐起來的”。（《倪匡傳》江迅著）
《明報》第一期創刊號
這時的金庸已經年過三十，開始有自己的事業，一邊舞文弄墨，一邊悉心經營，紹興師爺跟江南才子的兩種處事風格，也都平衡的很好。
《神鵰俠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
《神鵰俠侶》第一回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從這本書裡，帥哥叛逆、眾美女倒追、過程虐人、結局虐狗……各種技巧性敘事，被金庸發揮的淋漓盡致。
就算現在回看，《神鵰俠侶》也算是金庸經典長篇裡，較為刻意的一篇，情緒化極強，而且大起大落，務求橫生波折，最終再百年好合。
95版《神鵰俠侶》，古天樂飾演楊過，李若彤飾演小龍女
金庸用《神鵰俠侶》打開了明報的局面，順利把之前在《商報》連載的《射鵰英雄傳》超高的人氣，轉嫁成了自己新產業的資本。
IP概念，半個世紀前，金庸已玩的遊刃有餘。
這期間的艱辛創業，心酸不足以為外人道，以至於直至晚年，提起當時一起同甘共苦的前妻，金庸都深感歉疚。
與此同時，做了老闆的金庸，也有“詭詐”的一面，無論是關係親近的玄幻始祖倪匡，還是女頻大V林燕妮、亦舒，都曾抱怨過他的吝嗇——
可以寫一封數千字的長信來表達自己為何“不給漲稿費”，令倪匡自此以後都不敢再提這茬。
詭辯之精，可見一斑。
這似乎與我們認識中的“俠”有所不同。
因為無論是金庸還是古龍，小說裡的“大俠”，似乎都屬貔貅，只出不進，不需吃喝拉撒，更是不缺錢的。
經常是“見到一家惡霸地主，隨手取了些銀兩，自己用些，剩餘的發還給窮人”。（不過金庸後期寫就的《笑傲江湖》《鹿鼎記》，在經濟方面有了更寫實的描述，不再如早中期作品一樣夢幻）
而金庸這樣小氣的做法，並不加分。
但實際上，他做的這一切，也只是為了更好的經營《明報》——這個能將他心中的”正義“，最大限度傳播出去的精神武器。
時至如今，《明報》仍是香港較有信譽、獨立見解的刊物，這一切與金庸在位時打下的堅實基礎，是分不開的。
那時候金庸的社評，今日再看，仍是能佩服他的俠氣與敏銳：
比如他呼籲兩岸統一，一國兩制；他諷刺造神；他伸張不公。
他總是設身處地的以民生為念：
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摘自《明報》1963年1月17日社論）
這是一種中國文人的優良品格，心繫天下。
在瘋狂的年代大潮之中，堅守獨立冷靜的正確與擔當。
他的俠，不是郭靖打出的降龍十八掌，而那些深夜裡，奮筆疾書，留下的憂世文章。
令我們知道，原來文人不需豢養，也真的自帶脊樑。
至此，金庸帶給了我們十四部最好看的武俠小說，也留給了自己一份凝聚心血跟觀點的良心報刊。
張圭陽之前說過：“要是沒有金庸，香港也會有一份知識分子報紙出來，但品位會不一樣，因為《明報》體現了金庸的品位。”
大抵如此。
金庸的故去，短短半天時間，已成了社會近期最熱門的議題。
我們再吟誦“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時候，也自此少了豪情，添了心酸。
2002年的時候，金庸的偶像大仲馬，被法國總統拍板，將他的靈柩遷入法國先賢祠，成為官方認可的文化偉人。
我們暫時沒有這樣一個設施，但短短一天裡，成千上萬的緬懷，鋪天蓋地的作品回顧，已經給了他另一種交代——
這是大眾用口碑搭建出的一座先賢祠，香火永世不絕，存在於一代又一代，被他的故事所打動過的華人當中。
圖源水印
俠客西去，獨留其名。
正如曹雪芹仍是熱門IP一樣，幾百年後的中國人，也依舊會記得金庸。
這個曾為幾代中國人造過夢的江湖說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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