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這是清人楊昌濬一八七九年寫的一首七絕，它改造了唐人王之渙《涼州詞》裡的佳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並賦予新的意境。這首詩熱情歌頌了清軍收復新疆的巨大功績，也高度讚揚了這一壯舉的最高統帥左宗棠的愛國主義思想。此詩不但轟動當時，而且載入史冊，長期流傳。這就說明，凡是為祖國做出貢獻的人，他們的功績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多年來，一些歷史研究工作者對竊踞新疆達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權的性質，清軍西征的意義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討，特別是近兩年來；有些文章對左宗棠這個歷史人物作了新的評價，但討論尚有待展開和深入。下面僅就左宗棠收復新疆做一些分析。
一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圍繞著新疆問題展開了一場尖銳、複雜的鬥爭。鬥爭的焦點是把面積廣闊、蘊藏豐富、位置重要的新疆地區從祖國分裂出去，還是把它保存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兩千年的漫長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國各民族的團結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綿延不斷。其中雖然出現過分裂、割據局面，某些民族上層分子也曾獨樹一幟，脫離中央政權的控制，但在西方侵略勢力東來以前，這種地方割據的出現與內地割據政權一樣，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內部事務。只是隨著沙俄不斷向東擴張和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情況才發生了根本變化。此後，搞分裂的野心家往往投靠外國侵略勢力，出賣民族利益，為外國侵略者奴役中國人民推波助瀾。
一八六四年，正當新疆地區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的時候，一些少數民族上層封建主為轉移人民鬥爭的方向，扯起了“排滿、反漢、衛教”的反動旗幟，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個封建割據政權。而佔據喀什噶爾回城的金相印(回族)，因久攻喀什噶爾漢城和英吉沙爾不下，競夥同柯爾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緊鄰南疆的浩罕汗國，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亂分子張格爾的兒子布素魯克，這就給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機。阿古柏是個陰險狡詐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縱橫捭闔、翻雲覆雨的手段聞名於浩罕政治舞臺。一八六五年元月，阿古柏與布素魯克一道，帶著六十八人越過邊界進入南疆，很快攻佔了英吉沙爾和喀什噶爾漢城。第二年攻佔葉爾羌、和闐。此後，又進一步消滅了以庫車為中心的黃和卓勢力，宣佈成立哲得沙爾(七城)汗國。一八七〇年又攻佔吐各番、烏魯木齊，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爾政權，是外國侵略者在我國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權。在它的控制區內，“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統治者，是軍隊的長官，是收稅人和國王本人的衛兵”[1]。阿古柏對南疆的統治，完全是一幅血淚斑斑的圖畫。到過阿古柏佔領區的俄國間諜普瓦熱瓦爾斯基也不得不承認，“阿古柏伯克的殘酷太過分了：在他統治的地區內死刑是最平常的現象”[2]，“在現今的南疆是很難生活的。無論是人身安全，還是財產都沒有保障；密探活動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人人都為明天而擔心。管理機關的各個部門都肆意橫行，沒有真理，也沒有講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搶奪居民的財物，甚至搶奪他們的妻女。賦稅之重是驚人的，同時，收稅人也沒有忘記為自己蒐括”[3]阿古柏政權的倒行逆施，不但給新疆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把自己推上了絕路。它撒下的腥風血雨，汙泥濁水，只有通過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才能滌盪。
圍繞新疆問題的鬥爭，還存在著複雜的國際背景。當時英、俄兩個爭霸世界的殖民大國，一個想南下波斯灣，控制印度洋，實現彼得一世的“遺願”；一個想拚命維護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許別人染指。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雙方都向中亞推進，更顯得劍拔弩張。
阿古柏政權的出現，自然會引起英、俄的極大關注，對峙的雙方都力圖控制它，使其成為各自戰略棋盤上的一枚卒子。而地理位置優越的沙俄，更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一八七一年夏天，當阿古柏勢力伸入北疆時，沙俄兇相畢露，竟無視我國主權，出兵強佔伊犁，為其鯨吞整個新疆奪取了一個重要的橋頭堡。就在沙俄準備出兵伊犁的時候，俄國的土耳其斯坦總督考夫曼公然叫囂“支持喀什噶爾阿古柏政權”[4]。隨後，沙皇政府於一八七二年六月派總參謀部大尉考爾巴爾斯率代表團到喀什噶爾，與阿古柏簽訂了《通商條約》，以承認阿古柏政權為交換條件獲得了許多權益，其中包括在南疆通商、訪問、設立商務專員和對進口貨只抽百分之二·五的入口稅等。對此，英國自然不甘落後，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訪問喀什噶爾的英國使團攫取了更多利益，根據揹著中國政府簽訂的“條約”，英國人可以隨意進入阿古柏佔領區的所有部分，並“享有當地臣民或最惠國公民所享有的商業方面的一切特權和便利”[5]，從印度進入南疆的貨物將不受開包檢查，英國人可以在南疆購買、出售土地和房屋、倉庫。此外，阿古柏還同意接受一名由倫敦任命的外交代表和一名商務專員。對沙俄懷有疑懼的阿古柏，自然更希望得到英國主子的垂青，他卑躬屆膝地向英國使節茀賽斯表示：“女皇就和太陽一樣，在她的溫和的陽光裡象我這樣可憐的人才能夠很好地滋長繁榮。我特別希望獲得英國人的友誼，這對我是不可少的。”[6]做為犒賞，茀賽斯不但承認阿古柏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地區元首”，還帶去了大批軍火，並指使英國的附庸土耳其向阿古柏提供軍事、政治“顧問”。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收復新疆卜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勢力，而且不可避免要同俄、英的擴張野心作鬥爭。
