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get2019的精神出發點（思想與文化）

導言：

昨天的推文，旨在幫你結構化、而非碎片化地，讀懂2018的時局。一鍵回顧➡️一文get2019的思想出發點（時局）

今天的推文，旨在幫你從2018的思想暗網和文化危機中，找到2019的線索。

自由主義的死亡與重生

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論述“自由主義的死亡”。這已經不再讓人驚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決於你的立場），反倒會令人不勝其煩。不是嗎？這些年類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絕於耳，難道這次的修辭更加情真意切？也許，自由主義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須緊急搶救使之復活，或者應當不斷詛咒讓它儘快死透（仍然取決於你的態度）。

網絡雜誌Aeon在6月底發表題為《自由主義的多次死亡》的文章，作者科爾（Daniel Cole）和克拉圖（Aurelian Craiutu）是印第安納大學的法學教授和政治學教授。作者對谷歌收錄的3000多萬本圖書做出詞頻分析，發現自由主義的最初死亡發生在1870年代，在進入

作者指出，“自由主義”的詞義含混不清，也不是統一融貫的政治理論，還可以用來指稱不同的治理體制，包括法國的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的“守夜人國家”，羅斯福新政，德國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國家”等。有學者研究發現了近30種自由主義的不同定義。由於這種內在的多樣性，一種自由主義的沒落或消失可能不會牽連其全部理論的命運。

比如，在廢除福利國家的同時，法治、自由市場和個人權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s）會為此叫好，但進步主義自由派則將此視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嚴重頹敗。由此看來，自由主義具有法律、政治、經濟和道德（或宗教）等多種支柱，其中個別支柱的損毀不足以傾覆自由主義的整個大廈，這就給任何宣告自由主義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煩。

當然，具有內在多樣性的自由主義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則。

文章指出，自由主義者幾乎都同意，個人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都是可能的，方式是通過培育亞當·斯密所說的“道德情操”，依照科學方法將理性應用於證據。他們相信制度結構（社會建立的憲政法律規則和政策）總是實驗性的，也基於人類可錯性（fallibility）的假設，主張自由主義需要一種反意識形態的開放、謙遜和寬容品質（雖然做得並不總是到位），認真對待對話和尊重分歧的意義重要性。

作者認為，自由主義百年來的進步是非常可觀的：在自由世界“許多生活中‘極大之惡’，包括奴隸制、赤貧、失業、基於種族和階級的法律差異以及宗教歧視，已被消除或極大地緩解”。但弊端和問題也持續存在。自由主義者的抱負遠大，但自由社會的現實永遠無法企及理想。其中一個原因是自由主義蘊含著多種彼此衝突的目標（比如，更大的個人自主性與更充分的平等之間存在衝突）。“由於這種內在緊張，自由主義攜帶著自我破壞的種子。”雖然獲得了種種進步，但自由主義的成就總是局部的、暫時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個曖昧不清的概念。康德有“人性的曲木”之說，那麼自由社會的成員要期待高於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當的。

文章最後寫道，“自由主義與我們對它感受的疑慮如影隨形，這些疑慮應當引起我們去留意，甚至去讚美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們不必去理會那些“宣告整個自由主義規劃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們。

悲觀主義總是比樂觀主義顯得深刻，更不用說在令人悲觀的時期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書，作者是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這部“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副標題）的著作展示出相對樂觀的人類發展圖景，延續和發展了作者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年）一書的主題，在當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引起相當熱烈的反響，公開發表的書評有160多篇。

《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

《當下的啟蒙》獲得主流報刊的盛讚，以及比爾·蓋茨等社會名流的力薦。同時也引起許多批評，其中最為尖銳的回應來自英國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他在《新政治家》雜誌發表的書評題為“未被啟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難堪的新著是獻給慌亂自由派們的一份虛弱的佈道詞”。這並不令人意外，格雷多年前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發表過譏評，稱之為“和平的妄想”，認為平克論證的人類變得更少暴力的觀點，完全是“一派胡言”（nonsense）。平克當時就和格雷有過交鋒，兩人爭執不下。

