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各诸侯国、宗室家族力量渐趋强大，相互开始了激烈频繁的攻城夺邑，搴旗斩将的战争，我们只需一瞥保存此期历史文献资料最为完备的《左传》即可得知。《左传》记载在春秋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中，大小战争竟有四百九十二次！可是，此期战争从授兵出征到行军攻战，有一系列特殊的礼仪与规则；而在战争中“闻丧止伐”、“无及寡”、“不射君子、不射师”及在擒获国君时奉觞加璧的礼仪与温文尔雅的言辞，都与后世战争的残酷屠戮很不相同。特别是此期战争打着“尊王”、“从礼”的旗号却破坏、毁损礼的矛盾正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１：春秋战争礼的概况
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义之国，即使被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时期，在激烈战争中也有着大量关于礼的论述：“治兵于庙，礼也。”；“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将礼看作是战争所不可或缺的:“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甚至有对当今动荡世界都极富参考价值的不“以乱平乱”的观点：“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认为单纯攻城略地的战争只是乱而不是礼。而一些国家由于无礼会遭到他国攻击，如：“齐师灭谭，谭无礼也。”；“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认为救助同盟国而出兵是合于礼的：“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但此时战争已从讨伐名义上的“不礼”到一种国家需要，有国君认为在位不出征，是“自逸而忘先君之业”，将“死不从礼”。即便如此，当两国正准备交战之际，忽闻敌国国君去世，另一方则会主动休战或撤退，以示哀悼：“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晋士丐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这种闻丧乃止的作法包含着对共同人类终极命运的悲悯，在当时是备受称道的。更有甚者，交战时如敌方国君去世，攻伐的诸侯不仅会停战，还会至敌军阵前行哭丧哀悼之礼：“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这些与后世完全不同的战争行为正反映出春秋时人敬德、从礼、重仁的思想观念。而此期的战争从授兵出征到行军攻战，更有一系列复杂繁琐的礼仪规则。如：
在出师前要在宗庙向先君神灵问卜，以祈求战争胜利及祖宗福祐自己身体不受伤害。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及《左传·哀公二年》：“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有的将军在交战前一刻仍要占卜，如晋齐犁丘之役：“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周礼·春官·筮人》有：“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鲁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亦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前在宗庙占卜自是对战事的极端重视。
除了卜战，还要卜帅：“及巴师至，将卜帅。”因为车右负有保护主帅的职责，故又需卜车右。秦晋韩原之战时，晋惠公“卜右，庆郑吉。弗使。”庆郑直谏晋惠公背施无信，致使秦军伐晋，所以占卜庆郑担任车右吉利，惠公仍不要他为车右，致使自己被活捉。而御者掌握战车，身系车士安全，因此也需卜御者。晋楚棘泽之役时：“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
还有卜军旗：“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銔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灵姑銔是周王赏赐给齐桓公的龙旗，齐景公让王黑举着先君齐桓公的龙旗对叛乱者进行反攻，自然是祈求能够旗开得胜。
在作战前，有的国君还会赐给将帅以甲、剑以示鼓励。如鲁哀公十一年的齐吴艾陵之战：“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
如果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要向盟国乞师：“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
在授兵器之前还必须斋戒：“楚武王荆尸，授师孓焉，以伐随。将齊，入告夫人邓蔓曰：‘余心荡。’”授兵器与战车在祖庙：“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大宫是郑国的祖庙。从《周礼·夏官·司兵》：“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中可知，在祖庙统一授受兵器皆为礼制所规定。
