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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導讀
明代人李贄編寫的《續藏書》卷十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明代第四任皇帝朱高熾召見少傅大學士，吏部侍郎楊士奇，對他說：我希望你能再兼任禮部尚書一職。楊士奇懟道：臣已經兼職華蓋大學士，吏部侍郎，同僚們對此已經有很大的意見了，如果再兼職尚書一職，恐怕別人會說閒話啊！上厲色曰（原文）：黃淮、金幼孜皆三職, 卿獨二職, 人將謂何?楊士奇回道：尚書一職月俸60石，可以養活60個人了，臣現在已經拿了雙份的月薪，尚書的那份工資我就不要了。上曰（原文）:朕成卿志。乃聽辭。隨後黃淮、金幼孜都“主動”奏請放棄第三份兼職的月薪，皇帝均奏準。
楊士奇
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這個故事，談藝用現代社會的老闆和員工的場景再來模擬一次當時的情況。某公司老闆對身兼秘書、人事主管職務的小楊說：現在公司業務發展的很快，許多崗位人手都不夠，我希望你再把宣傳部的工作也承擔下來。小楊說：老闆，公司讓我在秘書、人事兩個崗位擔任領導工作，已經引起了其他許多同事的羨慕嫉妒恨，我感覺挺為難的（言外之意：我都忙死了）。
老闆很不高興的回道：人家小黃、小金，不都是身兼三職嗎？你兼了兩個職還怕別人說（言外之意：你還想不想幹）？小楊一看氣場不對，立即回道：既然老闆對我這麼信任，那我就盡力試試，但兼職的那份工資我可不要，（話外音：不拿這份工資，幹不好你也別怪我。）老闆滿意得拍拍小楊的肩膀說道：“既然你有這樣高的覺悟，證明我沒看錯你，看在你這麼堅持的份上，我就勉強答應你，但是有言在先啊，這份工資我給你先存在公司的賬上，等你將來退休了再補發給你”。聽到風聲的小黃，小金也都主動向老闆表態，願意主動放棄第三份兼職的工資。老闆均爽快的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參考圖1
魯迅先生在《與曹聚仁先生通信》中說: “古人告訴我唐如何盛, 明如何佳, 其實, 唐室大有胡氣, 明則無賴兒郎。
老朱家和官僚集團的恩怨情仇
朱元璋對官員的那股子狠辣勁早已享譽中外，馳名古今了。洪武年間，任何官員如果貪汙六十兩銀子，就夠得上被剝皮的重刑（是真的剝）。高紹先的《中國刑法史精要》裡就有對這種酷刑的介紹：剝皮者, 從頭至尻, 一縷列之, 張於前, 如鳥展翅, 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 行刑之人坐死。在其他的史料如歐陽直的《蜀亂》、《明史·魏忠賢傳》、夏允彝所著的《倖存錄》中均有各種剝皮酷刑的細節介紹，本文不做累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去查閱。
參考圖2
明代皇帝為什麼對大臣如此殘酷呢？朱元璋晚年大興詔獄清洗有功之臣，被牽連的各種關係戶總人數達到了二十萬以上，甚至是像藍玉這樣高規格的功臣，也是死於剝皮這種酷刑之下，對此，談藝認為，朱元璋如此苛刻對待官僚階層的願意主要歸結在以下三個方面：1，元末明初，歷經天下大亂的社會，急需要用嚴刑峻法來整頓秩序，嚴懲社會上層的官僚集團能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2，建國之初，各項法律制度都未曾趨於完善，最高統治層往往用主觀情緒來處理個別案例，這種不成熟的施政方法，歸根到底還是明政府對自身統治不自信的一種表現，平民皇帝和他的幕僚們，依然沒有脫離小農思想的藩籬，偏向感性的善惡觀以及底層社會的道德倫理觀，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自上而下的各種矛盾。迫使最高統治者集團採取野蠻粗暴的方式來為自己解困。3，朱元璋對官員貪腐暴虐有著切身體會，自己的父母哥哥姐姐均是直接或間接死於無能貪婪的官員手上，朱元璋用殘忍的手段對待這些貪腐的官員，其實也帶著一定的報復情緒。
一場悲劇
除了以上三個原因之外，談藝還有一個較為另類的看法：從朱元璋和他的早期執政集團的領導班子組成來看，大多數人並沒有在元政府統治集團內擔任過高級職務，他們普遍缺乏社會大局觀和管理整個國家的經驗，早期明政府的大多數政治制度都是直接照搬元時期的舊制度，從本質上來說，朱元璋的早期政府其實是平民政治的產物，他們與官僚政治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在朱元璋給周邊國家的外交文件中曾提出這樣的看法：願意和藩屬國共享太平富貴，這種缺乏進取精神的平民思想，是與唐宋之前儒家的積極進取的態度有著根本上的差異。當對外在失去進取的動力時，必然會加大控制內部的力量，代表儒家精英階層的官僚集團，自然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打壓。
被逼上“梁山”的明朝官員
歷代最高官員俸祿對比：糧食（石）
