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一首《相思》，成全了紅豆的美名。“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從此以紅豆詠相思成為風氣。溫庭筠說：“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南歌子詞二首（一作添聲楊柳枝辭）》）花蕊夫人說：“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宮詞》）紅豆甚至成了詞牌名，李煜的《長相思》：“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就又作《雙紅豆》。
《相思》，語句簡淡，卻被視為情意最真摯之作。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中說：“王維‘紅豆生南國’,王之渙‘楊柳東門樹’，李白‘天下傷心處’,皆直舉胸臆,不假雕鎪。祖帳離筵,聽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 《相思》，語句簡淡，卻被視為情意最真摯之作。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中說：“王維‘紅豆生南國’,王之渙‘楊柳東門樹’，李白‘天下傷心處’,皆直舉胸臆,不假雕鎪。祖帳離筵,聽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
不過有關《相思》的出處及紅豆所指等問題，倒還有些需要作一剖析的。
一、《相思》出處
王維所詠紅豆究竟為何，是個一直沒有定論的話題。陳鐵民在《也談紅豆與》中指出：“今存王維集的宋、元、明初、明中葉刊本，都未收錄這首詩，它最初載於《云溪友議》，沒有題目。《唐詩紀事》收此詩，亦失題；《萬首唐人絕句》錄此詩，題作《相思子》，嘉靖三十五年（1566）顧氏奇字齋刊王右丞集首次將此詩收入集中（編入《外編》），題作《相思》，明末凌濛初刊王摩詰集，又題作《江上贈李龜年》。”
說來說去，這首《相思》的原始出處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唐朝範攄的《云溪友議》這個孤證。《云溪友議》在《雲中命》一節中記錄：“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徵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
範攄在世為9世紀下半葉，王維則於761年過世，相差約百年。百年之後，範攄記敘的這個故事，可信度未必高。但是文人素愛風雅，範攄記載的這個故事偏偏風雅之至，因此範攄說：“此詞皆王右丞所制”，那也就無可無不可的收入王維集中吧。
需要注意的是，若以《云溪友議》為原詩，則後世文人也多行篡改。清人編《唐詩三百首》擅將“秋來發幾枝”改為“春來發幾枝” ，清朝趙殿成在《王右丞集箋註》中則說：“《萬首唐人絕句》‘豆’作‘杏’，‘幾’作‘故’，‘多’作‘休’。凌本‘勸’作‘贈’。”可見各版本差別甚大。
二、相思樹與相思紅豆
假如說《相思》真為王維所出，說王維開創紅豆入詩寫相思的風氣，以《相思》詩來聲稱王維為詠紅豆詩第一人，大約是可以的。因為在唐朝、在王維之前，雖然紅豆已經和相思聯繫在一起。不過最早時並沒有直接提出相思紅豆這個說法，而是先以“相思樹”呈現出來。
根據安徽省博物館李暉發表於《北方論叢》1998年第1期的《唐詩“紅豆”考》列出的兩種關於相思樹的傳說，一為幹寶《搜神記》中的“韓憑妻”，記(宋)康王奪其舍人韓憑妻何氏,夫婦皆自殺,兩冢相望,宿夕之間,冢頂各生大梓木,宋人稱為“相思樹”，二為南朝梁任昉《述異記》,雲:“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徵赴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蓋相思之流也。”前文李頎《古今詩話》與清鈕鏽《觚剩》中說：“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始）也”，就是引用任昉的說法。
相思樹最初是指哪種樹，已經分不清楚，也許不是固定的某種樹，比如《韓憑妻》中說的就是梓木，與現在的相思樹完全不同。大部分時候，文人眼中的相思樹只是指寄託相思之樹，與樹種無關。如王勃《春思賦》:“遊絲空罥合歡枝，落花自繞相思樹。”李白《代別情人》:“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這些似乎都並不是特指某種樹。