就在西北形勢岌岌可危的時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對重重困難，毅然承擔規復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現出他的愛國熱忱。左宗棠雖然頭白臨邊，但他對西北邊疆的關注卻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時代。早在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年僅二十二歲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參加會試，寫成組詩《燕臺雜感》，其中第三首對新疆“置省，開屯，時務已預及之”[7]。一八三八年，第三次參加會試失敗後，他回家博覽群書，認真閱讀了研究新疆的專著《西域圖志》。一八五〇年元月，在湘江舟中，左宗棠與曾謫戍新疆的林則徐會面，兩人也曾“談及西域時務”[8]。一八七一年，沙俄用武力侵佔伊犁時，左宗棠正在陝甘總督任上，他敏銳地察覺到沙俄的擴張已進一步升級，“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為之備”，並表示“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9]。
一八七三年春，左宗棠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明確提出了收復新疆的方略，要“從內佈置，從新籌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就餉事而言”則要撙節使用，統一各軍專餉，“相其緩急，均其多寡”[10]。一八七四年春，張曜、金順、額爾慶額三支部隊約一萬多人先後相繼出關。八月，清廷任命烏魯木齊都統景廉為欽差大臣，正白旗漢軍都統金順為幫辦大臣，負責關外軍務。十月，又任命左宗棠為督辦關外糧餉、轉運，以袁保恆為幫辦。從表面看，清政府好象決心要收復新疆了，其實清廷內部疑慮重重，意見紛紜，舉棋不定，終於爆發了一場關於海防、塞防的大辯論。
自新疆淪陷以後，曾國藩就曾鼓吹“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臺灣，海防告警，李鴻章更以加強“海防”為幌子，胡說“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要求對已經出塞或準備出塞的軍隊“可撤則撤，可停則停”[11]，公然主張放棄西北大片領土，出賣民族利益。在李鴻章的帶頭鼓譟下，一時間“邊疆無用”論、“得不償失”論甚囂塵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書崇實上奏說，新疆即使收復，“萬里窮荒，何益於事？前大學士曾國藩曾有暫棄關外之謀，今大學士李鴻章亦有劃守邊界之請，洵屬老成謀國之見”[12]。一些地方督撫在李鴻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紛紛出來反對收復新疆的計劃。河南巡撫錢鼎銘要求將駐紮甘肅前線的“毅軍”調回本省，他直言不諱地說：“直隸督臣李鴻章與臣函詳及此，以為關外祗宜屯墾緩進，不宜添兵大舉，致虞飢潰。”[13]無疑，李鴻章之流的反對，是收復新疆的主要障礙，如不徹底批駁其謬論，西征勢必半途而廢。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約五千言的奏摺，詳細論述了收復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然後分析了當時形勢，進而指出：“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見得到了執政的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烏垣為重鎮，南鈐回部，北撫蒙古，以備禦英、俄，實為邊疆久遠之計。”當清政府因李鴻章等的反對而不能決策時，文祥“排眾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剿”[15]。這樣，清廷終於下了決心，收復新疆。決策之後，立刻在人事安排上做了調整，與左宗棠不能合作共事的原“督辦新疆軍務”景廉，原“幫辦糧餉轉運”袁保恆被調回北京。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緒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關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籌兵、籌餉和指揮軍隊的全權，並以烏魯木齊都統金順為“幫辦，”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組成了西征軍最高統帥。
為保證收復新疆的勝利，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首先是物質準備，即籌糧、籌餉、籌轉運。
左宗棠十分重視部隊給養的籌劃。他常說，“糧、運兩事，為西北用兵要著”[16]。出關作戰，戰線長達數千裡，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軍糧的籌集和運輸都相當困難。為廣籌軍糧，左宗棠分南、北兩路加緊採辦，北路于歸化設“西征採運總局”，在包頭設分局，並派人到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一帶開闢糧源；南路主要是指河西走廊的涼州、甘州、肅州一帶，從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共在這裡採糧四十七萬五千石。此外，還從俄國購到一批糧食。
在籌措軍糧時，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了處理好“軍食”與“民食”的關係，他的觀點是，“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為不竭之源”[17]。河西走廊歷經戰亂，人民生活困苦萬狀，但徵軍雲集，需糧數目很大，一八七四年在這一帶就購糧十九萬多石，相當戰亂前全省一年的額賦，可是，一些部隊不顧百姓死活，還要繼續加價訂購。左宗棠堅決反對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他指出：“價愈增則富者之慾未厭，而貧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實不可行”。[18]“奪民食以餉軍，民盡而軍食將從何出乎？”[19]