明代官員的待遇之差，真是曠古絕今，明人張萱在《西園聞見錄》卷七十六中說:“ 國家承平日久, 武職凌夷, 至不能給衣食, 每歲俸銀僅一輿隸僱直耳。明代基層官員一年的俸祿和普通打工者的年薪差不多，以至於很多官員入不敷出，連自己家人都無法養活。除了低廉的俸祿外，明政府還會用其他方式來盤剝官員，看過談藝之前文章的朋友不知道還記不記得，當時藩屬國朝貢明政府的一些禮品，如琉球國的蘇木，明政府會高於市場價20倍左右的價格收購，約一斤蘇木10貫錢，而這些收購回來的蘇木，皇帝又會在收購價格的基礎上再加5倍的價格即50貫折為工資發給官員。
除此之外，明政府還會剋扣官員的工資。明內閣大學士李賢更說:“ 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 實支僅一石, 塞外降人反支十七石五斗, 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另外一種剋扣方式就是本色俸祿和折色俸祿的工資制度了，明政府給官員發的工資組成中有本色和折色兩部分，本色部分就是實打實的糧米布匹銀兩等，折色部分就是用紙鈔代替糧米布匹和銀兩，而紙鈔的購買力是十分低的，明代成化年間，標為1貫的紙鈔，在市場上只能購買10文錢的貨物（王瓊《雙溪雜記》），而且民間還十分抵制使用紙鈔，官員即使想花還不一定能花出去。也就是說，官員們領取了工資時，先要經政府盤剝一次，而紙鈔或者實物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其他物品時，又要經受商人的二次盤剝，許多普通官員的生活是十分悽苦的。
海瑞
李贄《續藏書》記載：成化時, 曾任南京副都御史、南京兵部侍郎、南京刑部尚書, 歷官四十年之久的江西新淦縣人陳壽, “廉名最著” , 結果老無所歸, 死後家人至無力安葬;曾任汝州學正、御史、山西僉事提學的王錡, 天順年間“竟以飢寒(而)卒” ;成化時河南參政陝西臨潼人李侖,“卒之日, 貧不能葬, 妻郝不免飢寒”。這些兩袖清風的好官，雖然恪盡職守，一心為民，但他們的下場卻不免讓人心酸。
不過，明朝的清官雖然不少，但貪官更多。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明朝官員的腐敗程度之烈，規模體系之成熟，是前無古人的。自永樂皇帝開始，貪腐現象甚至還得到了皇帝的默許，明宣宗曾就內閣大臣楊榮收受賄賂該如何處置的問題向楊士奇諮詢時，楊士奇就回答道：楊榮對邊疆防務十分熟悉，皇帝不應該因為貪汙這樣的小事而處理楊榮。宣宗果然採納了楊士奇的意見，可見，到了明中期後，貪汙已經成為一種自上而下潛規則。就連楊士奇本人都接受皂吏銀。
而楊士奇的皂吏銀，就是部分清廉官員改善生活的折中手段。明代規定：只要是入品的官員，至少配20名到2名不等的皂吏以供官員免費驅使。官員們則將這些皂吏安排到社會上參與勞動生產，依靠這種方式賺取的勞務費就落入了官員的私人腰包。這種打擦邊球的手段也只是那些有原則底線官員的無奈之舉，而那些沒有原則底線的官員，則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謀取不法收益了。
參考
以明政府六部舉例，吏部官員借考察官員政績的方式來盤剝地方官員。禮部以科場舞弊的方式來收受賄賂。兵部主要和武將聯合剋扣糧餉，虛報軍兵人數吃空餉。以地方為例，地方官和吏員互相勾連，利用吏員處理具體事務的便利條件，盤索民間財物。明代地方官員都不是當地人，而且任期往往只有6年，那些吏員則大部分由當地人長期充任，為了搜刮民財，官員往往向吏員妥協，吏員實際上成為了地方的實際控制者。形成了明代獨特的官弱吏強的官場氛圍。吏員因為不需要揹負士大夫的道德包袱，對民間盤剝之殘酷程度比朱元璋當乞丐的時候還要嚴重。
結語
參考圖3
談藝認為：在古代，無論是平民和官員都應該有各自的道德操守，但這種道德操守是建立在滿足了自身生存的前提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的。當明政府完全把官員當成了奴隸，他們甚至連捍衛自己生存尊嚴的機會都喪失了，那還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呢？此時的士大夫情操又能換來什麼呢？再看看那些兩袖清風的官員退休後，甚至會因為飢寒而死，這哪裡是在控制官員？簡直就是促使他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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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官弱吏強的官場氛圍，曾有官員嚮明朝皇帝上書，希望能夠讓官員在地方上長期任職來解決這個危機，減輕民間受吏員盤剝的苦難，但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穩固，壓縮地方官員的權力，最終放棄了民間的福祉，終明一代，地方官員始終是外地人就職，且任期短暫。看似地方官員的權力小了，但吏員的崛起卻讓明政府最終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失去了民心。這樣的得失後果，又是誰能預料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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