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資料圖）
【提要】在111年前的今天，1904年2月4日，鄧穎超誕辰。鄧穎超生於廣西南寧。1919年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馬駿等共同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覺悟社。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1926年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後，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國後，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1934年帶病參加長征。
1949年起，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1979年12月，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鄧穎超1992年7月10日與世長辭，享年87歲。在她生前曾留下兩份遺囑：一是在她逝世時公開發表的遺囑；一是1982年11月5日，即與她第一份遺囑隔四個月後，寫下的未公開發表的遺囑，這份遺囑是鄧穎超親筆寫在兩頁普通的信紙上的。題目是：委託下列同志辦的幾項事。她寫的下列同志是：楊德中、李琦、趙瑋、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她囑託他們“組成小組”，“請楊德中負責主持”，“趙瑋協助”，然後請這個小組在她病危和謝世時辦理相關事宜。
這6個人都是幹什麼的呢？楊德中當時是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共中央委員；李琦曾在總理辦公室工作過，後來到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副主任；趙瑋是鄧穎超多年秘書；張佐良先後做過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保健醫生和警衛秘書；周秉德是她的親屬，即周恩來三弟周同宇的長女，時任《華聲報》副社長。
鄧穎超要他們：“在我患病急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關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第二條：“我得病的時候，或我臨死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那時候搶救沒有什麼意義，只能延續那麼一兩天的生命，搞得醫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報紙上說美國有一個安樂死醫院，人老了，該辦的事都辦完了，就可安靜地沒有痛苦地死去，我看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可是，當鄧穎超大姐病危時，能有哪一級組織和哪一個人敢於出面拍板，來實現她的遺囑呢？沒有，當時沒有一個人敢出面拍板照她遺囑去做。
1991年7月27日，鄧穎超因高燒肺炎住進了北京醫院。在這之前，她進食已非常困難，生命垂危，她要求不要搶救了，可是沒有哪一位領導和醫生肯這樣做！別說她是一位對中國革命有巨大貢獻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當她病危時，豈能眼睜睜地看她死去。特別是負責她病情的主治醫生更是信心百倍，決心盡最大努力搶救這位老人。
曾為周恩來做過多次手術的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大夫，首先提出要為鄧大姐“造一個胃漏”，即在胃上打一個口，這樣可保證她能延續一至兩年以上的生命。
中央政治局當然同意了他的治療方案，於是，於1991年8月1日下午，由吳蔚然大夫主刀，為鄧大姐實行了“胃漏”手術，手術結果非常成功，於是延續了鄧大姐一年多的生命。但是，1992年7月1日，鄧穎超病情再度告危，專家們再次緊急會診，然而已無力迴天。就這樣，她至死也未能實現她生前親筆寫的遺囑—安樂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風易俗的帶頭人，可惜她未能辦到。（來源：長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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