左宗棠深知解決軍糧問題決不能單靠徵購，因此於採辦之外還十分重視屯田。他說：“歷代之論邊防，莫不以開屯為首務”[20]。一八七四年，張曜一軍進駐哈密，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21]。關外屯田，首先要興修水利，為修復已廢的石城子渠，張曜請求撥氈條六千條備鋪底防滲用，左宗棠在軍費奇絀的情況下，命令趕造萬條解赴哈密，寧可多籌於先，以防功虧一簣。後來，哈密屯田終於取得成效，墾荒兩萬畝，每年可收軍糧幾萬石。左宗棠在興辦軍屯的同時，還強調搞好民屯。他囑咐張曜，當地“纏回”(即維吾爾族) “如借籽糧，假牛力，發農器，散賑糧，皆不可吝”[22]。“若民屯辦理得法，則墾地較多，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自家食用外，餘糧皆可給價收買，何愁軍糧無出？”[23]
有了糧，還需要運。在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區，長途運輸談何容易．因此左宗棠對後方勤務的總方針是“糧運兼籌”。運輸工具關內以車馱為主，關外以駝運為主。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調集到的運輸工具計有：大車5，000餘輛；驢騾5，500頭；駱駝29，000頭。而這些對繁重的運輸量來說，仍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裝備外，還不得不裹帶一部分糧食行軍。為了加快運輸速度和擴大運輸量，左宗棠很注重組織民運。他認為“轉運一節，固非藉資民力不可”[24]。既要藉助民力，自然要愛惜民力。因此，他對出關軍隊強拉民間牲畜，甚至扣留不還的擾民行為十分震怒。在給金順的信中，他嚴詞指責說：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烏有倒行逆施而能濟事者乎！用兵所以衛民，今衛民之效未聞，而虐民之事則無不畢具，不知主兵者於目前事勢、日後事勢亦曾涉想否？”[25]
經過左宗棠多方設法，分途採運，到一八七六年初夏軍事行動即將開始時，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區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萬斤軍糧。其他軍需物資的補給，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設立“採辦轉運局”，負責購運槍炮、彈藥，籌借外債，收集情報，在漢口設後路糧臺，轉運上海軍需，在西安又設一個總糧臺和一個軍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創設甘肅製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蘭州建立火藥局，以就近供應軍火。
籌糧、籌轉運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籌餉的困難更大。當時，清政府的財政已是艱難竭蹶，捉襟見肘，要打仗卻拿不出錢。左宗棠一年的軍費支出約需銀八百多萬兩，實際只能收到五百多萬兩，即每年要短缺三百萬兩。所謂“海防”之議起，各省實解的西征“協餉”(當時西征軍費由各省、關分攤)更只剩下二百幾十萬兩。“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此情景，左宗棠“晝夜焦急，無從設措”[26]。為擺脫窘境，他只好要求借外債以充軍費。最後，消政府決定從戶部的海關稅中撥出二百萬兩，並命各省關儘先解銀三百萬兩(限期三個月)，再由左宗棠自借外債五百萬兩，才暫時解決了軍費的難題。
除了以上的準備工作之外，左宗棠還通過整頓、集訓、改善武器裝備來提高出徵部隊的戰鬥力。他認為“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27]。因此首先整頓關外部隊，裁減冗兵，節約軍餉，並將畏葸不前灼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奏清撤職查辦，將景廉舊部三十四營裁併成十九營(以後金順接統又裁併一次)。劉錦棠部“老湘軍”是主力部隊，於一八七五年秋天在涼州(甘肅武威)訓練了幾個月，一八七六年二月下旬才進駐肅州(甘肅酒泉)，並於四月份三批出關。對於出關各軍的武器裝備，左宗棠也做了調整和充實，儘量配備比較先進的武器。金順出關時，配備開花大炮一門；桂錫楨出關時，配備德國後膛開花大炮一門；張曜出關時，配備各種炮十一門，主力劉錦棠部配備最優，除原有槍炮外，出關時又配備包括新式大炮在內的各種火炮十多門，各種槍支一千多杆；侯名貴的炮隊計有大、小炮六門，七響馬槍三孔四十支(每支配子彈五百六十發)。前線指揮官還使用了雙筒望遠鏡。英國人包羅傑評論說：“這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中國軍隊完全不問於所有以前在中亞的中國軍隊；它基本上近似一個歐洲強國的軍隊。”[28]
為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還很重視敵情的蒐集和分析。他曾多次派人出關瞭解阿古柏竊據新疆的來龍去脈及當前狀況，認真研究作戰對手。他還通過在上海籌辦軍需的胡光墉瞭解各國動向，收集外交情報，以配合軍事行動。對英、俄爭霸亞洲的矛盾，左宗棠有自己的分析，他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讎，十餘年前尚戰爭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釁端則肇於爭印度、爭土耳其。”[29]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滅阿古柏政權，左宗棠主張暫不涉及伊犁問題，避免分散力量，兩個拳頭打人。
正是在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拉開了驅逐侵略者，收復祖國疆土的戰幕。
二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從蘭州抵達肅州(酒泉)，在這裡設置大本營，就近指揮。同月，湘軍總統劉錦棠在與左宗棠“熟商進兵機宜”後，率主力部隊二十五營(約一萬一千人左右)前後分四批出星星峽，向哈密迸發(此時金順、張曜、額爾慶額各部均早已出關)，緊接著又派蜀軍徐佔彪部五營出關駐紮巴里坤，以固後路。為了收復新疆，清軍在西北地區集結了一百四、五十個營，總兵力約七萬多人，先後投入第一線的計八十多營，近四萬人。戰事從一八七六年夏季開始，到一八七七年底結束，天山南、北兩路除伊犁地區外均告克復。一八八一年又以備戰為後盾，通過外交淡判收復了伊犁地區的大部分。下面對收復全疆的兩大階段做一簡述。
第一階段：粉碎阿古柏偽政權，收復天山南北。
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湘軍總統劉錦棠與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在濟木薩會商進兵計劃。八月十一日，清軍出奇制勝，襲佔戰略要地黃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彥虎集團，集中主力扼守烏魯木齊北面的古牧地(烏城只有守敵千人)。劉錦棠和金順兩軍合兵一處，以優勢兵力展開攻堅戰。在擊潰阿古柏派來的增援部隊後，又以猛烈炮火轟坍城牆。十七日，清軍克復古牧地，殲敵五、六千人。乘勝猛進，於次日收復烏魯木齊。十一月十一日，金順在劉錦棠部和伊犁將軍榮全的協助下，攻佔圍困達兩月之久的瑪納斯南城，結束了北路之役。
