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何以成為全球第6位英國《中央銀行》終身成就獎得主

周小川何以成为全球第6位英国《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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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周小川何以成為全球第6位英國《中央銀行》終身成就獎得主

前言2019年2月12日,英國中央銀行業務出版社公佈2019年終身成就獎,中國央行原行長周小川成為全球第六位該獎項得主。

2014年以來,英國中央銀行業務出版社 Central Banking 每年評出一名終身成就獎得主。此前五名得主分別是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克爾、法國央行前總裁Jacques de Larosière、馬來西亞央行前總裁Zeti Akhtar Aziz、美聯儲前副主席Donald Kohn、中國臺灣地區“央行”前行長彭淮南。

為什麼周小川能得到這項終身成就獎?下面看看 Central Banking 怎麼說吧

周小川何以成为全球第6位英国《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得主

圖源: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周小川於2018年3月卸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此前他在央行行長這個職位上工作了15年。他對中央銀行、中國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影響很大。任職期間,他在追求公共服務方面表現出高度的誠信。他將學術的嚴謹性引入現實世界的決策,帶著對公共利益的深刻理解,扮演著務實的政策制定者角色。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在機構能力和信譽度方面得到顯著提升,同時人行也轉變為了中國的最高宏觀經濟問題解決者。

同時,周小川也是一個大膽的改革者。他在推動匯率和利率自由化、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改革、資本賬戶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前述改革都是在強有力的理論基礎上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推動的重大改革是在一段持續的時間內發生的,其中包括江澤民和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習近平和李克強分別任職國家主席和總理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實現了高度且持續的增長。

中國投資公司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顧問、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HKMA)前副行政長官沈聯濤(Andrew Sheng)表示:“周先生在他的同事和上司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因為他非常開通,其分析十分清晰並且能夠吸引人才,他帶回了許多在美國和外國接受過培訓的經濟學家和銀行家。此外,他願意聽取和探討異見,這為他帶來讚譽和公信力,對他本人和央行大有裨益。”

周小川何以成为全球第6位英国《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得主

圖:中國人民銀行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在設定利率方面沒有完全控制權(官方的責任在於國務院),周小川在執掌人行15年間也控制了通貨膨脹。這是由於他對機構及其在幫助強化中國實施貨幣政策的能力上的職責上有著戰略眼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告訴Central Banking:“在他任職期間,他在結構轉型正在全面展開的情況下,成功地引導了貨幣政策,為中國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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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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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於2002年12月被時任總理朱鎔基(亦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改革者之一)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那時,周小川的職業生涯已開始蓬勃發展。周小川是周建南(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部部長)之子,於1975年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並於1985年在清華大學自動化和系統工程獲得博士學位;1986年至1991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他還是國務院體改方案研討領導小組成員;1986年至1987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至1988年,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做訪問學者;1986年至1989年,任對外經濟貿易部(現為商務部)部長助理。

1991年至2002年,周小川擔任多個職務,包括中國銀行副行長(1991-95),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1995-98),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96-98),中國建設銀行行長(1998-2000)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2000-02),在2002年接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之前,他試圖在證監會剷除腐敗。

沈聯濤評價道:“儘管他在證監會的工作時間很短,但他在開放資本市場(股票和債券)方面做出了重要決定。”

沈亦是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前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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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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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周小川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和外管局管理人員時,其影響力逐漸擴大。當時,由於大量投機資金流出亞洲國家,使得這些國家過度的美元債務暴露,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危機致使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韓國等國家的匯率大幅下挫,馬來西亞被迫實施資本管制。而1997年剛剛回歸中國的香港則努力維持與美元掛鉤的貨幣政策,包括香港金管局(HKMA)使用外匯儲備購買香港股票的非常行為。

周小川是中國內部參與人民幣是否貶值這一激烈討論的高層之一。1994年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早期改革有效地使得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從而推動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但這種機制給匯率重估帶來了外部壓力,也為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帶來了麻煩,特別是如果中國希望擁有更開放的資本賬戶。隨著中國在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出現盈餘,外匯儲備越來越大,這需要更高程度的沖銷。

周小川在支持朱鎔基(1998年3月成為中國總理)不讓人民幣貶值,以維持中國的競爭力和宏觀經濟穩定的努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小川和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提出,中國應該保持與美元掛鉤以增強信心,以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同時防止港元貶值。據報道,1998年2月,周小川向外管局的區域負責人保證人民幣不會貶值,朱總理在隨後的一個月正式宣佈了這一消息。