为了祈胜，战前要祭社：“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於庙，受脤于社。’”在鲁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也说过：“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军队出发路过名山大川还要祭山川以祈祷战争胜利，祭祀多用玉器。如秦晋河曲之役：“秦伯以璧祈战于河。”以玉祈祷并记载完备祈战语言的是鲁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孙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济。”
两军交战前还要宣布号员令称“誓”并再向先祖鬼神祷告，如晋楚鄢陵之役中：“‘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临战之际有视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这是探视对方兵力强弱。还有观察己方军队状况，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的：“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
视师之后是请战：“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这些请战语言都说得恭敬有礼，如鲁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役的“彘子曰：‘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避敌！”群臣无所逃命。’”及鲁成公二年晋齐鞌之役：“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而在春秋战争请战语言中，最狂傲无礼的当属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的楚将子玉：“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两军交战，一场生死大战就在眼前，可是将军却说“戏”，如此轻率，子玉的自负轻敌自是不言而喻，而晋国的对答却刚正严肃：“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知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请战后正式开战前有致师礼，两军将战，先派勇士去敌军挑战。如鲁宣公十二年的晋楚邲之役：“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而鲁成公二年的“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从此，“余勇可贾”作为中国成语一直流传至今。
交战中俘获敌国国君的礼仪就更加恭敬：鲁成公二年晋齐鞌之战中，晋将韩厥追上齐顷公：“韩厥执絷马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将俘虏齐顷公的一篇话说得如此谦恭有礼，竟要教人怀疑这是在血腥杀戮的战场还是在温文尔雅的外交宴会上！
在军事行动中还有犒师礼，鲁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就将一场即将发生的侵郑战争轻轻化解了。
军队战胜归国后还有一系列礼仪：“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城濮之战晋大胜楚后回国：“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徴会讨贰。”大赏就是战后赏赐。鲁宣公十五年：（晋灭潞后）“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鲁成公二年：（卫齐新筑之役）“既，卫人赏之（仲叔于奚）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
战后还有献俘礼，鲁宣公十五年：“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
战胜国进入战败国礼：鲁襄公二十五年：（郑侵陈）“子展命师无入（陈）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挚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看郑国子展、子产进入战败国如此有礼，甚至叫人竟产生今不如古的感慨。从什么时候战争变得如此可怕了呢？除了身首异处外，还要加上虐待和人格污辱！《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之。” 当初陈国攻打郑国时将郑国的井塞了，树伐了，郑国现在战胜陈后进入陈国，却如此彬彬有礼，简直叫人不得不怀疑古代真会有这种君子之礼吗？
战败国诸侯亦有投降礼：鲁昭公四年：“（楚）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
从以上一系列繁琐复杂的战争礼仪中，我们发现其中有许多延续的是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战争的礼仪规则。特别是像卜战、卜帅、卜车及视师、致师、请战、献俘、大赏等一系列的战争礼仪，几乎是直接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之间的战争的公共原则与仪式。
２：春秋战争“尊王”、维护等级制度与图霸活动中礼制破坏的状况
春秋时期的战争礼又有其特色。当时尽管周王室已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可是周礼长期形成的传统还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春秋时期许多大国、强国为了更方便迅速地谋求自己的霸国之道，便时时处处以维护周礼的旗号行事，利用人们对周礼的信仰为自己的图霸行为修饰。周礼最主要的内容与精义就是以宗法制巩固维护以周天子为首的等级制国家，即“尊王”与维护贵族等级制度。