格雷當然不是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將“理性、科學與世俗人文主義”作為啟蒙的主軸，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評，許多評論者指出啟蒙運動有內在的多樣性，啟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學人文主義者，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種族主義者。而且，平克塑造的啟蒙傳統排除或淡化了盧梭和馬克思的影響，讓許多人無法接受。有幾位學者特別不滿於他對尼采斷章取義的引用。還有批判者質疑他對啟蒙運動的讚頌，因為啟蒙“給這個世界帶來了種族主義、奴隸制、帝國主義與種族滅絕”。另有一些批評針對平克宣揚的進步主義觀念。社會變得越來越好的看法似乎違背許多人的當下感受：氣候變暖，毒品濫用，校園槍擊，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民粹主義……凡此種種，似乎意味著“啟蒙的終結與進步的逆轉”。與此相關的批評是針對平克使用數據的嚴謹性，他選擇了支持自己論點的有利數據，而忽視了一些不利的證據。還有一些批評認為平克沒有看到啟蒙運動的自我瓦解傾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都是科學和理性“進步”的產物，最終可能會毀滅啟蒙的理想。

2019年1月，平克在網絡雜誌Quillette上發表了一篇長達萬言的回應文章，集中針對以上這些典型的批評意見一併作答。實際上，這些批評並不新穎，一直是啟蒙與反啟蒙之間常見的對立觀點，也有啟蒙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分歧。平克的回應承認啟蒙可以有多種闡釋，他完全沒有想要壟斷對啟蒙的闡釋權，而是提供言之有理的一種闡釋，而且在他看來是對當下最有啟發性的一種啟蒙傳統。平克與他大部分批評者（包括格雷）之間的分歧，在當初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就已經發生。今天的爭議也可以視為延續了啟蒙家族內部經久不息的爭論傳統。

無論傾向於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嚴肅的智識努力都不應當迴避啟蒙傳統存在的複雜問題，也需要直面（作為啟蒙運動重要遺產之一的）自由主義的當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在紀念其創刊175週年的時刻，在封面上呈現了一份“復興自由主義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開篇有兩頁長的《宣言》（作為導言），隨後是正文《為21世紀再造自由主義》（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長達10頁（一萬多詞），並附有50種參考文獻。正文有六個部分，包括對自由主義的概論，市場經濟問題，移民與開放社會，福利與徵稅，世界秩序，以及最後對集結起來重振自由主義的召喚。

導言中指出，《經濟學人》在175年前創刊時，就致力推動自由主義——“一種對個體尊嚴、開放市場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諾，以及一種依靠辯論和改革帶來人類進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國大學校園中流行的左翼“進步主義”，也不是法國時評人構想的右翼“極端自由主義”。令人憂慮的是“自由主義造就了現代世界，但現代世界正在背離自由主義”。如果要復興自由主義的活力，必須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種成因。

在社會經濟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義崇尚的“優績制”（meritocracy）競爭對造成貧富差別與社會固化的影響。在文化方面，檢討“身份政治”的侷限，在正當回應族群歧視的過程中，沒有防止它演變為“宗派憤怒”的傾向。在國際與地緣政治方面，自由派也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來捍衛“二戰”後形成的同盟和自由制度體系。在政治上，當政的自由派已經變得越來越保守，傾向於維持現狀，而完全忘記了自由主義最初的激進立場。

針對當下的潮流，《經濟學人》仍然相信自由主義理念的力量，因此發表一份自由主義復興的宣言，這是“一種為了人民的自由主義”。正文在最後引用了創刊人威爾遜（James Wilson）對這份雜誌的承諾：展開“一場在推進前行的智性與阻礙我們進步的無價值的膽怯無知之間的嚴酷競爭”，相信這種競爭會最好地服務於自由主義的目標。

這份萬言書很像是“關於自由主義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列舉自由主義的輝煌業績和偉大歷史進步，同時嚴肅對待當下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困境，併為二十一世紀自由主義的再造提出構想。

科學探索與政治正確的爭論

我們的身體與人格特徵究竟是由先天的遺傳因素決定的，還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中養成的？這種非此即彼的提問方式本身是錯誤的。所謂“先天”對“養成”（nature vs. nurture）的爭論由來已久，但學術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決定一切”的極端立場，也沒有人會完全否認遺傳因素的作用。

主張種族（race）之間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種族主義的觀點，但這種言論出自沃森（James Watson）之口則相當令人困擾。

James Watson

沃森被譽為“DNA之父”（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1962年獲諾貝爾獎，還曾主持“人類基因組項目”，是蜚聲世界的生物學家。在2007年他就因發表“他們（黑人）的智力與我們（白人）不同”等言論，引起輿論譁然和學界抨擊，最終他為此公開道歉，隨後從他工作了40年的冷泉港實驗室退休。

