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要說真正一心為民一心為公的人物，范仲淹肯定算是標誌性人物之一。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膾炙人口，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國憂民情懷更是令人津津樂道。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就是這樣忠貞不二的人物，卻數次因為針砭時弊，直言上諫而被貶謫。如果這件事放在今天，一定會被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恐怕很多人都會說這個人一定是腦子壞掉了，明明直言上諫沒有好的結果，偏偏還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諫，不是給自己找不痛快嘛，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煩嘛。
當然，在當時，也有人勸過他，讓他少說話，少管閒事，只管自己逍遙自在就好。然而，他這樣一位胸懷天下，心憂社稷的人物，怎麼可能會因為怕丟官而放任眼前時弊而不聞不問呢？所以他對朋友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盡顯悍不畏死的凜然大節。
他因諫被貶謫，這幾次最為有名。第一次是因為反對皇帝率領百官在會慶殿慶祝太后的生日。第二次是由於反對廢除郭皇后的事，第三次是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因而上諫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但最終敗給了呂夷簡，所以在景佑三年時離開了汴京。而從這幾次的事件看，他上諫批評的可都是大人物，從皇太后、皇帝到宰相，這些都是當權派，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升遷進退，同時甚至關係到他的生死去留。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義無反顧。在他的心裡，在文人士大夫的眼裡，他在乎的只有對錯，生死也好，進退也罷，都在其次。
范仲淹敢於直諫且一心視天下為己任，因而才塑造了他一生的光輝，他的事蹟也因此流芳千古。范仲淹的聞名於世，不僅僅是他的敢於直諫，還有他的卓越政見，他是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別看他數次被貶謫，但是當時的黃帝宋仁宗對他的才華學識還是非常看重的，在慶曆三年（1043年），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並多次召見范仲淹徵詢天下大事。
其中最有名的當是他上疏仁宗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提出的“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得到仁宗高度認可，並且詔書統一頒佈，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由此，也拉開了當時宋朝有名的改革大幕。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後來反對聲愈加激烈，歷時僅一年有餘的新政被廢止，最後改革以失敗告終。
雖然這個改革是以失敗告終，但意義卻非同尋常，《答手詔條陳十事》即便放在今天來看，都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范仲淹不僅僅是敢於諫言，心憂天下，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律已的人。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調任知杭州。子弟以為范仲淹有隱退之意，便商議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卻嚴詞拒絕。後來，范仲淹自己個人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範氏義莊，對範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並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有一點卻不得不說，范仲淹雖然數次因諫而被貶謫，而且他上諫直言的對象，在今天我們來看都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他也只是僅僅被貶謫，如果是在政治氛圍不寬厚的年代，因言獲罪，因諫而丟腦袋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宋仁宗時代，政治氛圍還是很寬鬆的，對諫官的態度也是很寬容的。
我們讀歷史都應該知道，歷史上有一個貞觀之治，當時的唐太宗就特別能虛心納諫，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他都從諫如流，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風氣，也正因如此，才贏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由此可見，宋仁宗其實也是一位善於納諫的君主，如若不然，范仲淹還會有一而再再而三的直言上諫的機會嗎？顯然是不可能有的。可以說，沒有從諫如流的氛圍，也就沒有范仲淹因諫數次被貶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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