晉時，對相思樹的認識已經延伸到它的果實--“豆”，並初步對它進行了描述。《文選》所晉人左思(太沖)作《吳都賦》中有說:“楠榴之木,相思之樹。”與左氏同時代的劉淵林(逵)為其作注時說: “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斜)砍之則文(紋),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產地“東冶”,即今天的福州市。到了南朝，梁武帝《歡聞歌》中說“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可以看出，最晚在南朝時，相思樹（木）似已為某一樹種的特指，人們也已經注意到了它“實如珊瑚”，只是關注更多的、更著意詠歎的還在相思樹之本身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以“相思豆”“相思子”入文就成了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南朝江淹《草木頌十五首（並序）》中的《相思》說:“竦枝碧澗，臥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恆陰。綠秀八照，丹寶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江淹注意到了相思樹的果實，稱相思子為“丹寶”，這是後世將紅豆“舉世呼為相思子”的先聲。發展到了唐朝，相思子的名稱終於被定了下來。蘇鶚《杜陽雜編》中有云：“花如桃花而一朶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
最早在文獻中指出相思子即紅豆的，一般認為是晚唐李匡乂。他所作《資暇集》卷下《相思子》條：“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邪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扁豆，處於甲中，通身皆紅。李善雲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圓而紅，其首烏者”，就是現在稱為“雞母珠”的相思子。在李匡乂的年代，相思子已經廣泛用於首飾鑲嵌，比如路德延《小兒詩》：“頻邀籌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拿紅豆，妝奩拾翠鈿。”李匡乂說“舉世呼為相思子”，可見稱紅豆（李匡乂指的是雞母珠）為相思子在當時很流行，只是現存材料中，由李匡乂最早指明而已。
文學作品中的歌詠對象，在唐朝終於由相思樹（木）轉為紅豆（相思子）。這個轉變的過程，也就是紅豆作為裝飾品為大眾所熟知的過程。
紅豆由首飾鑲嵌而至指代相思，首先應當有紅豆外形上的原因。它玲瓏可愛，形如心形（相思子半黑半紅，所取應為其形如人頭之意），質地硬實，更重要的，其鮮紅色經年不褪，正合適來形容愛情。有人認為：“紅豆鮮豔晶瑩的外觀，堅硬耐久的特性與民間傳說中悽美哀豔、生死不渝的意味十分協調。另外，紅豆玲瓏精緻，惹人喜愛，適於持贈和收藏，是人們表達感情的理想信物，適應了贈物致思的傳統需求。”
至於王春瑜所說，自己發現“剛採擷下來的成熟的紅豆，形狀酷肖處子的陰蒂，怪不得王維在詩中說‘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於是下結論說《相思》“其實是一首道道地地的豔詩”，“聯想到某些學者對紅豆不作仔細考證，想當然地作風馬牛式的註釋”，還有今日人們競相以紅豆作人名、藝名、室名等，“倘若他們知道紅豆的典故、王維詩句的本意，豈非煞盡天下風景乎？ ”這種山野怪談，只能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由得他去講了。
其次，作為裝飾品的紅豆，天然的和美麗、溫柔的女性聯繫在一起。文人們在看到紅豆時，容易聯想起男女之情。因此，以紅豆寓相思，也就有了被理解的共同基礎。
再次,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植物意象的大範圍建立與蓬勃發展時期。中國純粹的山水詩、田園詩是從魏晉時期興起的，梅、蘭、竹、菊等自然物的意象也是從魏晉之後才在比德說、文人畫的影響下逐步確立的。《相思》中“紅豆”意象的確立，也和當時人們開始關注植物的社會風氣有關。