我们先看当时战争中的“尊王”。春秋去古未远，自然对西周制定的礼仪、礼义较后世更为熟悉与亲近。春秋之时，周王室虽已衰落，但名义尚存，所以此期有许多以“尊王”为借口来进行“攘夷”、甚至打着王命来讨伐他国者。如《左传·隐公九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郑伯以宋公不王讨宋，只不过找借口。郑与宋世代为仇，时时发生战争，而郑、宋国土又相毗邻，所以《春秋》《左传》中，“郑人侵宋”比比皆是。而郑伯讨伐宋国，竟以“不王”为借口，说明此期“不王”在当时人心中还算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鲁僖公二十五年狐偃为晋文公称霸奠定基石的策略竟是：“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齐臣仲孙湫也以鲁国“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劝止了齐桓公急于攻取鲁国的野心。这种周德未衰，不可轻动的事例还有，早在春秋初期的鲁隐公四年，卫国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可见春秋早期周天子在诸侯中仍有较大影响力。而诸侯在位或去世，能得到周王的赐命亦是一种荣光：“王使榮叔来赐桓公命。”“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此期周王对诸侯的发号司命也仍起作用，鲁隐公五年：“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针对叛乱的诸侯，周桓王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而在同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郑曰：‘请君释憾於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郑庄公以周王之师既助了邾又报了去年宋国对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之仇。可是在春秋时期打着“尊王”的旗号却干着违礼违德的事已屡见不鲜，特别是鲁庄公十四年（郑）“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郑厉公本是依靠国内叛臣傅瑕来弑君复位，但回国后却以“傅瑕贰”为借口杀了傅瑕，还想尽一步扫除异己，以“周有常刑”来威逼大夫原繁，可是原繁用“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这才反驳得义正辞严，落地有声！因为原氏自郑桓公起就世代管理国家宗庙，对“天尊地卑，君臣定矣”的周礼周刑比你厉公知道得更清楚。郑国子仪为君十四年，君位早定，你公子突可以勾结叛臣弑君夺位，不是二心又是什么？所以原繁用“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将郑厉公顶撞得无言可对。原繁最后虽不得不“缢而死。”可是他“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的话，对阳尊周刑、暗输己私的郑厉公不啻为当头一棒。
其次，春秋战争对贵族等级制度的破坏毁损也是不可避免的。《礼记·乐记》对礼有明确说明：“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最主要的作用是维持贵族社会的等级制度，“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可是这个分别等级制度的礼在旷日持久的春秋战争中渐被毁损和消磨。在《左传·昭公七年》中，连楚国的殴兽官芋尹无宇都知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将这古之制的等级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所以在《左传》记载的春秋战争中亦有许多反映等级的事例。如战前选帅要看身份贵贱。战争是残酷的，引领一军之帅的人选自然是战前最重要的大事。此期战争中将帅的身份等级竟会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如《左传·定公十年》：“（卫助齐伐晋五氏之战）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从褚师圃的“其帅又贱”话，可知将对方主帅身份的是贵贱看作是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鲁哀公十七年：“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穀与叶公诸梁，子穀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穀曰：‘观丁父、鄀俘也，（楚）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水）。唯其任也，何贱之有？’”鲁昭公二十三年：吴公子光曰：“……（楚军）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直到春秋后期，春秋时人对身份贵贱仍有非常严重的等级思想。子高说的话：“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这不仅是子高的看法，也是当时人的一般看法。