報道來源:Bell, Stephen and Hui Feng, 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被視為阻止亞洲地區危機蔓延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提升了中國在其間聲譽,同時也提升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內和國際層面的地位。

時任香港金管局(HKMA)首席執行官任志剛(Joseph Yam)告訴Central Banking:“1998年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是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我認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對香港金管局在捍衛港元兌美元的固定匯率方面的任務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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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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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在1998年至2002年期間因通貨緊縮而放緩,這促使一些中國領導人尋求通過信貸擴張的方式推動國家經濟增長。在接管中國人民銀行後不久,周小川對信貸擴張的規模感到震驚,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出現了資產價格上漲的跡象。面對來自強大的官僚主義者的反對,中國人民銀行採取了單邊行動以對抗信貸擴張,並最終贏得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支持(溫家寶為2004年的加息開了綠燈)。周小川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的權威性和可信度,也標誌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更廣泛的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崛起。

“周小川幫助建立了一個從零開始的貨幣政策框架,併為央行配備了一系列現代政策工具以及與中國等級制度相配合的行政措施,” Central Banking特約撰稿人、“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一書的共同作者Hui Feng 說道。

在此期間,儘管中國人民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方面獲得了更大的可信度,但是周小川及其團隊也遭遇了複發性的挑戰:考慮到中國人為壓低的匯率和勢在必行保持高水平增長的需求,控制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資產價格通脹顯得困難又微妙。

人為壓低的匯率(周小川一直試圖解決的問題)導致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以人民幣購買外匯,然後試圖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由商業銀行購買的中國人民銀行票據沖銷外匯儲備。自200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設立了一個有針對性的發行方案,特定銀行必須以低於中國人民銀行酌情權的現行市場收益率計算中國人民銀行票據。這使得中國人民銀行能夠調整市場的整體流動性管理以及銀行的流動性狀況。高儲蓄率有助於控制沖銷成本。但一些人估計中國人民銀行的淨損失(可由政府註銷)在每年300億美元以上。同時,到2011年6月,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6.5%,中國人民銀行票據達到銀行存款的10%,導致經濟結構性成本上升。

保持經濟增速遠高於6%的需求,也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在面臨潛在的低迷時容易放鬆信貸遏制。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08年釋放的4萬億元(5934億美元)財政刺激措施,以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這種信貸擴張導致某些行業的資產價格爆炸;同時,在知道未來有可能產生不良貸款

(NPL)的情況下,很多高風險、高回報項目得到了融資,這破壞了銀行改善風險管理的一些努力。

這些動態變化使得改革的勢頭不斷關閉、開啟、關閉又再次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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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歷史性的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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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亞洲金融危機至200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直保持在8.2元人民幣兌1美元的水平。

但在2001年中國加入 WTO 後的幾年裡,因人民幣被低估,中國的匯率政策受到全球其他國家越來越多的批評。然而,中國國內擔心人民幣的升值會降低進口價格,進而提高實際利率。這有可能打擊到許多既得利益者——不僅是出口商,還有對中國來說很重要的農業部門,這些部門的產品需求可能會受到進口價格下降的影響。

中國財政部尤其擔心,人民幣升值將損害地方政府償還貸款的能力。財政部並不孤單。Bell & Hui(2013)寫道:“在人民幣脫鉤和重估的問題上,除了中國人民銀行以外,其他各部委要麼持反對態度,要麼充其量表現冷淡。”“然而,為了獲得更大的貨幣政策自由裁量權而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一直是中國人民銀行最關心的問題。在這場競爭中,中國人民銀行是2005年中國政府停止人民幣盯住美元政策背後的關鍵參與者。”

為了維持中國的匯率,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在銀行間市場用人民幣購買過剩外匯——作用相當於發行基礎貨幣。然後,中國人民銀行將等量的人民幣貸記到商業銀行的準備金賬戶。這一比率——外匯餘額與中國人民銀行儲備貨幣餘額之比——在2005年升至100%以上。Bell & Hui(2013)表示:“被動購買外匯導致國內市場貨幣供應量(M2)大量增加,給中國人民銀行帶來了嚴重的通脹壓力。”

