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本可以“吃”的雜誌——《東北食通信》於2013年在日本誕生。雜誌主編高橋博之先生受香港社區夥伴（PCD）和自然之友的邀請，在2017年底來到北京的無用生活空間（中國美術館附近），為關心食物的朋友帶來了一場熱情洋溢的分享會。
（高橋博之在分享會，草西/攝）
趕上了北京擁堵的交通，高橋博之與同行的夥伴姍姍來遲。他們還未來得及坐穩，分享會便開始了。
1974年，高橋博之出生在巖手縣花捲市，與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宮澤賢治為同鄉。在高橋博之還是窮學生時，他曾坐船數次遊歷過上海、北京等城市。時隔20年，他再次到訪中國，北京已與東京一樣繁華了。在他眼裡：“北京是一座面向未來的城市，非常發達。”街邊老太熟練地使用微信進行無現金交易，顏色各異的外賣摩托車在街上飛奔著，用塑料薄膜精心包裹的食物在30分鐘內就能出現在高樓裡的客人手中，一條沒有共享單車身影的街道在北京市區是極其罕見的……
畫面回到數天前。旅行的前半段高橋博之去了山西的農村，那裡又是另一番景象。他住在老鄉家，晚上七八點後，就沒電了，洗澡的地方是牛圈改造的，吃的雖然是小米粥、饅頭、蔬菜等簡單的食物，但當地村民看上去卻幸福、友愛。這樣的生活像日本舊時的農村。“中國是一個同時保留著‘未來’和‘過去’的大國。”這是高橋博之對中國的印象。
30歲前的高橋博之，混跡於東京，大學畢業一心想要成為新聞記者，投了100多份簡歷、3年職場浪人生涯，最終也沒能實現“執筆”的願望。一位議員朋友看不下去了，招呼他做起了助理的工作。高橋博之由此得以接觸政治。其後，他決心參選，推動“利益誘導型”的政治朝“理念共鳴型”改變。經過2年街頭宣講，高橋博之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於31歲成為了巖手縣最年輕的縣議員。從政的數年裡，他體會到“政治家與選民的身份就像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現在不管是選民還是消費者，都沒有察覺到自己也是當事人，變成只是一味抱怨的觀眾。”
數年的議員生涯迎來了轉折點。日本“311大地震”改變了許多日本人的職業軌跡，讓原本對現行社會運作模式產生懷疑的人不再遲疑、不再等待，隻身投入到未盡的理想事業中。地震後，高橋博之加入了志願團隊，每天為沿海的避難者運送必要的物資，生長在城鎮從未與漁民打過交道的他，得以圍坐在火爐旁與他們對話，“比起農業，他們更直接面對自然的考驗，過著時常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生活。”巖手縣面臨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地震前就有高齡化的問題，地震後居住在沿海的人口減少到了2成，少了一半，40歲以下的年輕人特別少。這段經歷使高橋博之謀生了競選縣長的念頭，他想要“復興故鄉巖手縣”。
這次就沒那麼幸運了，雖然失敗，但他也清醒認識到依靠“賣臉賣名”的選舉活動不過只是舞臺上的表演而已，對身處第一產業的人來講，並無實質幫助。於是，他終止了8年來每天不斷“點頭哈腰”的街頭演說，退出了政界，加入了水產業。
受全球化影響，費時耗力的有機生產方式在日本市場缺少競爭力。因為不能大量生產，所以農夫無法將自己生產的東西放在超市的貨架上售賣。小農場逐漸被吞噬，許多人離開了這個行業。“為了這些小農，我想要提供一個媒介，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價值。我想做這件事！”2013年，世界第一份附帶食物的月刊雜誌在日本誕生了。“市面上流行的女性時尚雜誌通常附送的是化妝品之類的，而我所做的雜誌附送的則是食材。”
（圖片來自食通信官網）
高橋博之老家巖手縣隸屬日本東北，順理成章，這份雜誌被命名為《東北食通信》。這家雜誌除了一位全職工作人員外，其他成員包括主編、設計、攝影、編輯等，都是兼職。雜誌創刊的初心來自於高橋博之，他想要將隱藏在食物背後的世界向消費者展現出來。生產者的勞作付出，食物的原貌原味，作業環境的真實情況等，對城市裡的消費者來說，完全看不見。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陌生，變成了金錢與購買的交易行為，食物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溫度，成為了冷冰冰、沒有人情味的商品。食通信將流通體系中阻礙雙方感情升溫的那道牆推倒了，讓食物成為了連接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紅娘。通過介紹，雙方相遇了、戀愛了，彼此有情感的互動，還有共同的回憶。
