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聊發少年狂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大宋朝廷的一紙調令，徙時任徐州知州的蘇軾，轉調為湖州知州。這一年蘇軾四十三歲，正值年富力壯，處於政治上的黃金年齡。但只因蘇軾先前對朝中王相公主持的變法，頗有微詞，以致於多年來轉任地方，仕途多有不遂，其空有青雲之志，卻無法在朝堂一展抱負。
想當初在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時，二十一歲蘇軾進士及第，文壇領袖歐陽修對其文章交口稱讚，名動京師。在嘉佑六年（1061年）時，二十五歲的蘇軾，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更是被列入第三等（第一二等只有聖人標準才能評得上，三等實際為最高等），為“百年第一”，引起朝廷內外極大轟動，仁宗皇帝甚至對蘇軾抱有未來宰相的期許。這一時期的蘇軾名揚天下，風華正茂，是北宋官場冉冉升起的一顆耀眼新星。
直到神宗即位，一心改革時弊的神宗皇帝，啟用王安石為相主持變法，蘇軾的宦海生涯才發生改變。
熙寧四年（1071年），時年三十六歲的蘇軾官居殿中丞，直史館，差遣為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這一年春，蘇軾上書神宗，議論朝政得失，直言新法弊端：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並規勸神宗，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這番言論自然惹得當朝的
拗相公王安石不快，很快就有御史謝景溫上書彈劾蘇軾，誣其在治平三年（1066年）扶亡父靈柩回眉山時，利用官船夾帶官鹽、傢俱和瓷器沿途販賣。此事鬧得朝野震動、議論洶洶，神宗下令徹查，雖然案情為憑空捏造，但時隔多年，查訪起來頗費周折，一直持續數月才以蘇軾無罪結案，此事給蘇軾帶來了極大困擾。在結案後，蘇軾上書皇帝，乞外放地方。按照蘇軾的資歷，已經可以在地方做太守了，神宗下旨許蘇軾潁州知州差遣，但旨意下到中書省，在王安石的干涉下中書省駁回，回奏神宗改擬潁州通判。神宗惜蘇軾之才，又改命其為東南第一大州的杭州通判，可見對其厚愛。
在宋代一州最高行政長官雖為知州，但行政公文必須經通判連署，方能生效，再加上通判有監察官吏之權，制衡知州權力，也稱“監州”。
遠離廟堂內的勾心鬥角、黨派傾軋，開始為政一方的蘇軾，頓覺天高雲闊，悠遊自在。在通判杭州期間，蘇軾不僅流連山水之間、悠哉林下，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後雨》）的絕妙文字；還曾滅蝗災，與太守一道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政績斐然。
熙寧七年（1074年）秋，三年一任期滿後，蘇軾接到朝廷調令，改任密州知州，這一年蘇軾三十九歲。到任後的蘇軾不僅政務處理得當，井井有條，深受百姓愛戴，而且作為文壇領袖，在密州期間留下大量不朽佳作。有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壯志豪情，也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丙辰中秋》）的人生境遇之嘆。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又主政徐州，雖然近十年來轉任多地，但蘇軾造福一方的初心不改，所歷州郡皆有作為，政績卓著，深受神宗嘉許。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蘇軾到湖州知州任上時，按以往慣例向神宗皇帝上書謝恩，令蘇軾意外的是這封謝表竟然惹出極大的風波，差點引來殺身之禍。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
類似的謝恩表，蘇軾寫過多次，基本上都是先自謙一番，表示自己才疏學淺，感念聖上厚愛，
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按說拜謝完皇恩浩蕩，就此結束，可偏偏這次，蘇軾多向皇帝發了幾句牢騷。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這兩句大意是說陛下知道自己愚笨不適合當今朝局，難以和朝中那些新進之輩共事，但陛下了解自己不是生事之人，還是有能力牧養一方百姓的。
自王安石變法以來，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就常以生事來攻訐新黨；而在當初蘇軾上書神宗被貶出京的奏本里，把新黨也批評了一通，稱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新進一詞也逐漸成為了守舊派對新黨的貶稱。
此時王安石已經二次罷相，隱居江寧，而朝中的新黨早就分裂，品德低劣之輩大有人在，其黨同伐異，極為不堪。當蘇軾的《湖州謝上表》最終經由進奏院彙編入邸報後，公諸朝野，立刻引起新黨人士不滿，時任御史中丞的李定開始著手佈置對蘇軾的報復。