北路告捷後，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拚湊了二萬七千名軍隊[30]，妄圖憑藉天山之險負隅頑抗。達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是通往南疆的門戶。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高級軍政長官)愛伊得爾呼裡率精兵四千駐守，並給他配備了大炮三十門。又派次子海古拉率步騎六千人，帶炮六門，屯紮達坂東南的戰略要地——托克遜。吐魯番盆地，則由從北路逃歸的馬人得、白彥虎駐守。阿古柏親自坐鎮喀喇沙爾督陣。
清軍主力南下之前，左宗棠著重分析了軍事形勢。他預料：“南路賊勢，重在達坂(即噶遜營)、吐魯番、托克遜三處。官軍南下，必有數惡仗。三處得手，則破竹之勢可成。”[31]基於這一分析，左宗棠做了如下部署：“徐、張攻吐魯番，總統攻達坂城，兩處克復，乃進攻托克遜堅巢。其師期則徐、張先而劉後，賊勢則達坂重而吐魯番輕也。”[32]
一八七七年春夏之交，北路後方鞏固之後(左宗棠又調金運昌部五千人出關駐守烏魯木齊一帶)，清軍分三路由北、東兩個方向向吐魯番地區展開鉗形攻勢。四月十四日，主力劉錦棠部翻越天山，南下達坂，連夜銜枚疾進。敵人引湖水自衛，清軍乘夜霧潛渡，逼城築壘。四月二十日，攻克達坂城，全殲守敵，敵軍大、小頭目無一漏網，愛伊得爾呼裡束手就擒。二十五日，北路清軍進抵白楊河，劉錦棠分兵兩路前進，命營務處道員羅長祜，左軍分統、寧夏鎮總兵潭拔萃率步騎六營趨吐魯番，與張曜、徐佔彪會師，自率十四營直搗托克遜。此時，托克遜守敵海古拉已棄城遁定，白彥虎從吐魯番逃至，四出劫掠，焚燒村堡，當地人民“泣求大軍速援，並稱大軍所遣免死回目馳歸，宣佈官軍威德，回眾無復疑懼，俱延頸以待官軍”[33]。四月二十六日，清軍進克托克遜城。
在劉錦棠部南下達坂的同時，張曜的“嵩武軍”，徐佔彪的“蜀軍”分別以哈密、巴里坤為基地西進，四月二十一日，“嵩武軍”分統孫金彪與徐佔彪協作，攻克吐魯番東面門戶——七克騰木。然後輕取闢展，於二十六日直抵吐魯番城下。此時，北路湘軍羅長祜部亦至，三路合攻，馬人得投降，吐魯番全境克復。
達坂、吐魯番之役，是雙方主力的一次決戰。事態發展與左宗棠的預計基本吻合。清軍在這一戰役中重創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開了通向南疆的大門，造成了破竹之勢。據估計，敵軍被殲、被俘、逃亡，總計“大概損失了不下二萬人”[34]，相當於阿古柏總兵力的一半[35]。對這一戰役，左宗棠評價很高，認為“實西域用兵以來未有之事”[36]。這一戰役後，眾叛親離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終日，遂於五月在庫爾勒眼毒自殺(一說為部下所殺)。
阿古柏死後，他的兩個兒子為爭奪繼承權發生火併，內部更加分崩離析。但左宗棠由於“餉源涸竭，轉運不繼”，遂把第三個戰役推遲到秋涼之後。炎夏一過，劉錦棠部三十二營以托克遜為基地，於八月二十五日發動秋季攻勢，張曜部十五營為第二梯隊繼進，左宗棠另調易開俊馬步七營填防吐魯番。
當清軍繼續西進吋，白彥虎已於決開都河後狼狽逃竄，喀拉沙爾、庫爾勒之間均被水淹，清軍涉水、搭橋而進，十月十七日在庫車郊外趕上白彥虎大隊，殲敵千餘人，然後連克庫車、阿克蘇、烏什。從庫爾勒至庫車，六天內行軍八百餘里，前後“拔出被裹回眾以十萬計”[37]。十二月十七日，清軍冒著嚴寒進克喀什噶爾，並陸續收復葉爾羌、英吉沙爾，最後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收復和闐。阿古柏的大兒子伯克胡裡和白彥虎窮途末路，遂竄出邊境，置身於沙俄的卵翼之下。
清軍遠征阿古柏取得了重大勝利，由進軍北路到收復南疆雖歷時一年半，實際作戰卻不過八個半月，進展之速超過一般人的預料，一些西方“評論家”也承認這是“一支出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38]。但收復全疆並未告竣，因為伊犁一帶還被沙俄佔據著。
第二階段：收復伊犁地區
一八七一年，俄軍悍然侵佔伊犁後，沙皇政府估計清廷根本無力收復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關內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復之後，即當交還”[39]。出乎沙俄意料，中國軍民竟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連戰告捷，除伊犁地區外，新疆淪陷區均告克復。這使沙皇政府處境十分尷尬，於是它一面指使白彥虎殘部騷擾我國邊境，力圖牽制，一面則在外交上玩弄樸種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
一八七八年底，清政府派崇厚為出使俄國大臣去談判歸還伊犁問題。沙皇政府連嚇帶騙，迫使昏庸的崇厚簽訂了屈辱的《裡瓦基亞條約》，以喪失大片領土和賠款五百萬盧布為代價“收回”了九座空城。消息傳到國內，輿論大譁。左宗棠也極為憤慨，他痛斥崇厚的賣國行徑，指出，“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40]”迫於輿論，清政府遂將崇厚治罪，判為“斬監候”，改派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前往聖彼得堡談判，同時命左宗棠統籌兵事，做打仗準備。
一八八〇年四月，左宗棠開始部署軍隊，準備以劉錦棠步騎萬人出烏什，張曜所部七千人從阿克蘇分兩路直取伊犁，金順所部萬餘人扼守晶河，備俄軍東犯烏魯木齊，他表示：“衰年報國，心力交瘁，亦復何暇顧及”[41]。五月底，左宗棠以六十九歲的高齡，帶病的身軀，冒著盛夏的酷熱輿櫬出關，誓與沙俄決一死戰！其愛國熱忱是很感人的。六月十五日，左宗棠進抵哈密，命令各軍戒備。沙皇政府見如意算盤將成畫餅，遂惱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調遣軍艦東來，虛張聲勢。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訛詐之下馬上準備妥協，八月十一日，急調左宗棠回京以避免衝突。左宗棠對沙俄的色厲內荏是瞭解的，他認為“俄船東下，偏歷海疆，結倭奴，封遼海，亦不過虛聲脅和之計”[42]。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指出：“察看情形，實非決之戰勝之可”[43]。八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在哈密接到清廷調他回京“以備顧問”的命令，壯志未酬，十分苦悶，他在家信中表白自己此時的心情說：“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諸公不能仰慰憂勤，虛張敵勢，殊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