在《相思》之後，在唐宋文人對紅豆詠歎時，“相思”、少女都是主要主題。比如唐朝有“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抬素手”（歐陽炯《南鄉子》）、“羅帶惹香，猶系別時紅豆”（溫庭筠《酒泉子》），宋朝則有“綠窗紅豆憶前歡”（ 晏幾道《浣溪沙》）、“ 誰謂正歡時，把相思、番成紅豆”（ 李之儀《驀山溪（少孫詠魯直長沙舊詞，因次韻）》）、 “半妝紅豆，各自相思瘦”（黃庭堅《點絳唇》）、“ 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牛希濟《生查子》）等句。
元曲中，提到紅豆、相思子的很少，僅高明等有“幾番和淚見紅豆，相思未休”寥寥幾句。也許是因為當時的文人團體普遍處於紅豆樹生長區域以外，再加上紅豆的比德意義不高，在宋朝時不受文人畫的青睞，慢慢淪落為詩畫邊緣，因此這個在唐宋時期文學作品中屢屢出現的題材在元朝被忽視了。
明清時代，因為江南成為文人的集結地，紅豆樹很容易的就進入了文人們的視野，紅豆又成了一個受到偏愛的題材。比如《紅樓夢》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中耳熟能詳的“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句。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中，僅以紅豆為號或以紅豆命名詩集的就有號為紅豆詞人的吳綺，作《紅豆集》的董潮，寫《紅豆村人詩稿》的袁樹，寫《紅豆樹館詩稿》的陶梁。
受到《相思》中確立的紅豆意象影響，明清時代對紅豆的題詠也大多是相思主題。比如“擬織同心苣，還成連理枝。卻憐紅豆子，全不解相思”（ 茹綸常《擬織》）、“ 江南紅豆花滿枝，蘼蕪脈脈長相思”（ 王蘇《濤園歌》）、“江南紅豆相思苦，歲歲花開一憶君”（王士禎《悼亡詩》)等句。不過由於紅豆樹已經在南方普遍種植，也有以紅豆寫景而非寫相思的。如“燈凝紅豆子，香散碧爐煙”句（周之瑛《和右巖叔秋夜原韻》），就基本與相思無關了。
三、王維所詠為何種紅豆？
王維所詠的，究竟是那種紅豆呢？這是個眾說紛紜的話題。目前比較市面上比較常見的紅豆製品分為兩種，一為半紅半黑的相思子（雞母珠），一位通體全紅的海紅豆。
1、李時珍說
很多人認為，王維所詠的不是海紅豆，而是通常被稱為“雞母珠”的相思子。他們引證的文獻，最有力的是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李時珍提到了紅豆，也提到了海紅豆。《本草綱目》卷三十五下《木部·喬木類·相思子·釋名》“紅豆”條引用了北宋李頎《古今詩話》：“相思子圓而紅。故老言：昔有人歿於邊，其妻思之，哭於樹下而卒，因以名之”。他記相思子曰：“相思子生嶺南，樹高丈餘，白色，其葉似槐……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紅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飾。”可見李時珍是把半紅半黑的“相思子”定為紅豆的。
在“海紅豆”條中，李時珍記曰：“按徐表《南州記》雲：‘生南海人家園圃中，大樹而生，葉圓有莢，近時蜀中種之亦成。’時珍曰：‘樹高二三丈，葉似梨葉而圓。’按宋祁《益部方物圖》曰：‘紅豆……其子累累而綴珠，若大紅豆而扁，皮紅肉白。’”
李時珍說海紅豆“樹高二三丈”，徐表說海紅豆“葉圓”，都對。但是李時珍說“葉似梨葉”，就不知道他說的是哪種梨樹了。通常梨葉寬大約半掌，表面油亮，而無論海紅豆還是相思子，葉片都小如拇指，極似槐葉，大小差別已很明顯，怎麼能“似梨葉”呢？。
李時珍引宋祁《益部方物圖》中的“紅豆葉如冬青而圓澤，春開花白色，結莢枝間。其子累累如綴珠，若大紅豆而扁，皮紅肉白，以似得名，蜀人用為果豆” 一段話來描述海紅豆，但是，一則宋祁說 “用為果豆”，似有疑義。海紅豆有小毒，怎麼能為果飣呢？二則在四川省林業學校林鴻榮《“南國紅豆”考辨》中引用了宋祁的這段話來描述與海紅豆不同的何氏紅豆樹，似在說明李時珍將宋祁這段話歸入海紅豆名下是可商榷的。
綜上可以看出，在古代，相思子、海紅豆、何氏紅豆、無莢紅豆的區別，在文人眼中其實向來是不甚確切的。李時珍在《本草》中的表述並不夠確切。所以現在對於《相思》所詠的紅豆究竟是那種存在爭議，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如果以李時珍的“相思子”條目來證明王維所詠的是雞母珠，並不嚴謹。