2018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美國大師”系列完成了紀錄片《解密沃森》（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的製作。在12月中旬發佈的預告片中，沃森對於被人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似乎流露出輕蔑態度，引人關切。新年第二天紀錄片正式播出後，沃森在訪談中明確重申了曾遭批評的觀點——“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平均智商存在差異”，將此歸因於“基因差異”。十天之後，冷泉港實驗室發表聲明，譴責沃森“誤用科學為偏見辯護”，宣佈解除他所有榮譽頭銜（包括名譽主席、榮休教授和名譽董事）。在其官方推特發佈的這項聲明之下，很快出現了幾百條讀者留言。令人吃驚的是，絕大多數評論對沃森表示同情，許多人提出了一個貌似有理的質疑：沃森的觀點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確，但如果在科學上是真實的呢？難道科學真理應當屈從於政治正確的管制嗎？

回應這種鏗鏘有力的質疑其實並不困難，而且可以斬釘截鐵：沃森的這種觀點首先在科學上錯誤的（雖然他是一位科學大師），因為在生物學意義上，“種族”類別（白人、黑人、黃種人等）並不存在，這早已是學術界的普遍共識。

許多人誤以為不同的膚色表達了種族之間顯著的群體基因差異，但膚色差異並沒有這種代表性。基因差異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但差異性高低完全不對應所謂“種族”分類。比如，一個人與種族內部某個成員的基因差異，很可能超過與種族之外某位成員的差異程度。社會生活中使用的種族分類，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謂“社會建構”），並不具有對應的生物學依據。這是目前生物學和人類學界的主流觀點，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證據支持，也有許多相關的科普作品傳播。

那麼，生物學真相與政治正確從此就能和諧共處了嗎？未必。

哈佛大學教授萊克（David Reich）微妙地發出了一種不和諧的“噪音”，激起了廣泛的爭議。萊克年僅45歲，已經在遺傳學領域做出許多重要貢獻（包括2010年領導研究團隊，發現了幾萬年前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類雜交的證據），位列2015年《自然》雜誌“十大重要科學人物”（Nature’s 10）。他不僅在專業上出類拔萃，在政治上也持進步主義立場，曾公開反對沃森的種族主義言論。這樣一位“又紅又專”的年輕科學家，何以會觸及政治正確的敏感神經呢？

David Reich

2018年3月，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萊克的科普新著《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到達這裡》（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闡述“古人類DNA與人類過往的新科學”，同時在3月23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其中節選的片段，題為《現代遺傳學時代的“種族”》（網絡版標題為“遺傳學如何在改變我們對‘種族’的理解”）。文章開篇闡明瞭一個共識：從基因的視角來看，人類群體之間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夠的差異來支持“生物學意義的種族”概念，因此，“種族是一個‘社會建構’，是一種隨時間和國家變化的人群分類方式”。

但他話鋒一轉，認為這種“共識”慢慢轉變為一種“正統”（orthodox）：“在依照當今種族標準來分類的人群之間，平均遺傳差異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於在論及任何有意義的生物學特性時，這些差異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正統觀點進一步要求我們，應該“對人群之間遺傳差異的任何研究保持憂慮”，因為這種研究（無論動機多麼良好）都會被置於“滑坡”之上，導致各種“關於生物差異的偽科學論述”，它們曾被用於合理化奴隸貿易、優生學運動和納粹大屠殺。

萊克試圖挑戰這種正統觀點，卻是以相當審慎和微妙（subtle）的方式，這使得文章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反覆強調“種族”這個概念在生物學上沒有意義（在用“race”一詞時，幾乎都冠以引號），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發現舉例，所謂“白人”絕非衍生於自遠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人群，而是四種有差異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異程度如同今天的歐洲人與東亞人。

實際上，萊克整本書最突出的論旨是，古人類DNA研究證明，自後冰川時代的人類大擴張以來，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發生了多次鉅變。因此，人類本質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純種”觀念都是幻覺，

另一方面，萊克認為不應當迴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間的遺傳差異。他明確反對一種流行的誤解：由於人類來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離的時間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選擇壓力下形成重要的遺傳差異。“但這不是事實”，他指出“東亞人、歐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直到最近為止）幾乎完全相互隔絕了4萬年或更長的時間，足以讓進化力量發生作用”。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不僅客觀存在，而且會影響某些遺傳疾病、特定的身體性狀甚至行為和認知能力在人群之間的概率性差異。