由於清政府的怯懦和短視，左宗棠收復伊犁的計劃未能實現，但在左宗棠積極備戰的支持下，曾紀澤的外交談判卻有了進展。對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沙俄並不明白底細，誤認為中國有“動兵之意”，並就此事幾次問及曾紀澤[44]。如果真的對華作戰，沙俄是力不從心的。剛剛結束了俄土戰爭的沙皇政府，財政已經涸竭，曾紀澤的主要談判對手若米尼承認，“戰爭對於我們將是耗費巨大、沒有止境而又無益的。”[45]迫於形勢，沙俄不得不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左宗棠到達北京的前三天，雙方在聖彼得堡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沙俄同意歸還《崇約》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爾山口，但仍佔有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此外，放棄了俄貨由嘉峪關運進內地的要求；但賠款卻由五百萬盧布增至九百萬盧布。這仍然是個不平等條約，但與《崇約》相比，總算收回了一些權益。一個英國外交官評論說：“中國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從未做過的事：把業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出來了。[46]這個評論並非溢美之詞。從貪婪成性的沙俄嘴裡挖出部分“獵物”，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左宗棠的積極備戰支持了曾紀澤的外交鬥爭。
三
收復新疆的勝利，在中國抵抗外來侵略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記錄。因此很有必要認真探討一下這次西征勝利的原因。
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原因，在於戰爭的正義與否，人心的向背如何。收復新疆之役能摧枯拉朽，勢如破竹，首先在於戰爭的正義
性質，如左宗棠所說，“夫西征用兵，以復舊疆為義，非有爭奪之心”[47]。在阿古柏殘暴統治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日夜盼望迴歸祖國懷抱，南疆一帶更廣泛流傳清軍快要入疆的信息，“喀什伽師地方有個農民在犁地撒種時，有人問他：‘喂!朋友，請問你在種什麼?’那個農民回答說：‘還要種什麼?種的是赫太依(意為漢人)’，問話的人微笑著高興地走了。”[48]有的人不堪迫害，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逃往內地，赴北京呈報情況。大軍入疆後，所到之處也得到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一八七六年七月底，清軍挺進古牧地，“吋屯地乏水，軍渴甚。錦棠詢土人，知黑溝驛上黃田有積泉”[49]，遂進襲黃田，取得了入疆第一的勝利。一八七六年秋，吐魯番地區“纏回”(維吾爾族)阿哈默特投奔張曜軍，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50]。一八七七年春，清軍圍困達坂，“城中投出纏回報稱：安夷盼援不到，官軍鎖圍日偪，群議突圍而走。”劉錦棠得知後傳令嚴加防範，“夜間列燧照耀，光如白晝”[51]，破壞了敵人的突圍計劃，達到了全殲的目的。當劉錦棠揮戈南指時，飽受阿古柏暴虐統治的各族人民，“皆日夜延頸，拭目盼望”清軍[52]。“軍行所至，或為嚮導，或隨同打仗，頗為出力”[53]。保證了部隊繼續前進。當白彥虎狼狽竄至拜城時，城內人民“即閉城門，白逆攻之未下”[54]；清軍進抵阿克蘇，“城內纏回十數萬，則皆守城以待官軍者”[55]。在清軍節節勝利的凱歌聲中，和闐伯克呢牙斯還據城起義，並進攻葉爾羌，牽制了伯克胡裡的力量。清軍收復新疆的鬥爭，不但得到維族各階層的支持，也為其他各族人民所擁護，如由喀喇沙爾避居博爾吐山的蒙古“臺吉”扎希德勒克，聽說大軍進抵托克遜，立即趕赴該城，向劉錦棠領受機宜。清軍南進後，他“隨同馳驅，於地勢險夷、賊情虛實、水道深淺．據實備陳”[56]。又如從伊犁逃出的錫伯族人民在喀爾博戶一帶屯田儲糧，大軍進抵烏蘇，他們就送糧食到營中以供軍用。
為收復祖國疆土、驅逐侵略者而戰，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是廣大士兵的心願。出關大軍上下一心，士氣高漲，“萬里長驅，每營僅發四個月鹽菜，無卻步者”[57]。本來進軍新疆，條件很艱苦：耍跋涉於戈壁之上，天山之巔；要忍受吐魯番盆地的酷暑，要經歷“霜凍凝積”的寒冬；有時因敵人決水，要泅渡一片汪洋，有時因前進斷糧，又面臨忍飢挨珧。但是，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清軍仍能堅忍不拔，所向披靡。南疆西四城克復後，清軍更深入人跡罕到之地，攀緣石壁、冰梯，追殲殘敵，“四晝夜馳八百餘里，人未交睫，馬未卸鞍，接仗時猶復倍祁抖擻，愈接愈厲”。[58]事實說明，戰爭的正義性質激勵著清軍廣大將士奮勇殺敵。
左宗棠要求西征將士保持良好的軍紀以及採取正確的俘虜政策，是勝利進軍的第二點原因。對於部隊的紀律，左宗棠三令五申，十分重視。他指示各軍：“回部為安酋驅迫，厭亂久矣。大軍所至，勿淫掠，勿殘殺。王者之師如時雨，此其時也。”[59]在給嵩武軍統領張曜的信中一再告誡：“此次大軍所至，非申明紀律，嚴戒殺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為念，則南八城易復而亦可守矣!”[60]對每一支開赴前線的部隊，左宗棠都不厭其煩地反覆叮嚀，說明軍紀好壞直接關係民心的得失，戰爭的勝負，乃至新疆今後的“長治久安”。易開俊所部由吐魯番開赴庫車一帶填防時，左宗棠在信中指示說．“麾下所部雖皆勁旅，然於紀律一切，能否恪遵無誤，究未可知。此次進駐庫車，尤宜時加申儆，勿稍寬縱，致失民心。”[61]對主力劉錦棠部，左宗棠雖較放心，但還是諄諄囑咐：“此次如能遵行軍五禁，嚴禁殺掠姦淫，則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懷，不但此時易以成功，即後此長治久安亦基於此。”[62]這就把嚴整軍紀提到了“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左自己說，“此次大軍所至，秋毫無犯”[63]可能有些誇張，但清軍所到之處，當地人民“望風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渾、玉子巴什攜酒酪，獻牛羊，絡繹道左”[64]。這說明入疆清軍的紀律確實是較好的。對某些不守軍紀的部隊，一經發現，左宗棠立即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處置。吐魯番之役，發生過蜀軍統領徐佔彪縱兵擾掠的事，左宗棠立即將該部從前線撤回，並擬將徐撤職。
