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官员们挪借库银的局面,有何真实的历史背景?

(竹山解说《雍正王朝》第31期)

上一期竹山解析了邬先生和胤禛,在对待太子授意老十三胤祥暗杀郑春华一事上的态度。十三爷救下郑春华,多是出于“侠王”的有情有义本性,而邬先生和胤禛的动机,就不那么能放到台面上说了。

可见,这位前半生饱经沧桑、俗世阅历丰富的邬先生,之所以能入四爷胤禛幕府,心甘情愿得为其出谋划策,也还真应了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本期话题,竹山将通过分析邬思道与胤禛初次深谈,从两人对国库欠款官员情形评估的看法交流上,探究康熙晚年的清政府,为何会出现这么一大帮挪借国库存银的官员群体。

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官员们挪借库银的局面,有何真实的历史背景?

邬先生为胤禛分析欠款情形

按照邬先生的说法,欠款官员主要是三类:

第一类人是不得已而借之。

明清官员俸禄,为历朝历代所最低。

放在开国初期,社会刚刚经历完战乱百废待举,老百姓对皇族、功勋集团、朝廷官僚体系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供养能力有限,或许这点俸禄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国势呈现日渐上升的势头,商品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物价也趋于腾贵。

再者,明清年间世界贸易格局,呈现欧洲、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的趋势。升格为官方货币的白银,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

反映到官员的日常生活,具体表现就是微薄的俸禄难以应付家庭的开支。

没出路就要找出路。俸禄之外,政府官员们相继形成了一套额外创收的潜规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淋尖踢斛”和“火耗银子”。

靠着这两项灰色收入,地方官们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进项。在京的六部官员、朝廷文武,则依靠着各处地方官献上的“年敬”增收,此外也能凭着外出主持科举考试等差事,收受一大笔“允许范围内”的额外银子。

然而,尽管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底下官员一部分搜刮民脂民膏的名目,但相比于官场礼尚往来的开支,这些心照不宣潜规则得来的银子,仍然难以支撑官员心目中的体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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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库存

深通世事人情的邬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甘受清贫,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

如果说汉唐士人阶层还心存体面的“济世情怀外衣”,那么自北宋开始,皇帝和官僚集团则已经撕去了伪装,谈起了赤裸裸的政治交易。

除了赵匡胤以富贵换取稳定的“杯酒释兵权”,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更是直言不讳,对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示之以极为现实的诱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白纸黑字以“千钟粟、黄金屋、多如簇、颜如玉”诱惑士绅阶层,换句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读书人在跻身官僚集团后的“物质享受”。

到了清朝,官僚士绅更是视经济问题为常事,只要政治上保持“多磕头、少说话”的忠顺态度,一般就能够安安稳稳得熬资格、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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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赵恒

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借之。

邬先生的这番话,涉及到了满清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型的交汇问题。反映到康熙年间现实的政治生态格局,就是功臣集团、八旗勋贵所占有的强大政治影响力。

满清政权源自于努尔哈赤确立的八旗制度。

这是一个较为原始的军事组织,部落酋长、家族姓氏等权力结构色彩浓厚。甚至于建州女真崛起阶段,努尔哈赤还一度采用起了“贵族共治”的军事、政治管理模式。

这也是后来八爷党、关外铁帽子亲王们策动“八王议政”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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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皇太极执政后,满清政权开始积极得向汉化道路上推进。改国号“大金”为“大清”,重用汉族文人范文程、洪承畴,两度发兵攻入朝鲜逼李氏王朝臣服,俨然以一副传统中原王朝的面貌展示于外界。

顺治元年八旗入关定鼎天下后,清朝沿用了大部分前明的典章制度。尤其在民政管理方面,更是一改努尔哈赤的“贵族共治”传统,施行了汉家王朝的“君主集权”。

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正是满清政权这场政治制度剧变的“转型期”。除了与明朝初年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类似的“勋贵集团”,清朝的官僚体系当中,也必然会混杂一大批与皇帝是“主子与奴才”关系的“家臣”势力。

比如,四阿哥胤禛府里出去的年羹尧,九阿哥胤禟视为财神爷的刘八女、任伯安。这些人见到本主,跪下后的第一句话“奴才......”,正是这种主仆依附关系的真实写照。

可别小看这一层亲密的“私人关系”,当时的政治生态,最先看重的正是这句“奴才......”,第二步才来区分朝廷官职的上下级关系。

因而康熙面对这些个“奴才”、“自己人”,是不能简单粗暴得用朝廷法度来处置的。在这之前康熙还得顾念一下这些老臣的往日功劳,顾忌一下这些奴才与自己的私人感情。

既然如此,这些人反过来也利用这层私人关系,明目张胆得挪借起了国库存银。他们与康熙的关系,虽然不及十阿哥与康熙的父子亲情,但他们借款的心理,却与十阿哥的那句话如出一辙:

“几时见,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
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官员们挪借库银的局面,有何真实的历史背景?

康熙与旧臣

第三类人最可恶,纯属贪得无厌唯利是图。

第二类人的分析,追溯到了满清政权初期的“贵族共治”。轮到第三类人的分析上,就涉及到了与明王朝一脉相承君主集权体制下的贪官污吏。

在这类人眼里,“家天下”的君主世袭体制背景下,这个大清国是你爱新觉罗家的,我们这些当官的只是帝国里高级的打工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眼前的国家资源,自然是能贪就贪、能拿就拿了。

怪不得康熙面对追缴国库欠款一团糟的结局,气急败坏得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一向朕总在想,我大清这么多官员,其中还有我的儿子,怎么就把这个国家看成是朕一个人的国家呢?这棵大树朕是主干,你们都是枝叶,而国库呢,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吗?”
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官员们挪借库银的局面,有何真实的历史背景?

清朝官员

这也是君主极度集权后的政治通病。

领导太揽权了,下属只是机械得听命令执行,时间久了温水煮青蛙,不仅员工得不到应有的锻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缺乏主人翁意识,没有团队意思,更别提集体核心凝聚力、企业文化了!

清朝到了雍正执政时期,君主集权达到了封建制度创建以来的顶峰。皇帝享受唯我独尊的地位,貌似痛快、貌似对朝廷推行政策有利,可背地里的副作用也在日渐滋长。

雍正、乾隆、嘉庆三代,算得上的追求励精图治的君主,可为何仍难以扭转王朝由盛转衰的颓势?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皇帝太过集权,底下的官员得过且过毫无责任心。

嘉庆年间,竟然发生了天理教徒攻入帝国心脏的心脏——紫禁城的荒唐事件。可见在封建集权体系下的官僚群体,是一副多么的散漫、吊儿郎当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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