萊克文章的兩面性呈現內在張力：否定生物學的“種族”概念，但承認“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那麼“人群”不會成為“種族”隱秘的代名詞嗎？展開這種遺傳學研究，不只限於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為與認知領域，不會讓種族主義話語“借屍還魂”嗎？這當然會激發知識分子的警覺。

加州大學（Santa Cruz校區）社會學教授里爾多（Jenny Reardo）集結全球66名學者（其中包括幾位生物學家，以及社會科學、歷史、法律、人類學領域的學者），3月30日在BuzzFeed網站上發表一封聯署公開信《如何不去討論種族與遺傳學》。公開信讚賞了萊克對沃森的批評，但指出他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有嚴重的誤導傾向，他誤解了人們對生物醫學研究的批評中所表達的關切。公開信指出，遺傳變異並非不重要，但“並不遵循種族界限”，並強調應當汲取歷史的教訓，對於人類遺傳變異的研究會以很多方式被誤解和濫用。隨後《紐約雜誌》《國家》《科學美國人》和《大西洋月刊》等相繼發佈文章，有支持者讚賞萊克的嚴謹態度和科學勇氣，有反對者指責他不過是“科學種族主義的一個最新例子”。相關的爭議延伸到加拿大、歐洲多國，以及韓國和印度的報刊媒體。

在筆者看來，絕大多數回應和評論都沒有超出萊克本人的視野和論述水平。尤其是那篇來勢迅猛的聯署公開信，不過是用萊克自身觀點的一面來攻擊其另一面，並以斷章取義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種族”一詞所帶有的引號），將萊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於種族概念，然後教導他，不能用人群差異來支持種族的概念，而這本來就是萊克明確強調的觀點。

萊克認為，即便發現人群之間的平均遺傳差異，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響，正如人類的男女兩種性別之間存在基因差別，我們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導和推進兩性之間的平等。從性別平等之中，我們可以獲得啟發來處理如何平等地對待人群之間的差異。但公開信完全不顧萊克引入性別差異的語境與論證取向，挑剔說對男女性別的劃分也要非常謹慎，因為這會壓制幾百萬“非男非女”的另類性別人口。這種完全錯失了對方要點的批評很難說是正當的，更像是政治正確敏感性的競賽。公開信發表在BuzzFeed這份從商業小報努力向嚴肅刊物轉型的網站上。萊克沒有回應，其他報紙也沒有反響。

實際上，萊克比他眾多的批評者更為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困難所在：在“人群”與“種族”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複雜而危險的聯繫。

那麼，萊克如何應對這個難題？他在文章中已經提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作為科學家，他堅持將學術的誠實置於優先地位。人群遺傳差異的客觀存在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學家迴避或掩蓋這種差異及其效應，會使公眾喪失對科學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種知識真空，偽科學的種族主義話語便可能趁虛而入。

其次，承認人群差異的確有可能造成歧視的危險，萊克的父親（Walter Reich）是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首任館長，他對種族歧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強調他本人分享著“正統觀點”的憂慮（許多批評者不過是重複萊克多次表達過的憂慮）。但他的應對策略有兩個方面，差異本身並不導致歧視，歧視是對差異的特定闡釋和行動。他在文章中舉例，男女性別的生物差異最為顯著，但性別歧視是對這種差異的特定闡釋。第二，在客觀的生物學意義上，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遠低於個體之間的差異，“種族”對於特定個體的生物能力的預測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個群體中的個人都可能在任何一個領域中表現卓越。因此群體間遺傳差異的衝擊是溫和的。

在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在種族主義格外敏感的時期，在科學探索中維護有益的政治正確變得更為艱鉅。很難說萊克徹底解決了他自己提出的難題，但他並不是沒有社會政治敏感性的科學家。他為平衡科學探索和道德訴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實際上，差異本身並不直接導致歧視，兩者之間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闡釋才能聯結。如果差異本身可以使歧視正當化，那麼，由於個體之間的遺傳差異更加顯著，個體對個體的歧視也變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個體就有理由歧視其他人為“腦殘”（揚言“智商是硬傷”），或者高個子也就可以正當嘲笑矮個子為“二等殘疾”，那麼“正常人”對殘障人士的歧視就更為正當了。倫理批判不應導向刻意迴避或壓制嚴肅的科學探索，而應當著眼於改善我們的政治與文化觀念，在接受差異事實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對待差異，這才是政治正確應當著力的關鍵。