一位曾在東京從事IT業的農夫，返回家鄉後，種起了西紅柿。高橋寫了一篇大約8000字左右的文章，將他的故事連同西紅柿隨《東北食通信》雜誌配送到了讀者手上。人們閱覽了雜誌，產生了共鳴，西紅柿彷彿被施了魔法，與在超市裡購買的不一樣，吃上去的味道竟不同了。
還有一位種植小菊南瓜（1868年，當地就有對此種南瓜的文獻記載了）的農夫長谷川純對高橋說：“種了300多年的南瓜，如果我不繼續種的話，那麼這就不是我的家鄉了。”小菊南瓜個頭小、無法量產，在市場上不受青睞。經歷了7年一個人寂寞栽種的日子，種植面積不斷在縮小。“怎麼能讓這些南瓜爛在地裡呢？”聽了他的故事後，高橋便激情澎湃地在雜誌上撰寫了他的故事。文章再次引發了讀者的共鳴，隨後南瓜便供不應求了。為了將老品種守護下去，讀者還發起了“一起來蒐集小菊南瓜種子”的行動，將食用所留的種子返還給了長谷先生。
除了寫文章分享食材和農夫的故事，食通信還將生產者邀請到東京舉辦交流會，與讀者分享海產品的打撈、生產、烹飪等技巧。讀者也可以去生產現場參與、體驗。消費者對生產者有了深入的瞭解，通過在同事間、朋友間的口口相傳，食物銷量得到了提高。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友好互助的社區。有六位讀者看了雜誌便毅然回鄉從事起了農業生產，甚至有位女孩通過雜誌嫁到了農村。“這是最高的共鳴！因為在日本，很少有女孩願意嫁到農村。”高橋覺得不可思議。
星星之火，相繼傳開。經過四年，每期售價為2580日元的《東北食通信》，訂閱人數已有1500人，達到了上限。高橋博之決定不再增加會員名額，而是採取聯盟的形式，在日本各地建立“在地食通信”。各地食通信應運而生，如《伊豆食通信》、《四國食通信》、《北海道食通信》等，現已覆蓋了日本大部分地區。之所以不擴充會員服務的範圍，是因為人數多起來後，就無法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深層連接，1500人已經飽和了。“我們有一個特點，這39個主編都不是專業人士。我之前是搞政治的，其他的有高中生、主婦、農協等，大家的角色雖然不同，但願景是一致的，都希望將消費者與生產者聯繫起來。”高橋欣慰地說道。每個地方的食通信除了遵循共同的採編規則外，在期刊出版頻率、售價、內容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例如，《北海道食通信》是隔月刊，售價為3500日元；《極（島根）食通信》為季刊，售價為4980日元。
隨著《食鮮限時批——日本食通信挑戰全紀錄》在臺灣的出版，食通信的發展也延伸到了臺灣。目前，整個臺灣有4個食通信，包括“中臺灣食通信”、“雲林食通信”、“東臺灣食通信”和“旅人食通信”。“大陸也有食通信的話，我會來得更頻繁，與大家見面的機會將更多。”高橋開心地說。
（圖片來自食通信官網）
現在是智能手機時代，為了更快捷地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高橋博之做了另一個項目——口袋雜誌。“大型超市有一套採購標準，對食材的大小、顏色、品相等有要求。我很疑惑，這個標準是誰定的？難道彎一點的黃瓜就失去價值了嗎？農夫生產的食物在超市裡不能賣，但他們可以直接賣給消費者，我希望讓大家通過手機來購買。這樣不會造成浪費。”
受颱風影響，有一戶農夫特別難受，他家種的蘆筍歪歪扭扭，賣不掉就要扔掉。“味道是一樣的嗎？”高橋博之問農夫。“一樣的。”“那就在我們這兒賣吧！”很快地，農夫的蘆筍便銷售一空。通過線上的即時互動，農夫不再需要以一己之力扛起生產的重壓。
由於天氣原因，漁夫無法出海，作為9月雜誌的食材“蝦鱈丸”不能按照指定日期送達，雜誌發售不得不延期。一般情況下，消費者會有不滿情緒產生，投訴或提出退款的人將大有人在，但當他們看到漁夫上傳的大風大浪的照片和道歉信時，卻講出了：“我們只是一手拿著筷子，張著嘴巴等待的人，請漁民不要太拼命而發生生命危險，等待的時間越長，越能得到雙倍以上的快樂，我們會慢慢等待的！”諸如此類表示理解和安慰的話。
（圖片來自食通信官網）