儘管一些以出口為重點的亞洲經濟體在積累外匯儲備的同時進行了沖銷操作,但中國人民銀行的沖銷規模要比一般經濟體大得多。根據易綱(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研究,2003年至2007年期間,中國人民銀行上調了15次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從市場上吸收了約3.4萬億人民幣。同時,央行還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發行人民幣計價的票據和債券。中國人民銀行票據按中國人民銀行設定的利率發售。

後來,央行密集派遣人員到新加坡瞭解和學習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最後,中國人民銀行的匯率和金融改革藍圖是接受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北京宣佈放棄人民幣盯住美元,轉而參考一籃子貨幣——主要是由美元、歐元、日元和韓元及比例較小的英鎊、泰銖、盧布、澳大利亞元、加拿大元和新加坡元——以及2005年人民幣的一次性升值2.1%(而中國人民銀行支持的升值幅度為4-5%)。起初,人民幣匯率的日波動幅度為正負0.3%,2007年擴大至正負0.5%。

Bell & Hui(2013) 評價稱:“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在達成人民幣匯率重估共識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具有里程碑意義,因而周小川被稱為‘人民幣先生’。”

周小川何以成为全球第6位英国《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得主

從左到右:周小川、肖捷、拉加德

圖源:Xinhua/Sipa USA/PA Images

正如中國人民銀行預測的那樣,隨著“熱錢”流入中國,這些改革確實引發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猜測,將通脹率推高至2008年3月8.7%的高點。中國人民銀行對此的反應是在這段時間內加息,包括2007年6次加息、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至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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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固定匯率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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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人民銀行事實上恢復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以支持出口,並推出了“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2010年中國再度出現國際收支順差。但周小川堅持他的改革計劃,2010年3月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表示,盯住美元是一項“特殊措施”,是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而推出的,“遲早會退出”。

到2010年夏天,周小川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將人民幣匯率調整回危機前的參考貨幣籃子,但人民幣沒有像2005年那樣出現一次性升值。2012年4月,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上調至正負-1%。IMF總裁拉加德當時表示,"這突顯出中國致力於將經濟再平衡向內需轉型,並允許市場力量在決定匯率水平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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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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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還肩負著1995年《中央銀行法》規定的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的正式任務,中國人民銀行還確保了三家政策性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成立,為國家重點投資項目提供融資,減輕了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部分壓力。與此同時,四大商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運營權集中在總部一級。

然而,在1993年房地產價格崩潰之後,銀行業仍然受到不良貸款的困擾。據估計,1996年,整個銀行業面臨技術性破產,不良貸款佔貸款總額的比例飆升至25%以上。中國政府支持一項資本重組計劃由財政部向銀行直接注資326億美元(財政部發行了等量的特別國債),使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1997年底達到了8%。不良貸款被拆分為信達、長城、華融和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行了1.4萬億元的債券,從銀行購買了14億元的不良貸款。

周小川對銀行的不確定性瞭如指掌,他曾在1991年至1995年間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在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建行董事長。

在他2002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後,主持國務院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領導小組會議的中國人民銀行,幫助發起了一系列政治上可行、技術上健全的銀行業改革。其目的是通過基於市場機制,使銀行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同時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改善總體的金融和經濟穩定。沈聯濤表示:“周小川對金融機構及其(金融機構)幫助增強中國的貨幣政策實施能力方面的作用有著非常戰略性的看法。”

中國人民銀行獲得了領導人的支持,利用其超額準備金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而政府還進行了另一項涉及1.2萬億不良貸款的處置方案,這些不良貸款也被轉移到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但這一次是通過拍賣機制。

2004年1月,由中國人民銀行支持的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從中央銀行的儲備中向建行和中國銀行(周曾供職的兩家銀行)注資450億美元。2005年,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也從匯金獲得了3.65億美元。“他明白外匯儲備應該被積極使用,”沈聯濤告訴Central Banking

最終,當時由謝平(被認為是周的副手)領導的匯金成為了中國銀行體系的主要股東。匯金預計將從銀行持股中獲得財務回報。

周還支持將銀行上市作為一種機制,迫使它們改善糟糕的信貸分析、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大約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民銀行還獲得了任命四大銀行高管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現任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和中國銀保監會主席(CBIRC)的郭樹清,在中國人民銀行任命商業銀行負責人的過程中,他被要求擔任建行董事會主席。郭樹清對建行進行了精簡,包括將董事會成員減少75%,提供與業績相關的激勵措施,並從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挖來一名企業規劃師。