而这话里关键的是“不用命”，因为打仗不仅要主帅决策正确，而且须将士同心执行贯彻这决策。如果主帅的命令得不到服从，战争的胜利自然是无法可想。所以吴子光说楚国的身份卑贱“无大威命”的主帅欲使七国盟军同心协力奋力激战，是不可能的，所以“楚可败也”。另外，在春秋战争中表现等级的还有一些很有意思也很特殊的例子，如援师之数也要看乞师之士的爵位等级。如鲁成公十八年：“晋士鲂来乞师（救宋）。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虽然经传上并没有记载鲁国倒底援助晋师多少，但是从这条史料即可知古礼是以乞师之卿爵位来决定援师的数目，且只要有多无少就不失礼仪。这种班爵贵贱之等又由于国有大小强弱而有所不同。因此鲁成公三年中臧武仲之父臧宣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这里说到的古之制即《周礼·夏官·司士》中的“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也就是鲁莊公二十三年曹刿劝谏鲁莊公如齐观社时说的：“夫礼，所以整民也。故……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这个长幼之序、贵贱之等，就是礼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在战争的救助中亦有高低贵贱之分。鲁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役：“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傁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从文中可知，逢大夫自然不愿自己的儿子死于战场，但他忧虑遇上比自己地位等级高的卿大夫必须让车相救。所以他不让两个儿子回头探望，谁知儿子们不听话，偏偏回头就见到了赵旃，逢大夫无奈只有命令儿子下车让赵旃上车。并怨气冲天地指着某棵树说：“我将在这里收你们俩的尸！”最后两个儿子果然都被楚军杀死，尸体叠垒于树下。这种上下尊卑、等级有别之礼还表现在主乱军行，却戮仆惩主的事例上：“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氏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铖,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鲁悼公的这番话让所有的后世人为之感奋，可是魏绛的作法仍是逃不出群尊臣卑等级樊篱。按理晋君之弟扬干违纪扰乱了军行自当受罚，可是因为他身份高贵不能惩治。不惩治又不能整肃军纪，就只有鞭其车仆。这种因身分等级贵贱而出现的军事惩罚就这样可笑地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可是这种贵贱之等在春秋战争中却被严酷的现实破灭了。如鲁僖公二十七年城濮之战前冬月晋国的“谋元帅”：“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而鲁僖公二十八年：“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先轸半年前还是下军佐，现在却一跃而为中军帅，除去“上德”这个自身因素，更重要的是晋国将与强楚即将开战。而最后的战争结果也证实了选择先轸为帅的英明与正确。先轸在一年多纷繁复杂的战事中，听取大家的意见与智慧，将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打得有声有色。最终楚大将子玉兵败自杀，晋文公高兴得无法自抑地说：“莫余毒也已！”而在另一场晋、郑的铁之役中，赵鞅为鼓励士兵奋力杀敌、努力作战而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一个“人臣、隶、圉免”就将这上下贵贱等级的“古之制”给打破了，只要能克敌，不仅庶人、工、商得遂进仕，甚至人臣、隶、圉得免奴隶身份为自由民，这种激励作用不仅使晋军大败郑师，而且在开创了以军功解除奴隶身份的肇端。此期封建时代中极为关键的男女之礼也在春秋战争中有所表现，显示出春秋时对礼的坚守与破坏。如鲁襄公二十五年所记载，“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而母。’辞曰：‘不祥。’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陈侯因在去年冬天会合楚国伐郑国时，“井堙木刊”，惹得郑人大怨。所以次年六月郑师率战车七百宵突陈城，致使陈侯与太子夜半逃亡，连辆车都没有。不知司马桓子是否与陈侯有私怨还是什么原因，竟然在陈侯要求“载余”的呼声中冷冷回答“将巡城”就掉头而去。此时陈侯遇见另一个大夫贾获一家时，却得到了他全力的救护，将车交给陈侯让他们逃离。春秋时车只乘三人，所以陈侯要安置贾获的母亲在车上，贾获竟不同意。杜预注“不祥”的原因是“虽急，不欲男女无别。”也就是贾获将车让给了陈侯，尽了臣子忠君之礼，而让母亲留在车上就违犯了男女之别的礼。所以他只有辞了陈侯的好意，同着妻子扶着母亲一同逃亡。所幸陈侯与贾获一家三口都安全免难，但是让我们知道了在二千多年前即使是在那么激烈的战争中人们依然严谨遵循古礼制的规定。尽管如此，春秋时期男女有别的礼制也同样不得不遭遇冲击。如鲁僖公二十二年：“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踰阈，戎事不迩女器。’”而鲁成公十七年：“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 僖公二十二年中所记君子的话就是对楚成王、郑文公的批评。而晋厉公在本不应让妇人参与射猎之时让嫔妃先射猎喝酒，后使大夫射猎，更是非礼。
３：春秋战争礼中的敬德、体仁