為瓦解敵軍，一清軍還採取了正確的俘虜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對達坂之役的一千二百名戰俘，除將二百多名安集延人送到肅州監禁外，其餘戰俘，劉錦棠“均給以衣糧，縱令各歸原部”，俘虜們“皆驚喜過望，踴躍歡呼而去”[65]。事實證明，釋俘政策是成功的。阿古柏對放回的俘虜大傷腦筋，“殺其數十人，監押一半，餘俱潛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穩的軍心更加渙散。“各城纏回，畏官軍之威，感官軍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約束。”[66]清軍從吐魯番之役後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有效抵抗，正確的俘虜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新疆一舉克復的第三點原因，是清軍統帥部制訂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
左宗棠進兵新疆的基本戰略是。“先北後南”，“緩進速戰”，其作戰原則是。“廣儲糧草，杜其竄路。然後相機大舉，聚而殲之，乃為一了百了之計。”[67]“先北後南”，是從空間角度說的。當時，阿古柏主力集中於南路，北路則由後來歸附的白彥虎、馬人得駐守。“大抵新疆賊勢，北路輕而南路重”[68]，如果先攻北路，對整個戰局發展將十分有利。首先，可以避實就虛，在突破敵人薄弱環節後再進行決戰，這樣就可以先聲奪人，鼓舞士氣。第二，可以分散敵人兵力，將阿古柏的一部分軍隊在北路聚而殲之，為挺進南疆創造條件。第三，佔領北路後，取得了前進基地，解除了南下大軍的後顧之憂，從而造成從東、北兩面夾擊南疆敵人之勢。
“緩進速戰”，是從時間角度來說的，即在每一戰役之前，要做好充分準備，不要匆忙進兵，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就要速戰速決，不拖泥帶水。左宗棠自信“如果緩進急戰，慎以圖之，西事或猶可為耳!”[69]比如古牧地之戰，是雙方主力第一次交鋒，只用了一個星朔。達坂之戰，是一次漂亮的殲滅戰，只用了四天。從三個大戰役來看，收復北路用了三個多月，收復吐魯番不到半個月，進克南路只用了四個半月，總計也不過八個多月。但海戰之前的準備卻花費較長時間。從一八七四年九月，左宗棠任“督辦關外糧餉轉運事宜”到正式作戰，其間共一年半，從督師肅州到進兵北路，相隔兩個月；從收復北路(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到進攻吐魯番(一八七七年四月)，則休整了半年；從收復吐魯番地區(一八七七年五月)到進軍南路(一八七七年九月)，又準備了四個月。每戰之前，左宗棠對後勤供給(包括軍糧、軍火、軍裝的供應)都做了仔細籌劃，對進攻部隊(包括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截擊部隊和防守部隊之間的配合做了安排，對進攻叫機的選擇做了周密考慮(如儘量避開寒冬、酷暑)。同時，左宗棠還注意了失地收復後的善後工作，如召集流亡，獎勵開墾等。當然，準備工作中也有失誤的時候，庫爾勒斷糧就是一例。
總之，“先北後南”，“緩進速戰”，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作戰方針。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收到了克敵制勝的效果。
清軍西征勝利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都比較充分。正因為有了準備，才能穩操勝券。關於準備工作的具體內容，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論述，這裡就不多講了。
四
左宗棠收復新疆，在我國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軍把竊踞新疆達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動政權一舉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沉重打擊了英國殖民者在新疆的擴張陰謀，並使沙皇俄國鯨吞天山南北的美夢成為泡影。收復新疆的勝利，捍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顯示了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決心和力量，也促進了新疆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阿古柏政權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監獄。在其統治區內“嚴刑厚斂，稅及園樹”[70]，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苛捐雜稅“使他們變賣土地、牲畜，甚至賣了家中的鍋碗交納稅款”[71]。更有大批人民淪為奴隸，“奴隸制在喀什發展到了相當大的程度，單是巴特烏列特本人就擁有三千名以上。不管是被征服的和部分變為奴隸的漢人、回人和卡爾梅克人，從巴達克山和其他與‘哲得沙爾’相鄰的獨立領地運來的人都在喀什市場上出售。有勞動能力的奴隸每名售價不超過四十天罡[72]。新疆的收復，不但使這一遼闊地區重歸祖國版圖，也使新疆各族人民擺脫了侵略者鐵蹄的蹂躪。
收復新疆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沉重打擊了英、俄兩個殖民大國的陰謀，遏制了他們掠奪我國西北邊疆的野心。
阿古柏被稱為“英國人在克什米爾以北土地上所樹立的英雄”[73]。為使阿古柏政權苟延殘喘，英國侵略者費盡了心機。戰鬥未曾開始，他們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在上海的報紙散播清軍在關外已遭失敗的謠言，妄圖混淆視聽，惑亂人心。當左宗棠準備借外債以充軍餉時，英國政府又阻止英商提供貸款。此外，他們還通過對李鴻章施加影響，企圖動搖清政府收復新疆的決策。清軍收復天山北路以後，他們又積極活動，妄圖阻止大軍南下。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公然要求讓阿古柏繼續竊踞一隅。對此，左宗棠一針見血地指出；“英人代為請降，非為安集延，乃圖保其印度腴疆耳。”[74]一八七七年七、八月間，清軍已克復吐魯番盆地，阿古柏政權即將全面崩潰，英國政府竟於此時與中國駐倫敦外交使臣郭嵩燾交涉，無理要求在喀什噶爾一帶保存阿古柏的殘餘勢力。對這一橫蠻幹涉，左宗棠十分氣憤，他嚴詞駁斥說：“喀什噶爾即古之疏勒，漢代已隸中華，固我舊土也。……英人以保護安集延為詞，圖佔我邊方名城，直以喀什噶爾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陰圖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議，欲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75]左宗棠沒有理睬英國的無理糾纏，把阿古柏的殘渣餘孽一直趕出國境。英國殖民者的外交陰謀沒有挽救了浩罕入侵者的滅頂厄運。