“自2002年以來,周小川領導了深刻的銀行業改革,並在其整個任期內率先推行金融自由化,在快速增長的政治需求和央行穩定物價的機構使命之間取得了平衡,”

Hui Feng Central Banking表示。

Hui Feng 亦是格里菲斯亞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的研究員。

在周小川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在2005年通過推動國有股上市,推動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匯金控股全國券商,並通過匯金旗下的建設投資公司(ConstructionInvestment Co)控股較小的地區性券商。截至2005年底,國務院批准匯金向13家券商注資375億美元。

中國人民銀行還為與券商違規操作有關的股票投資者設立了一隻保護基金,這實際上賦予了中國人民銀行在證券市場上的部分監管權力。它是中國A股市場外資的早期支持者,該市場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配額制度。沈聯濤說:“他非常以市場為導向,總是想辦法改善市場機制和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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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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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周小川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也看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支持發展中國企業債券市場和改革中國支付和結算體系的努力。中國人民銀行在2005年允許發行商業票據(期限不超過一年的債券),當時它還部署了基於光纖的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該系統允許以電子方式處理和清算大額和小額支付。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還支持發展以銀行卡為基礎的中國銀聯。

Bell & Hui(2013),2008年,除了名義上的公司債券,周小川還推出了長達5年的中期票據——有效地啟動了公司債券市場,儘管該市場已正式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控制。“儘管是漸進的,但銀行體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國家官僚體制的一部分,轉變為一個越來越接受所有權多元化、現代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模式以及國際市場審查日益嚴格的體系。”

Barry Naughton 在2004年發表在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周小川是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導權威的技術官員。該計劃於2003年12月啟動的事實表明,溫家寶總理已經接受了周小川提出的金融改革總體藍圖,並就這些提議達成了可行的政治共識。”

Naughton, Barry,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methodical policymaking moves into the spotlight’ i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10, April 3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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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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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小川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並不總是可以隨心所欲。

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利用外管局此前管理的外匯儲備,成立了中投主權財富基金(CIC sovereignwealth fund)。不僅如此,中投還與匯金合併,從而切斷了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和證券公司活動的直接控制。儘管中投由國務院管理——中國人民銀行獲得了使用外管局資產的優惠條款——但它的工作人員由財政部和發改委組成。然而,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表示,周小川本人支持中投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目前是中投公司國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為這兩家銀行開出的處方,也是為工商銀行(ICBC)和農行開出的。最終,外管局將保留對中國絕大多數外匯儲備的監管。此外,儘管挫折,周在2008年連任,同年,中國人民銀行的任期由1年延長到5年, 由經銷商協會創建一個新的中期企業債券市場被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展示中國人民銀行和周小川仍有領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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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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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周小川在中央銀行的同行間,以及在與多邊機構,如IMF、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的官員中也有著良好的聲譽。這位古典音樂愛好者因其聰慧、幽默的風格,良好的經濟視野,信息傳遞的一致性以及他在持續的一段時間內實施預計政策效果的能力而廣受讚譽。

國際清算銀行的內部人士談及周小川定期參加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時表示,他只有被國務院要求出席其他會議時才會缺席。參會時的表現被描述為“非常活躍”和“清醒”。在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G20會議時亦是如此。雖然他的國際上的表現讓他在國內遭受了一些批評,但並沒有破壞他,這也許是由於他為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所做的持久努力。

周小川通過不斷打擊中國資本賬戶制度的漏洞、努力放鬆外匯管制,以及由於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見證了美元流動性是如何攫取關鍵市場的,在危機後便不斷推動人民幣的使用,這些顯示出周小川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推動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使用,它支持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並鼓勵具有商業意義的雙邊人民幣結算。它還與亞洲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簽署了一系列貨幣互換協議,最終與歐洲中央銀行達成了3500億元的互換額度,並於2013年與英格蘭銀行簽訂了2000億元的互換協議。