战争是残酷的。可是春秋时期的战争与后世单纯的侵略攻伐有所不同，它还保持着礼义的道德、仁爱内涵。此时战争不仅以杀戮为目标，以流血为宗旨而有敬德、体仁的悲悯情怀；它不仅限于屈人以兵而以伸张正义、维护主权为要旨。认为“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春秋战争德与仁的内涵，在《左传》中常用“君子曰”的形式表现。认为符合或体现这些德与仁就是有礼、合于礼；反之，则是无礼。德包含有公正、公平之义，仁按孔子的观点就是爱人。那么在这个专以杀戮流血，消灭生命为作战目的的战争中，如何体现德与仁的精义呢？从《左传》记载的战争礼中可以看出这种敬德与体仁对我们的启示。例如，在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中楚国大夫屈完针对齐桓公的兵力炫耀：“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答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就把战争中的“德”与“力”明确区分开来了。而前文所说的“闻丧止伐”即《礼记·檀弓上》孔子：“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礼出于弗忍，就是仁义之心。对过路人也一视同仁，无亲疏之别。即一人有痛，众人齐悲。一国有丧，他国同哀。春秋战争就有这样的实例。鲁僖公三十三年的秦国趁晋文公去世而千里袭郑，晋国大臣先轸当即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必伐秦师！”“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晋襄公穿上染成黑色的孝服，衔哀出征，大“败秦师于殽”，并生擒秦三帅，“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这就是秦不哀他国之丧，无礼出兵激起晋从国君到将士的同仇敌忾。秦穆公也只得“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承认此次失败乃“孤之罪也”。无独有偶，鲁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吴趁楚丧伐楚，结果也大败而归。当时人就认为“吴为不弔”，并以《诗经》“不弔昊天，乱靡有定”来批评吴乘丧伐人的不善。吴还不服，第二年春又向晋国报告为楚所败，希望得到晋助再伐楚。可是晋国范宣子却“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吴本与晋是同盟关系，可是吴趁楚丧兴兵攻楚，晋当即拒绝援吴伐楚，并斥其“不德”。而鲁文公二年记秦国的战败之将孟明“增修国政”、“惧而增德”，竟使晋国大将赵衰认为“不可当也。……念德不怠，其可敌乎？”下次与秦交战，“将必辟之！”德的力量就这样突现在春秋时期战争中。此外，除了人们常说到春秋战争中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外，还有 “无及寡” 不攻击零星士卒；齐顷公的 “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及“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用射而不中的办法来解决交战中逢遇老师的矛盾。表现的正是仁爱和更高层次的德。虽说宋襄公一直被当时人与后人的耻笑，可是笔者认为泓之战并不是败在“不重伤，不禽二毛”而是败在宋襄公固守“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及“不鼓不成列”的战术思想上。还有鲁成公十八年的彭城之役中，晋“雍子发命于军中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终于打得“楚师宵溃”！因为军中将士在如此抚恤体贴下怎能不努力拼搏奋勇杀敌？此外，还有春秋战争中的一些行为不仅让后世钦敬也让后人自省。如鲁哀公十七年的“夏六月，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子玉使服而见之，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岂敢废命？子又何辱？”结果赵鞅说：“‘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这就是礼与德的力量。这种让俘虏脱下囚服换上原来衣服的作法，不仅是给敌方以体面也是给晋国以尊重，更是自己自信的表现。但就是这样一种礼遇加上这一番话，竟真使晋军胆怯害怕了，赶紧退兵还师，一场即将损兵折将的战争化于虚无。而此期战争中人们也是很知道对人对己尊重、礼遇是一种德也是一种仁爱。反之，就是无礼。所以当“齐人获臧坚，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谓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姑又使刑臣礼于士。’以杙抉其伤而死。”夙沙卫是宦官，虽然齐灵公派人劝臧坚不要死，可是却让一个刑臣宦官去劝慰，是有意羞辱，臧坚不堪其辱，以小木桩刺进伤口自杀。这从此条可见古时士对自尊的维护及对真正礼遇的极度重视。
总之，春秋时期战争中的礼既保持着早期氏族社会战争的公共规则与礼仪，又有对周王室、等级礼、仁德的维护，但是时代已在发展，反映上层建筑的礼亦不得不有许多变异。这种变异正是春秋时期的生产力有了巨大进步，致使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这种变异正是春秋战国时政治形势巨变的真切反映。以此亦可见春秋社会形态的复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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