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

中国5000年文明,曾出现过数次影响历史进程的巨大转折。今天要说一个在历史上不太出名,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和思想走势的人物:(西)汉元帝刘奭。

标志一:法制转向儒治,中国政治管理体制从刚柔并济走向儒德仁义;

标志二:宦官、外戚从此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决定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重要政治力量。

元帝之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秦始皇以刚硬却失之暴虐的法家手段迅速结束四百多年的乱战,实现了国家和权力的统一。然而,法家利治乱世却不能安天下,于是秦二世而亡。不过法家的大成功却极大地启发了汉代的前几任帝王,刘邦自不必说,无论法制、官制、礼仪甚至服饰,几乎照搬秦制。孝文帝、景帝虽休养生息,但整体不变。武帝时虽有划时代的改观,即“罢黜百家、独遵儒术”,实际却是外儒内法(也正是强大且强悍的汉武大帝给中华民族遗惠至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宣帝刘病已。刘病已,这位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外圆内方、外柔内刚,他沿用祖宗的路子,不声不响地实现了汉代的第二个盛世:昭宣之治。凡事总有个例外,历史走到汉元帝刘奭这里时出现了拐点,确切说是武帝刘彻的倡儒之制终于让汉朝这个茁壮成长了百余年的大树结出了歪果:刘奭不仅懦弱不堪,而且重儒抑法。对此,宣帝刘病已心知肚明,曾说过“乱我家者,太子也”,甚至动过换太子的念头。《汉书元帝纪第九》载:(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意思非常明确:汉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是王道、霸道并用,外儒内法,软硬兼施,效果非常好,怎么能再学习千年前的周朝,实行所谓的德政呢?而且那些腐儒不与时俱进,好古非今,只会谈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却不能做实事,根本不足以委以重任。但说归说,最终情感战胜了理制,因为刘奭母许皇后不仅是宣帝在民间时的患难之妻,而且被当时的权臣霍光之妻霍显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上位而鸩死。因此,宣帝明知其不可但仍然选择了刘奭。汉宣帝刘病已,一生近似无暇,最后此举不仅给大汉朝埋下了灭亡的伏笔,更从此启动了中华民族的懦弱之路。前49年,刘病已崩,刘奭即位,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开启。看看刘奭底下的班子:乐陵侯史高,大司马兼车骑将军;萧望之,前将军兼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前者为外戚,后两者皆当世大儒(此儒非学者的意思,而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从人员配置上来看,作为“三公”之一,外戚历来是必须的,象窦固、卫青、霍光,所以史高除了水平低点之外,身份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另两公身上。儒家,以孟子的观点为例,一直主张人治,主要是寄希望于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来实现天下大治。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历代儒家均希望通过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帝王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还有一件事,元帝之前,一直是皇族、外戚、儒臣三家制衡,同时,自刘邦以来的几代帝王也有能力控制这三方。而到了刘奭,天生懦弱的他培养出了第四方势力:宦官。说到宦官的出现,以萧望之为代表的儒臣其实起到了推手的作用。前面说到儒家主张“人治”,反过来说就是“治人”。几千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中国政治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工作和为百姓谋福利,而是玩人而利己,或者说是为利己而玩人。在此大环境下,玩人的不光活的精彩,而且大部分皆得善终,象赵高、霍光、李林甫、赵普、秦桧、严嵩等人;而做事的却是活得累、死得惨,象吴起、李牧、蒙恬、高仙芝、岳飞、孙传庭等人。扯得有点远了。事就出在玩人上,萧望之想当丞相,想拿权,就联合周堪把大司马史高给驾空了。作为一个中国式官僚,史高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也寻求帮手,这一寻,就发现了正在帮皇上改奏章的太监中常侍石显。为什么一个太监会混到能帮皇上批改奏章?原因有二:一是刘奭身体不好,二是刘奭太懒。同时他认为太监不仅无势,而且深居内宮,无朋无党,于是乎就想了这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事实证明,刘奭不光讲政治的水平低,其几何水平也是直接不及格:三角形最具稳定性,再加上一角,稳定没有了,他又不具备制衡的能力,从此,不仅西汉朝纲乱了,以后的历朝历代也纷纷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学习石显好榜样的太监,其中又以东汉、唐、明三朝为甚。象东汉末年“十常侍”之首张让能直接任命封疆大吏(如凉州刺史孟佗);唐代除了著名的李辅国、田令孜和仇士良外,中后期竟有七个皇帝为太监所立,更有两个死于太监之手;明代有汪直、王振、刘瑾,九千岁魏忠贤更是几乎凭一己之力败坏了整个大明江山。所以,汉元帝刘奭的两个举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文化传承和国民思想,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乱吾家者,太子也”,汉宣帝一语成谶,不过他也低估了他的儿子:刘奭坏的不仅仅是他汉家江山,而是千年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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