通向常青藤大學的荊棘之路

“種族”類別是一種社會建構，但嚴格說來所有社會範疇都是如此（只是它們與物理現實之間的關聯或有不同），闡明“建構”特徵本身並不否定這些範疇的有效性和適用性，而是強調它們都是被特定文化與政治所塑造的範疇，也會隨歷史條件而改變。種族（或族裔）依然是當今世界各國通用的身份識別範疇之一，與遺傳的體徵有關，但更深刻的關聯是文化養成。在西方的亞裔學生常常學業出色，這種所謂“亞裔效應”（Asian effect）主要是由文化傳統的養成所致。

目前亞裔美國人口有2140萬（其中華裔508萬），佔美國總人口6.7%，而去年哈佛大學錄取的新生中亞裔佔比高達22.9%。一般人對此的直覺反應會是“哇，好厲害！”。但力求滿分的亞裔學生家長會問，“怎麼才22%？為什麼不是100%啊？”——這是美國一個脫口秀節目中的片段。

現實的情況是，如果僅僅依照學業成績錄取，亞裔學生將會佔據哈佛的幾乎半壁校園。但即便如此又怎麼樣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個校園變得像是北大，是不可接受的嗎？無論如何，有證據顯示，哈佛校方對學生族裔分佈均衡問題有所關切，可能為此採用了不利於亞裔申請者的招生措施，涉嫌針對特定族裔的歧視。

2018年10月15日，哈佛涉嫌歧視亞裔的訴訟案在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正式開庭，控辯雙方爭論激烈，審理過程長達三週，於11月2日結束，幾個月之後才可能有裁決結果，此前還將舉行法庭聽證會。這個訴訟案經過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籌措準備和多次聽證，預計最終將會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引起社會和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僅《高教紀事》雜誌就發表了28篇相關的報道和評論。

亞裔是美國的少數族裔，但與人口占比對照，亞裔學生在哈佛（以及美國多數名牌大學）並不處在“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狀況，為什麼會引發歧視的爭議和訴訟？因為在起訴方看來，哈佛背離了“一視同仁、擇優錄取”的原則，這是亞裔群體最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觀念，也是對他們最為有利的公平標準。亞裔學生的平均學業成績明顯優於其他族裔，尤其是SAT的數學考分（滿分為800分）更是遙遙領先。

SAT scores

美國大學招生同樣以“擇優錄取”為主要原則，反映了美國的“優績制”（meritocracy）的價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則也包含對弱勢群體的“補償正義”觀念，突出體現於“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譯作“肯定性措施”）。此外，還會兼顧“文化多樣性”的目標，可能會考慮校園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

平權法案的補償措施，無論基於家庭收入還是種族背景，都很難惠及亞裔學生。亞裔美國人不算弱勢群體，收入中位數不僅超過其他少數族裔，也超過了美國白人，而且在歷史上也不曾遭受與黑人同樣嚴重和持久的奴役與歧視。同時，由於亞裔在美國名校學生中已經佔據“超額代表的”（over-represented）比例，也很難從族裔多樣性的訴求中受益。因此，只有簡單的“擇優錄取”原則對亞裔學生最為有利。

美國沒有“高考”體系，大多采用綜合評價方式，學業成績（SAT和高中成績）只是評價指標之一。哈佛大學對申請者進行“整體評級”（overall rating）中還包括課外活動、體育技能、個性和推薦信等指標。早年的亞裔學生在“課外活動”（包括領導力和特長等）方面表現相對較弱，但隨著亞裔申請者數量的急劇提升，相關的諮詢培訓機構和輔導項目也應運而生，近幾年來亞裔學生的課外活動表現也毫不遜色，實際上任何明確客觀的要求都難不倒他們。然而，“個性評價”（personal rating）卻是內涵模糊、難以測量的指標，也成為控方起訴的一個焦點。

《高教紀事》報道，控方聘請了一位杜克大學的經濟學家，對哈佛招生數據進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證詞說，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員對亞裔美國人申請者的個性評價打了更低的評分，這減低了他們的錄取機會，雖然他們獲得了很強的學業與課外活動評分”。

亞裔哈佛學生的抗議

這起訴訟案的控辯雙方都面臨某種困境。對於亞裔學生而言，支持完全無視種族因素的“族盲”（race-blind）錄取政策，對擴大自己的升學機會最為有利，這也意味著廢除平權法案。

