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制度随着朝代的更迭到了清代已经高度成熟和完备。
之所以称之为完备，一方面是因为它越来越能更好地服务于统治阶级，通过制度与机构表达出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清代采用与现代相近的行省制度，这一套建立在行省制度之上的机构和机制，演化出了一系列与近代人事关系相似的规律制度。
这个完备的标志就是军机处的出现和运行。
提起军机处我们都不陌生，它起源于雍正朝，早期是一个协助皇帝处理西北军务的非正式临时组织，由少数皇帝极为亲信的满汉大臣充当其间，直到乾隆登基后的第三年，才正式整合并命名为军机处。
但不一样的是，这些少数皇帝极为亲信的满汉大臣作为军机大臣不再是事无巨细的办事人员，由于改组成立的军机处是一个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仅仅再限定于军务的正式机构，人员和组织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因此在每个军机大臣之下出现了把军机大臣无暇顾及的细事要继续执行下去的办事人员。
这个办事人员在满语里叫做军机章京，我们可以理解为军机大臣的秘书。
如果我们以为一个办事的军机章京仅仅是官场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就太小看这个秘书角色了。
由于军机章京撰拟谕旨，因此他们经常能接触皇帝，这就使得他们在京城官僚圈内享有盛誉。虽然品级并不高，但是由于他们是帝国权力中枢的机要掌握者，因此在待遇上自然较同级或者更高的京官有所不同。
像军机大臣一样，军机章京承命出京时，可承驿驱驰。乾隆中期，他们获准身着貂褂，头戴大红帽，这是种奢华特权。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被认出是皇帝高级枢密班子的办事人员。
对于有着勃勃雄心的司员来说，军机章京这种秘书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职场培训，从而为未来的仕途发展打下了经验基础和履历积累。
乾隆二十五年（1760），身为军机章京已有三年且刚通过了乡试、会试的毕沅，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令余生受益无穷。参加最后殿试的头一天晚上，他无急事可做，就浏览一份刚从皇帝那里发下的关于新疆采取何等政策的奏折。
但谁曾想到，转天皇帝就在考试中出了这样的题目。乾隆对于毕沅对形势的把握印象极其深刻，毫不犹豫地将这位章京的名次从第四改为状元。同科考的另一位军机章京位居榜眼。因成绩斐然，两人立刻升入翰林院。
可以说，接触重要文件的优势赋予了军机章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当下的时政热点、政策背景知识及见解，这是军机处之外的科考同人没有机会了解的。
军机章京职位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表现良好就有可能以此为跳板，出任地方或在京的美缺，前程似锦。
例如刚才说到的毕沅后来长期封为地方大员，数次出任巡抚，一度担任总督。那位高中榜眼的军机章京后来出任知府。
军机处的档案中到处是奏请赏赐军机章京和题升美缺的奏议。通过提升以前的军机章京，军机处将自己的人置于各要缺，在整个帝国内有着广泛的联系，从而形成一张师出同门的可靠关系网。因此军机处的章京们都期盼能有个好前程。
与现在的行政干部升迁相似，很难说军机章京必须供职多少年才可以升职。通常军机大臣每三年考核军机章京，并保举其中最有才干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军机处待满三年是一条定制。一些人供职了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又有些人供职的时间很短，就被派往外省担任要职，后来又回到京城当官。
谁能借此高升那就完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另一相似的地方是，军机章京了解重要政策的背景事实，而军机大臣只是对于来自下面的建议和草稿加盖自己的印章原封不动地同意并上呈而已。
这是不是“科员政治”呢？的确相似。
在一些曾担任军机章京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章京对于整个军机处事业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的管理者军机大臣高高在上，但军机章京是军机处和各部院撰拟谕旨等的关键性完成者，这在早先的朝代都是大臣们的工作。
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政治原理：
军机大臣为避专擅之名，于是放手属员撰拟谕旨并承担其他重要工作。嘉庆的一道上谕就表明了军机章京决定写什么内容，接下来让军机大臣同意了事。
反过来，军机大臣与他们的章京秘书关系密切，监管这些人工作，每天也都与他们讨论问题。但是一旦是章京做完了调查和报告，是军机大臣而不是军机章京每天与皇帝讨论政策并提交议覆奏折。
军机章京这些秘书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皇帝之下的大多数处置权不是在军机章京而是在军机大臣手中。
章京给予了军机大臣工作最根本的支持，从而换取仕途上的发达。军机大臣依靠这些秘书的卖力来服侍好皇上。
令人惊讶的是，军机大臣是皇帝的秘书，而军机章京又是军机大臣的秘书。可见，人往高处走，都得先从一名优秀的秘书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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