經歷了“蝦鱈丸”事件，高橋體會到了消費者的轉變，他們成為了“陪伴生產者的心靈夥伴”。一直到12月，“蝦鱈丸”才陸續全部送達到了訂購雜誌的消費者手中，期間，也有部分讀者解約。農夫撈了很多魚，也會將多餘的食材贈送給消費者。“哇，這次怎麼這麼多魚！”消費者收到的包裹，不僅內含新鮮食材，還有漁夫豐收的喜悅。就像曾經在四合院生活的我們，鄰居大媽做多了飯，會喊你過去一起吃似的。人與人之間通過頻繁的交流，瞭解加深了，信任也建立了。雖然現在有外賣，非常便利，但不能按時送達的服務，拉長了我們的等待，讓幸福感增加了，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牡蠣送到了！討厭炸牡蠣，活到現在沒吃過半顆牡蠣的我，覺得你們的牡蠣好好吃，謝謝（淚）。把牡蠣蒸熟，滴幾滴超愛的波摩蘇格蘭威士忌，湯汁也非常美味，多謝款待！”
“謝謝！艾雷島（Islay）海邊的蒸餾所製造的威士忌跟牡蠣非常合拍，我想這一定是最棒的組合。在牡蠣上淋酒吃，可以享受‘牡蠣另一種層次的味道’呢。我曾經淋上日本酒吃，加上蘇格蘭威士忌味道怎麼樣呢？下次我也要挑戰看看。”
——對話摘自《食鮮限時批》一書
透過食物與情報，即使沒法見面，消費者與生產者也會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熟絡的對話。農夫直接感受到消費者享用美食後的歡喜心情，生產意願更強了。
宮澤賢治的詩歌和小說影響了日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而他本人有自我犧牲和求道的奉獻精神，正如其詩《不畏風雨》中所寫那樣：“東邊有孩子生病，就去看護照顧。西邊有母親勞累，就去幫她扛起稻束。南邊有人垂危，就去告訴他不要怕。北邊有爭吵或衝突，就去說這很無聊請停止。”高橋博之希望通過一支筆“讓隱藏在食物背後，越來越難被看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產生連接”。他的願望，實現了。
（高橋博之在分享會，草西/攝）
現場問答
問：“讓農家成了明星”為什麼這麼說？
答：你們知道AKB48嗎？她們從日本各地的農村來到東京，每個人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從普通的石頭變成璀璨的鑽石，成為明星。她們的訓練過程被拍成了紀錄片並給所有國民播放，粉絲看了之後會覺得她們很努力，一路陪伴，直到她們一步步成長起來，成為日本當紅的偶像團體。僅憑音樂，她們不會受到這麼大的歡迎。在日本，第一產業只是賣食物而已。如果我們把農夫、漁民的成長過程展現給大家，把他們變成像AKB48一樣的偶像，那也會增進他們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但從我個人來說，對這句話是持反對態度的，做得有點過火了。
問：食通信的盈利模式是什麼？是捐款嗎？
答： 我們作為一個NPO（東北開墾）在進行活動，活動資金主要來源是讀者購買雜誌的費用。我們是月刊，有1500個讀者，每一期售價2580元，其中，600日元付給農家購買食材，海鮮運費比較高，大概花費六七百日元。我們的製作成本也很高，成本是2580元，賣2580元，沒有剩餘的錢。
問：在日本，常規農業與小農農業在生產方式上有多大的差異？
答：日本也有大規模的農業，一般都有政府的資金支持。為了壓縮成本，除了大量使用機械，還會僱傭國外的勞動力人口。我認為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吃不飽飯的人，大規模農業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小農沒有任何政府的支持，如果將大規模農業比作工廠的話，小農就像藝術家、手藝人，他們不在量上而是在品質上取勝，精耕細作，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日本是一個島國，平原的面積非常小，參與全球化競爭，與澳洲、美國在同一平臺一決高下的話，肯定勝不了。日本的大規模生產依賴進口的生產資料，一旦發生矛盾，就將停頓。小農的存在非常有必要，一旦出現狀況，我們至少還有另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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