對新疆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在清軍大舉出關前後，更加緊策劃，妄圖左右局勢。一八七五年七月，俄國總參謀部軍官索思諾福齊率領一個“考察團”，在蘭州左宗棠的總督衙門住了二十七天，刺探出關清軍的實力和中國備戰的情報。索思諾福齊一面侈談“和好”，一面想以提供軍糧為誘餌束縛中國的手腳。他直言不諱地供認：“我的考慮在於使左宗棠和他的軍隊，被吸引到我們的儲備上來……”，這個俄國特務竟飄飄然陶醉於自己的“傑作”，他寫道：“假如七萬武器良好、守紀律、善戰但由於缺糧而無法作戰的軍隊，依靠我們的給養，那麼請注意——所有的機會都會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同意讓步和達成協議，就給你們糧食，不同意，就不給你們糧食，並要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76]但侵略者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沙俄雖然答應賣給中國五百萬斤軍糧，卻根本無法左右局勢。會談中索思諾福齊曾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派兵、派軍官“助剿”，左宗棠當即斷然拒絕，“中國邊防，中國自有辦法，可無須幫助。”[77]索思諾福齊回到俄國後，又故意刁難，拒不執行購糧合同，並節外生枝，要清政府同意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帶貿易的無理要求。對此，左宗棠嗤之以鼻。他指出：“伊所挾者，不過辦糧、供子藥兩事，然均須重價見銀，我有重價見銀亦由內地可辦(見在包、歸、寧夏商駝甚形踴躍，肅、安一帶亦然)，不必俄人也。”[78]
一八七六年八月，正當清軍在北路節節勝利的，另一個俄國總參謀部軍官普瓦熱瓦瓦斯基中校帶著一個所謂“探險隊”去阿古柏佔領區收集情報。普瓦熱瓦爾斯基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為風雨飄搖中的阿古柏政權出謀劃策。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阿古柏的心腹扎曼給普瓦熱瓦爾斯基的一封信中透露說；“您關於如何同中國人進行戰爭的良策都轉達給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贊同，極為滿意。”[79]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以庫羅巴特金大尉為首的俄國官方代表團到了南疆，它的使命在於脅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政權炮製一個“邊界條約”，以便趕在這個政權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戰略據點。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普瓦熱瓦爾斯基給俄國總參謀部的報告中指出：“對俄國來說，當前正是確立同東土耳其斯坦的關係使之對自己更為有利的最好時機。阿古柏伯克現在對於我們的任何要求都一定同意”。“現在最好是把我們的疆界從納喇特嶺移到達蘭達坂”[80]，即把佔領區從伊犁再向東南延伸。只是因為阿古柏政權迅速崩潰，沙俄的擴張陰謀才未得逞，所謂“阿古柏邊界”的叫囂也銷聲匿跡了。新疆迴歸祖國懷抱，宣告了英、俄殖民者鬼蜮伎倆的失敗。
為了鞏固西北邊防，遏制俄、英(特別是俄國)的蠶食，在新疆收復後，左宗棠還十分重視建設新疆。當戰爭仍在進行時，每收復一城，他就派專人前往辦理善後。一俟戰爭結束，即著手召集流亡，興修水利，恢復生產，改革稅制，僅僅兩年時間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一方面著手減輕賦稅負擔。土地稅在清丈前按實際收穫物的十一分之一計徵，清丈以後再按畝徵賦；另一方面為發展農業生產，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烏魯木齊、瑪納斯、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庫爾勒等地，以軍隊修整，兵民合力、官方貸款民間出力等方式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此外，左宗棠還在新疆大力推廣蠶絲業，“移浙之桑種於西域”[81]，並在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等地設局，聘請湖州工匠傳授栽桑、養蠶、煮繭、繅絲、織造等技術，“自是以來，蠶事漸興，纏民習其業者日眾，而英、俄商人頗有運我繭絲出口者，則成效亦稍稍著矣”[82]。在經過了十多年戰亂之後，新疆出現了比較安定的局面，“關內回民復扶老攜幼，不遠數千裡，接續而來”[83]，殘破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
然而單純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還不足以鞏固邊防。一八七七年四月，吐魯番戰役後，左宗棠即在《統籌新疆全局疏》中，“為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他指出嚴重威脅來自沙皇俄國。“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者也。”[84]為了有效地抵禦沙俄的侵略，必須廢除過去存在於新疆的“軍府制度”，“設行省，改郡縣”，加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導。在以後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清廷，要求在新疆建省，這一宿願在他去世後幾個月終於實現了。新疆建省的主張，早在鴉片戰爭前就為龔自珍、魏源等一些有識之士所提出，青年時代的左宗棠也曾吟唱過“置省尚煩他日策”[85]的詩句，但當時人們對這一建議的意義還缺乏認識，經過半個世紀的人間滄桑，新疆建省對鞏固西北邊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瞭解。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各族人民為收復新疆進行的鬥爭，不但在當時有著重大意義，在以後一百年中也造成了深遠影響。當年，老沙皇的兇狠、狡詐，在侵略新疆的罪惡活動中表演得淋漓盡致，其咄咄逼人，大有囊括全疆之勢。時至今日，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完全繼承了老祖宗的衣缽，甚至比老沙皇走得更遠。他們大放厥詞，說什麼，“歷史事實證明，在西部，中國邊界沒有超出甘肅省和四川省。”[86]不難想象，如果一百年前，中國收復新疆的鬥爭歸於失敗，那麼，今天的社會帝國主義很可能已在玉門關外虎視眈眈了。當年左宗棠警告過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87]就要成為現實。一百年前，左宗棠指揮西征大軍收復新疆，為祖國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給中華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