對哈佛大學來說，實際的關切是亞裔學生佔比過大，導致在校學生的族裔分佈失衡。有16所精英大學（包括所有常青藤學校）明確表示，如果採用“族盲”錄取政策，那就“不再可能有效地尋求那種推進它們教育使命的多樣性水平”。但哈佛大學又不願使用極具爭議的“種族配額”（racial quota）方案，因此就通過減低亞裔申請者的“個性評分”來控制配額。《紐約時報》評論說，這是哈佛試圖避免亞裔學生過多的“秘密系統”，這可能強化了關於亞裔的某種刻板印象，因此涉嫌歧視。

哈佛大學法學院亞裔教授傑森（Jeannie Suk Gersen）在《紐約客》發表文章指出，平權法案的廢存問題與亞裔遭受歧視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作者認為應該首先查明歧視是否存在的事實真相，但這不意味著必須廢除平權法案，對於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少數族裔申請者，應當將種族作為評估的考慮因素之一。但她完全沒有提出有效的方案來解決

在申請名校中遭遇的額外阻力，加劇了亞裔學生的升學壓力。他們必須付諸更為艱辛的努力，獲得更為卓越的成績來彌補個性指標方面的所謂“短板”。這種競爭壓力也會溢出，傳遞給其他族裔（包括白人）的同學，形成一種類似“軍備競賽”的態勢。在聲譽良好的高中，尤其在亞裔學生比例超高的名牌高中，學生普遍感到不堪負重。

早在2004年，美國著名記者休姆斯（Edward Humes）出版《夢想的學校》（School of Dreams）一書，刻畫了加州惠特尼高中（Whitney High School）的情景：一些學生每天只有4小時睡眠，要喝4杯拿鐵，最終獲得GPA 4.0的成績。然而，惠特尼這所頂尖高中有三分之二是亞裔學生（白人只佔12%）。這其中殘酷的競爭性也有所謂“亞裔效應”的壓力在起作用。

近二十多年來，亞裔美國人的數量急劇增長，“亞裔效應”連同其他多種因素，正在深刻改變美國“自由放任”的校園文化。高中生普遍感到不堪負重，伴隨著身體和精神疾病的加劇，以及學生自殺案件的頻發。媒體持續不斷地報道令人擔憂的現象，同時也有教育管理者和專家學者發出“減負”和“讓孩子成為孩子”之類的呼籲。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切都似曾相識。

努力學習改變命運，這是普遍的文化現象，但在亞洲格外突出，在海外亞裔人群中“名校夢”也最為執著。但所謂“亞裔效應”也可能只是“移民效應”。有研究指出，亞洲的第一代移民出於生存的緊迫感，會強化亞洲傳統對子女的嚴苛培養方式，但這種效應會在後代子女中逐漸遞減。

《紐約時報》6月發表題為《最後的虎爸虎媽》文章，作者帕克（Ryan Park）是來自韓國的第二代移民，他和妻子現在都是美國的“成功人士”。他坦言，自己在童年時代被老師同學視為“天才”的優異成績，絕不是“亞裔天賦”的結果，而是來自父親的嚴酷訓練。此後他一直在糾結一個問題：“長期令我怨恨的童年經歷是否同樣造就了我在學業和專業方面的成就？倘若如此，用幸福換取成功是否值得？”

帕克和妻子決定，要給自己的兩個女兒完全不一樣的童年：讓她們感受到重視和支持，讓家庭不成為訓練營，而是“充滿喜悅和樂趣”的地方，讓她們永遠明白父母之愛並不取決於她們“完美的成績單”。即便她們最後的命運可能會被其祖父視為“失敗”，父母也會欣然接受這種衰落。

帕克很瞭解蔡美兒在《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展示的成功案例——為了避免“家族沒落”，她選擇了做“虎媽”來實施極端嚴苛的教育方式。但帕克認為“大部分第二代亞裔美國人並不會與她為伍”。相反，許多研究表明，二代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放棄傳統的亞洲教育方式，轉而採取西方的方法，尤其注重培養開放而溫暖的親子關係。第一代亞洲移民以傳統方式教育子女，信奉“以現在的痛苦努力，換來日後的精英地位”，這造就了所謂“第二代優勢”，但這種優勢很難傳遞到孫輩，通常導致“第三代衰落”的現象。第三代移民往往會“吸收美國的文化價值，不再對成功抱有狂熱的移民激情，他們在各種真正的意義上已經不再是移民了”。

帕克撫養孩子的方式，試圖將某種程度的嚴格要求與溫暖的關愛結合起來。他完全無法仿效他父親“不惜一切代價獲得成功”的移民思維。但他最後說，“這或許正標誌著我們移民父母的終極勝利：我們成了美國人。”