事情的高潮出現在2016年,人民幣被納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儘管中國仍在實施許多貨幣控制措施,此外,一些中央銀行儲備管理人員擔心中國在岸債務的流動性,以及他們轉換中國債券的能力。如果極端危機爆發,他們擔心無法控制中國債券。IMF 決定給人民幣帶來10.92%的特別提款權配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周小川主導下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實施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周小川致力推動建立更強大的國際貨幣體系所做出的努力。正如IMF總裁拉加德所說:“在周小川的領導下,IMF和中國的夥伴關係發展迅速,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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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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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的第三個任期並不在大多數人的預料之內。

2012年,當他的名字未能出現在中國中央委員會當年的官員名單中時,人們猜測著誰將取代他。 Central Banking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next "Mr RMB" 的文章,文中很難判定誰可以取代周小川,成為行長候選人。最終,新一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周小川在2013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這一高級職位使他能夠超越法定的65歲退休年齡,因此他又進入了下一個任期。

周小川沒有在再次推行改革的議程上浪費時間。

儘管人們猜測他可能在2013年被取代,但中央銀行仍啟動了利率制度改革,為銀行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設定了基礎。在確保銀行盈利能力的同時,這些限制阻礙了銀行創造有風險的表內貸款(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傾向於以犧牲能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的私營機構為代價獲得資金)。利率改革能幫助中國走向以創新和服務為基礎的增長模式。此外,還能扭轉表外貸款的趨勢(這類表面上多是財富管理的產品已經發展能威脅金融穩定的規模)。

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引入同業存單,然後在2013年取消了貸款利率的下限。2015年,儘管仍有正式定價指導和自律機制等形式的限制措施,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市場上限。儘管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對於提高中國人民銀行傳遞政策決策的能力至關重要,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下,存款利率不能超過基準利率的50%,。 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還率先推出存款保險,涵蓋所有銀行的人民幣和非人民幣存款,每個存款人每個機構最高可達50萬元人民幣。

在將中國經濟轉向更加市場化的努力中,周小川一直依賴於宏觀經濟條件。收緊信貸標準, 包括地方政府債務和與房地產相關的資金,都是根據整體宏觀經濟狀況來判斷。 2016年,當中國面臨資金湧入國外的問題時,中國人民銀行再次不得不加大資本管制力度。據說,周小川想將保險、銀行和證券市場監管機構合併到中國人民銀行,以建立“超級中央銀行”的努力也未能實現。取而代之的是,國務院於2017年成立的金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金穩委旨在幫助提高監管的有效性,並解決在以前分散和分割的體系下日益混合的金融服務帶來的監管挑戰。由於涉及中央銀行、國家發改委等主要監管機構的參與,有人擔心金穩委可能更容易陷入討價還價、效率低下情況。

儘管如此,中國人民銀行在新的監管制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全面加強,金穩委的行政辦公室在中國人民銀行下,具有改革思想的易綱接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郭樹清擔任人行黨委書記和副行長、銀保監會黨委書記和主席。

“周小川成為了中國央行的革命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他將銀行從官僚機構轉變為技術專家,“ Hui FengCentral Bank 表示,“他罕見地具有政治專長和政治影響力,能夠採取果斷行動,但也知道何時妥協以做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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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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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3月9日他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周小川表示,中國債務的快速增長(他曾擔心這可能會導致“明斯基時刻”)已經企穩,並指出,目前廣義貨幣的增速低於名義GDP增速。他還表示,中國的增長模式已由數量驅動型發展為質量驅動型,對信貸的依賴程度也在下降(儘管在中美爆發重大貿易戰的情況下,另一輪基礎設施投資正蓄勢待發)。他補充道,中國準備採取更大膽的措施,例如加快市場準入措施,以改善中國資本市場與全球其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聯繫。

周小川強調,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8年全球危機的限制,但中國正處於一個“新階段”,有可能實施新的改革。他補充稱,在他的“個人經驗”中,“金融監管存在一些空白”,一些金融規則需要加強,一些高風險的金融機構需要“迅速處理”。

他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取決於市場參與者,以及他們在投資、結算和資產估值方面使用人民幣的意願,這表明這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今年8月退休後的一次活動中,周小川表示,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個線性過程”,但將“時而快時而慢”。但他認為,從長遠來看,“鑑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是光明的”。

周小川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因為他具有令人信服的綜合素質。沈聯濤並不是唯一這樣描述周小川的人:“他是一個才華橫溢、魅力非凡、極具個人魅力的人,在處理各種情況時總是像運動員一樣優雅,包括他特有的那種讓人放鬆的微笑。”他確實是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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