新疆迴歸祖國懷抱，首先應歸功於人民群眾的力量。但左宗棠做為一個組織者、指揮者和最高決策的參與者，在收復新疆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應給以足夠估計的。當然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時代和他所代表的階級，我們在肯定他的功績的同時，也應正視他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以及鎮壓捻軍和西北迴民起義中的罪責，但本文並非全面評價左宗棠一生的功過，這裡就不多加論述了。
[1]普瓦熱瓦爾斯基轉引自《普瓦熱瓦爾斯基傳》，俄文版，第572頁。
[2]尼·費·杜勃羅文：《普瓦熱瓦爾斯基傳》，俄文版，第571頁。
[3] 《普瓦熱瓦爾斯基傳》，俄文版，第572—573頁。
[4]庫羅巴特金：《俄中問題》，一九一二年聖彼得堡俄文版，第87頁。
[5]包羅傑：《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323頁。
[6] 《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231頁。
[7] 《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4，第18頁。(以下簡稱《全集》)
[8] 《全集》，《書牘》卷17，第55頁。
[9] 《全集》，《書牘》卷11，48頁。
[10] 《全集》，《書牘》卷13，第2頁。
[11] 《李文忠全集》，《奏稿》卷24，第19頁。
[12]崇實：《請緩西征寬籌國用以備海防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防務類》，第十號。
[13]錢鼎銘：《擬將宋慶所部調回潼關扼扎等由》，同上。
[14] 《全集》，《奏稿》卷46，第36頁。
[15]李雲麟：《西陲述略》。轉引自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七，第36—37頁。
[16] 《全集》，《奏稿》卷43，第68頁。
[17] 《全集》，《書牘》卷14，第6頁。
[18] 《全集》，《奏稿》卷46，第20頁。
[19] 《全集》，《奏稿》卷46，第39頁。
[20] 《全集》，《奏稿》卷47，第7頁。
[21] 《全集》，《書牘》卷14，第6頁。
[22] 《全集》，《書牘》卷15，第10頁。
[23] 《全集》，《書牘》卷14，第7頁。
[24] 《全集》，《書牘》卷13，第12頁。
[25]同上。第13頁。
[26] 《全集》，《奏稿》，卷46，第47頁。
[27] 《全集》，《奏稿》卷44，第44頁。
[28] 《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275頁。
[29] 《全集》，《書牘》卷15，第69頁。
[30]據俄國軍官庫羅包特金估計：阿古柏軍1．7萬人，白彥虎軍1萬人。見《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245—246頁。
[31] 《全集》，《書牘》卷17，第31頁。
[32] 《全集》，《書牘》卷17，第35頁。
[33] 《全集》，《奏稿》卷50，第36頁。
[34] 《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248頁。
[35] 松田壽田：《中亞細亞 印度史》，日文版，第299頁載，阿古柏軍有四萬人。
[36] 《全集》，《書牘》卷18，第47頁。
[37] 《全集》，《奏稿》卷51，第31頁。
[38] 《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第275頁。
[39] 《新疆圖志》卷54，《交涉二》，第2頁。
[40] 《全集》，《奏稿》卷55，第31頁。
[41] 《全集》，《書牘》卷23，第39頁。
[42] 《全集》，《書牘》卷24，第60頁。
[43] 《全集》，《書牘》卷24，第74頁。
[44]曾紀澤：《金軺籌筆》卷三，第33—34頁、42頁。
[45]查爾斯·耶拉維奇巴巴拉·耶拉維奇合編：《俄國在東方（1876—1880）》，1959年來丁布利爾出版社出版，第116頁。
[46]季米特里·含·布爾格爾(又譯包羅傑)：《哈利代麥卡特尼爵士生平》(即《馬格里傳》)，1908年倫敦版，第351頁。
[47] 《全集》，《奏稿》卷48。第37—38頁。
[48] 《海米迪歷史》《手稿》，第284頁。轉引自鮑爾漢：《再論阿古政權》。
[49]魏光籌：《勘定新疆記分卷二，《回民起義》四，第356頁。
[50] 《全集》，《書牘》卷17，第31頁、36頁。
[51] 《全集》，《奏稿》卷5，第34頁。
[52]曾毓瑜：《徵西紀略》卷四，《回民起義》三，第48頁。
[53] 《全集》，《奏稿》卷51，第74頁。
[54] 《全集》，《奏稿》卷51，第45頁。
[55] 《全集》，《奏稿》卷51，第47頁。
[56] 《全集》，《奏稿》卷51，第68頁。
[57] 《全集》，《書牘》卷16，第15頁。
[58] 《全集》，《奏稿》卷55，第21頁。
[59]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傳》。
[60] 《全集》，《書牘》卷17，第36—37頁。
[61] 《全集》，《書牘》卷19，第66頁。
[62] 《全集》，《書牘》卷17，第62頁。
[63] 《全集》。《書牘》卷20，第32頁。
[64]曾毓瑜：《徵西紀略》卷四，《回民起義》三，第48頁。
[65] 《全集》，《奏稿》卷50，第36頁。
[66] 《全集》，《奏稿》卷59，第71頁。
[67] 《全集》，《書牘》卷15，第49頁。
[68] 《全集》，《書牘》卷16，第21頁。
[69] 《全集》，《書牘》卷16，第27頁。
[70]曾毓諭：《徵西紀略》卷四，《回民起義》三，第44頁。
[71] 《海米迪歷史》，《手稿》第281頁。轉引自鮑爾漢：《再論阿古柏政權》。
[72] 《烏茲別克中央國家歷史檔案館第二檔，第三卷，第247條》，轉引自吉洪諾卡：《阿古柏對內政策上的某些問題》。
[73] 《阿古柏伯克傳》，英文版，《序言》。
[74] 《全集》，《書牘》卷17，第31頁。
[75] 《全集》，《奏稿》，卷51，第18頁。
[76]索思諾福齊·畢塞斯基：《1874—1875年對中國的考察》俄文版，第545—546頁。
[77] 《全集》，《書牘》卷15，第41頁。
[78] 《全集》，《書牘》卷16，第7—8頁。
[79] 《普瓦熱瓦爾斯基傳》，俄文版，第231頁。
[80]同上書，第576頁。
[81] 《全集》，《書牘》卷24，第17頁。
[82]鍾廣生：《新疆志稿》卷2，第23頁。
[83] 《新疆圖志》卷107，奏後17。
[84] 《全集》，《奏稿》卷50，第77頁。
[85] 《全集》，《詩集》，第2頁。
[86] 《一九六九午六月十三日蘇聯政府聲明》，轉引自1989年10月9日《人民日報》。
[87] 《全集》，《奏稿》卷50，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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