思想暗網與文化左派的危機

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幾乎很難獲得這樣的信息，比如，沒進過大學的黑人當中，有60%的比例認為種族並不影響他們的命運成功與否——這是皮尤公司的調查數據。也聽不到這樣的質疑：為什麼黑人可以為自己的黑色（blackness）自豪，而白人這樣說則是危險的，這是因為要抗衡不對稱的權力結構嗎？但是，處在權力結構中（據說是）優勢地位的白人學生，在校園裡喝醉了大聲喧譁“白人偉大”，不僅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行徑，而且會受到校方處分，而處在權力結構劣勢的黑人，在學校畢業典禮上宣揚黑人偉大的發言，則會贏得喝彩歡呼。歷史上存在對黑人奴役和種族主義歧視，但因為存在這個歷史事實，一個白人表達了與黑人同樣的種族自豪感就應該受到懲罰嗎？為什麼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黑人天然豁免種族主義的病毒嗎？但民權運動那一代的黑人領袖並不支持這種“天然豁免”的看法，相反，他們認為黑人也可能成為種族主義者。

這些離經叛道的信息、質疑和論述，時而引經據典，時而調用數據，出自休斯（Coleman Hughes）發表在網絡雜誌上的文章。

休斯的這種聲音是稀少的，但是他“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追根溯源會發現，他屬於一個正在興起的知識分子群落，名為“思想暗網”（Intellectual Dark Web），休斯是其中最年輕的核心成員。

思想暗網還很年輕，2018年初在YouTube網站上發佈了自己的通告，很快在社交媒體上形成熱點，但主流輿論無人問津。直到5月8日《紐約時報》資深編輯與作者韋斯（Bari Weiss）發表了長篇報道，暗網知識分子才被暴露在公共聚光燈下，即刻引發了主流媒體和知名網站的報道和評論。《洛杉磯書評》文章認為“思想暗網是特朗普任總統以來的第一場思想運動”。

那麼，思想暗網究竟是什麼？

這個群體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彼此之間沒有根本的同質性，無論在職業、種族、性別、年齡方面，還是就社會知名度和政治傾向而言，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第一版官網所列出的20多位核心成員（leading members）的名單中，有名牌大學頗有聲譽的教授，有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和智庫專家，有社會政治活動家和評論家，也有媒體人、自由撰稿人和演員以及網站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他們與思想暗網的聯繫緊密度也各有不同。

發起人是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和投資管理人埃瑞克·溫斯坦（Eric Weinstein），是他發明了“思想暗網”這一名稱。核心成員包括他的弟弟布萊特·溫斯坦（Bret Weinstein）及其妻子赫英（Heather Heying），兩位都是生物學家。還有在輿論界備受爭議的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家哈里斯（Sam Harris），和專欄作家和獨立製片人夏皮羅（Ben Shapiro）。其他著名成員還包括，哈佛大學平克教授，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布朗大學經濟學家勞瑞（Glenn Loury），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教授和專欄作家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著名政治活動家阿麗（Ayaan Hirsi Ali）以及她的丈夫哈佛曆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

思想暗網的核心成員在政治光譜中處在非常不同的位置。溫斯坦兄弟與赫英在上屆大選中投票給桑德斯（Bernie Sanders），哈里斯則是希拉里的公開支持者。而夏皮羅曾是右傾新聞網站Breibart的編輯，是反對特朗普的極端保守派。

這樣一群五光十色的知識分子有何共同之處呢？根據網站和韋斯文章介紹，他們的結盟不是出於他們所屬的身份或“部落”的親和關係，而是基於另外的兩個共同之處。

首先，他們願意展開激烈的爭辯，但永遠保持“文明”的交談方式，絕不進行人身攻擊。爭論的問題包括宗教、墮胎、性別認同、種族、移民、意識的本質等等，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與他們各自的黨派部落中的正統意見相左。其次，他們堅持智識的誠實，因此“抵制去鸚鵡學舌那些政治便利或政治正確的東西”。

每個成員都認為他們受到了政治正確風氣的打壓，這也是他們的第二個共同之處

思想暗網的主要言論平臺不在主流媒體，而是在播客（podcast）和網絡談話節目，以及一份澳大利亞的網絡雜誌Quillette。他們的言論開始吸引越來越廣泛的受眾並與他們發生共鳴。網絡談話節目“魯賓報道”（The Rubin Report）在6月底做了一期四位成員的實況討論視頻節目，在YouTube播出後，吸引了131萬人次觀看。在西方社會政治極化的情景下，有許多人同時牴觸左右兩極陣營的標準言論口徑，他們在這群另類的變節者發出的聲音中，聽到了自己心裡所想卻不願意公開表達的意見，因此獲得了某種共鳴。這是思想暗網在主流媒體之外受到歡迎的部分原因。

