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七贤”，最容易令人记起的恐怕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确实，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相约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在此之前，其实中国历史上便有“七贤”故事的流传，较早的“七贤”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和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他们以其舍生重义、为国尽忠的胆识和行为，为赵国数百年的崛起与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千百年来为燕赵人士所追念。
提起赵国“七贤”，我们不得不回忆起一段慷慨悲壮的历史故事——“赵氏孤儿”。这段故事最早见之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晋景公年间，奸臣屠岸贾欲除忠烈名门赵氏，诛杀赵朔等一家大小，赵朔妻子因晋成公姐姐的特殊身份而躲藏在宫中，后诞下遗腹子赵武。屠岸贾闻悉后，欲追杀殆尽。
为保全赵氏孤儿和晋国所有无辜的婴儿，程婴与年迈的大夫公孙杵臼商议，用假相瞒骗屠岸贾，程婴用他人之子来代替赵氏狐儿，公孙老人顶替救孤藏孤的罪名，然后由程婴亲自向屠岸贾告发，屠岸贾听信了程婴的举报，残忍地杀死了公孙老人和“赵氏孤儿”。
程婴背负忘恩负义与残害忠良的“骂名”，忍辱负重，偷出赵氏孤儿到深山隐居。
十余年后，赵氏孤儿（赵武）长成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在韩厥等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灭掉了屠岸贾，使赵氏冤情大白于天下，程婴与公孙杵臼的忠烈亦大白于天下。
无独有偶，韩国朝鲜时代也曾经流传过一段凸显千秋忠义的“七贤”故事。
朝鲜建国之初，高丽遗臣72贤中的一部分离开高丽首都松都，隐居在现在旌善郡南面白夷山（南面洛东里）中。他们中有七位贤臣悲叹时势，坚守不事二君的气节，在此地过着隐居生活。
为表彰他们的气节，后人在此建立起七贤祠与七贤公园，并且每年在此祭奠七贤。七贤公园不大，它毗邻郁郁葱葱的白夷山，一个小小的古典式庭院，坚着一块石碑，题着三个大大的正楷汉字“七贤碑”。
它让笔者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古代商周之际的贤者伯夷叔齐和魏晋时期笑傲山林的“竹林七贤”。小小的庭院由大大的、坚硬灰白的石头垒成，错落有致，格外醒目。在笔者看来，这些石头，不正象征着七贤臣忠贞不贰、皎皎高洁的德行与节操吗？
从中韩两国的“七贤”故事，我们可探究出其中的共同点：
其一，“七贤”均是德才并美之人，《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墨子·尚贤上》亦云：“列德而尚贤”，这正好切合了古人对于“贤”的定义与要求。
其二，“七贤”均具有忠贞不贰、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
中国的“七贤”故事中，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忠君护主、忍辱负重、舍生取义，践行着中国古代“士”的人格理想；
韩国的“七贤”故事中，七位贤臣坚守“不事二主”的理想信念，舍弃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隐居于偏僻山林，其耿耿忠心与执着信念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民。
其三，七贤祠与七贤公园的建立，表明先贤的事迹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与怀念。尽管他们的故事离今天已经非常久远，但他们千秋义举却彪炳史册，他们的高洁德行与日月同辉。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关于“七贤”的故事有多种版本。如中国古画中有
《七贤过关图》，一说为晋“竹林七贤”，一说为唐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另如明清时期流传在山东聊城地区的“七贤”，分别指王道、穆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张后觉、赵维新等，他们均为官清正，安贫乐道，深究学术，提携后进。
不过，这些“七贤”及其“七贤”故事，远远比不上“赵氏孤儿”故事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正如王国维所说：“（赵氏孤儿）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也。”
千百年来，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首的七贤故事，因“赵氏孤儿”的关系穿越千年，传遍世界，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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