身為監察御史裡行的舒亶，經過數月鑽研，還真讓他發現彈劾蘇軾的突破口。蘇軾名重一時，詩文唱和很多，杭州不久前就刊版了一部《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裡邊有這麼幾句：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選摘《山村五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戲子由》）；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
舒亶立刻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將這些詩句和所行的新法一一附會，上書神宗彈劾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攻訐蘇軾誹謗新政，譏諷聖上。
舒亶上書之後，立刻又有御史跟進，言：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御史中丞李定親自上場，歷陳蘇軾罪過，直言其詩作風行全國影響惡劣，要求處蘇軾以極刑。值得一提的是，李定當年因隱瞞母喪，被蘇軾譏諷不孝，此時有沒有挾私報復就不得而知了。
新黨人物接連上書懲治蘇軾，聲勢浩大，時年七月，神宗皇帝下旨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
七月二十八日，被御史臺選為中使的太常博士皇甫遵，抵達湖州，當即逮捕了蘇軾。《孔氏談苑》有載：遵促軾行，二獄卒就縶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八月十八日到達京城，蘇軾被扣押在御史臺獄中，因漢代時御史臺外多植柏樹，樹上遍棲烏鴉，所以人稱御史臺為烏臺。故蘇軾因詩文獲罪，此案也稱“烏臺詩案”。
按宋制，鞫讞分司，即審訊和判決由不同官署負責。此案有御史臺審訊，勘明事實，出具根勘結按狀，再有大理寺做出判決。
八月二十日，御史臺開始就詩文謗訕朝政之事，對剛到京兩日的蘇軾加以審訊。御史臺的審訊也很有意思，對與蘇軾有詩文往來的人員都加以問詢，如張方平、王銑、李清臣、黃庭堅、司馬光等數十人，並一一記錄供狀。按照御史臺的說法，這些人都是
與軾意相同，即是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御史臺事無鉅細的審訊長達數月，直到十一月末，方才審問完畢，出具根勘結狀。十二月初，大理寺開始對此案做出判決，不得不說，多數官員對蘇軾的遭遇還是非常同情的，對於御史臺斷章取義炮製的文字獄十分不齒。大理寺的判案官們就是如此，只是新黨上下對此案施加很大壓力，大理寺想要維護蘇軾需要巧妙迂迴才行。
很快大理寺通過專業的“檢法”程序，判定蘇軾之罪當徒二年，但是元豐二年九月以來，朝廷正好接連發布過幾道赦令，大理寺認為蘇軾的案情發生在八月，按律也適用赦免，那最終也就是應判無罪，蘇軾回任原職，該幹嘛幹嘛。
這樣的判決可謂是相當的高明。
但御史中丞李定可不滿意，辛苦數月換來這樣的結果，怎不令他惱羞成怒。李定和一些御史接連上書神宗，反對大理寺判決，力陳蘇軾之案對新法的危害，言：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 這是強烈要求誅殺蘇軾。
於是此案就轉到審刑院複核，令御史臺大失所望的是，審刑院再次讓李定等人見識到了什麼叫人心向背。
審刑院也從權威的角度進行剖析，認可了大理寺的判決，此案仍以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結案，蘇軾應無罪釋放。
這裡我們不得不為北宋相互制約且獨立的司法制度點贊，若不是審、判分司，蘇軾這次恐怕早就凶多吉少。
從蘇軾獲罪以來，朝野上下多有聲援，就連遠在江寧的王安石都曾上書：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神宗皇帝也無意誅殺蘇軾，但將蘇軾原免釋放，未免寒了新派官吏之心，最終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下旨，蘇軾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轟動數月之久的“烏臺詩案”也就此銷結。
在獄中惶惶度日的蘇軾，曾幾度留下遺書，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但最後能安然出獄，讓蘇軾恍如隔世，感慨萬千。
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蘇軾赴黃州任上，當年中秋，蘇軾以蒼涼孤悵之懷寫下了《西江月·黃州中秋》，開闕便道：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這是何等的哀婉寥落。
只是貶謫一方，無所作為，人生的大起大落讓蘇軾的心態開始發生極大的變化，他的精神世界開始更多的寄託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變得超然質樸。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蘇軾領悟到了大智若愚、抱朴守拙的真諦，一首《洗兒》便可盡道：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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