Intellectual Dark Web

然而，思想暗網運動是否能在當下兩極化思想爭鬥的僵局中開拓出新局面？這是令人懷疑的，至少有待觀察。一些主流報刊以及著名網絡刊物（如Politico和Vox）都提出了批評性的分析。

《洛杉磯書評》刊登的評論認為，思想暗網實際上是暗藏的保守主義運動，而且他們對政治正確的批評並不像他們自以為的那麼新穎。早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類似的論辯已有先例。思想暗網的成員帶著“打破傳統”的標籤，實際上是不願或不敢提及他們有自己的前輩先驅。他們不用假裝自己的理念“與保守主義沒有歷史淵源”。他們的某些批評意見並無惡意，而且具有有效的社會科學依據，這些論述也並非不能被左派和主流媒體吸納和接受。在道德上和經驗實證層面，他們都不應當滿足於對新奇和跨政治派別的追求。目前，思想暗網的成員受到了過度的讚譽，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文章，以及彼得森應邀出席2018年阿斯彭思想節（Aspen Ideas Festival）。雖然，他們相信，自己的發現已經能讓他們去塑造一個新的思想中心的基礎，但“最近的歷史表明，他們的理念更可能在右派那裡找到歸宿”。如果思想暗網最終走出黑暗陰影，“也許被證明是下一輪迴潮的保守主義運動的強大武器”。

思想暗網運動究竟是新的第三勢力，是暗藏的保守主義，或者不過是追逐名利的投機性華麗偽裝，現在還難有定論。許多評論試圖用現成的標籤來固化他們，這本身是相當笨拙的。按照埃瑞克·溫斯坦最新的說法，他們是一個“另類的意義構建集體”（alternative sense-making collective），這本身讓人捉摸不定。這個知識分子群落還形成不久，而且成員之間存在差異性，未來會有怎樣的前景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即便思想暗網無法開創一種新的立場或派別，至少作為一個徵兆，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

《華爾街日報》10月2日文章，報道了波特蘭州立大學助理教授博格西昂（Peter Boghossian）及其兩位同夥實施的一場學術惡作劇，將20篇偽造的論文投寄頗有聲譽的學術刊物，竟然有7篇獲得發表或被接受發表，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引起譁然。

學術惡作劇的執行者們

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社會文本》發生的醜聞“索卡爾事件”（筆者曾撰文分析，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6月號），被稱為索卡爾事件2.0版。與索卡爾相似，博格西昂惡作劇具有特定的針對性，是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的左翼取向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性別、身份、少數族裔、女權主義和文化研究等。這些研究有很強的道德訴求，主要是揭示“非對稱的權力結構”對邊緣群體的壓制，併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當性辯護，被稱為“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這些偽造的論文被接受發表，顯示了這些領域的嚴肅的學術標準受到政治偏見的侵蝕。嚴格地說，因為惡作劇作為一項“實證研究”缺乏“對照組”樣本，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

但在惡作劇發生之後，許多相關者的自我辯白，以及波特蘭州立大學對博格西昂的打壓，更令人關切。從事“伸冤型研究”的進步學者曾是邊緣性的異端，他們從反建制立場起步，如今已經演變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為在學術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們最終成為一種批判性的建制派，彰顯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個他們既攻擊卻又依賴的權力體制中，面對挑戰他們的新異端，表現出黨同伐異的當權派面目，成為新的壓制性權力。當文化左翼成為教條的時候，他們也與自己的思想先驅（那些後結構主義大師們）漸行漸遠。

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

在這種背景下，《爭議思想學刊》（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宣告創刊引起了關注。三位創刊編輯都是著名學者：麥克馬漢（Jeff McMahan）、密涅瓦（Francesca Minerva）和辛格（Peter Singer），這份刊物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允許作者匿名發表文章，但同樣接受同行評審。之所以創建這份刊物是為了保護學術自由，創刊人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學者對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議題發表異端見解是有壓力和風險的，甚至收到過“死亡威脅”信。他們相信，這樣一份刊物，在目前的學術文化生態中是有意義的。

新刊將在2019年出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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