2、林鴻榮說
1990年，林鴻榮在《中國文史》當年第二期上發表了《“南國紅豆”考辨》，從植物學的角度來論證王維《相思》中所指的紅豆為何物。最後論證結果是，王維所說的紅豆最有可能是“蜀中紅豆樹”。因為“它分佈於鄂西、陝南、四川盆地，是紅豆樹屬分佈最偏北的一個種。”
他列舉了四種紅豆樹作為比較：鄂西紅豆樹，又稱何氏紅豆樹、蜀中紅豆樹（Ormosia hosiei Hesmsl. et wils）;嶺南紅豆樹，今名軟莢紅豆（Ormosi Semicastrata Hance）,相思子,即雞母珠（Abrus- precatorius），以及海紅豆，又叫孔雀豆（Adeanthera pavonina）。
林鴻榮作為四川省林業學校的工作人員，很難說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有沒有地域心理。他列出了四種紅豆，但是生長在中國境內的紅豆樹屬顯然不止四種。光葉紅豆、木莢紅豆、長臍紅豆和花櫚木（俗稱花梨木）等等都屬於紅豆樹。更重要的，也是林鴻榮避而不談的---能結出紅色豆的，未必就是當代植物學意義上的紅豆樹。文人所詠紅豆只是色彩上的判定，而不是門綱目科屬種的斷定。
林鴻榮論證說，相比集中分佈在兩廣的海紅豆而言，何氏紅豆樹分佈到達陝西南部，而王維一生很少離開中原一帶，所能見到的紅豆樹以何氏紅豆的可能性為大。但是問題是，紅豆樹亦可移栽。歷史上享有盛名、陳寅恪曾購得的江蘇常熟白茆(港)芙蓉村紅豆,就“系明代嘉靖年間山東按察司副使顧玉柱之子顧耿光,從海南島植入” 。不能肯定的說，在唐朝這種移栽沒有進行。因此，僅憑何氏紅豆樹生長偏北來判定王維所詠紅豆，並不夠嚴謹。
王維所詠的紅豆也可能是忍冬。忍冬在全國南北皆有分佈，金銀忍冬所結子，亮紅如枝頭攢珠，其葉片大而形如梨葉，今日仍有許多年輕人以忍冬果實為紅豆。
紅豆只是相思的一種憑藉，我們也不可能再親自問王維或者範攄是看到了什麼樹、哪種豆詠的這首詩。各種紅豆都有可能是王維所詠之紅豆，包括何氏紅豆、海紅豆、雞母珠，甚至作為食材的赤豆等。無論哪種紅豆，要言之鑿鑿的指稱其就是王維所詠紅豆，都是不嚴謹的。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所以《辭海》對紅豆作如下解釋：
紅豆，是紅豆樹、海紅豆及相思子等植物種子的統稱。
一個“等”字，涵蓋了各種可能。
四、“紅豆”指正
就是由於紅豆所指的不確定，因此在文學作品中，文人筆下的紅豆，究竟是相思子還是海紅豆，甚至是赤豆，或者是其他的什麼更加難以判斷。對紅豆、紅豆樹的認識，也往往會有比較大的誤解。
1、可食的紅豆
在王維之後，“相思樹”“紅豆”的使用範圍更加擴大。出於討口彩等目的，民間總是將寄託相思的紅豆與作為食材的赤豆混淆起來。我們暫且不區分這種混淆是誰侵佔了誰的稱號，僅就混淆後的事例進行澄清。
江畲經《歷代小說筆記選(漢魏六朝唐)》中記錄了一個民間行相思咒的做法：
相思子(紅豆)五個,婦人頭髮五錢,乳汁五錢,和成劑,作四十九丸,瓷器盛,祭於六甲壇下,腳踏魁罡二字,右手雷印,左手劍訣,取東方氣一口,念‘相思咒’七遍,焚符一道,剪藥丸日服一丸,服止為度……從此愛戀密濃,千思萬想,時刻不能下也。
這裡的相思子大約指的是食材赤豆。或者可以說，凡是在史料中提到可食的紅豆，必定不是海紅豆或相思子，而是民間俗稱為紅豆而實際為赤豆、赤小豆之類。這種可食性問題，即使是學者也經常弄混。
李暉在《唐詩“紅豆”考》中說，一般在佛生日四月初八那天，寺廟有賜、吃結緣豆之風俗，“清代闕名《燕臺口號一百首》:‘香會逢春設戲筵,分嘗豆子結良緣’,說的就是飽含青春激情年輕男女,通過佛門的香會,得到了‘最相思’的情感載體紅豆”。 但是李時珍認為“微寒，有小毒”的紅豆能否“嘗”吃，恐怕不一定。
周作人《結緣豆》一文中，記錄清朝敦崇《燕京歲時記》“舍緣豆”一條：“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黃豆數升，宣佛號而拈之，拈畢煮熟，散之市人，謂之舍緣豆，預結來世緣也。謹按《日下舊聞考》，京師僧人唸佛號者輒以豆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為結緣，今尚沿其舊也。”可見，結緣豆通常為青黃豆而非紅豆。以紅豆為結緣豆來“分嘗”，恐不合理。
鄧小軍在《紅豆小史—以王維、杜甫、《云溪友議》、錢謙益為中心（上）》註釋中說：“《廣東新語》卷二十五《木語·海南文木》條記紅豆：‘馬食之肥澤，諺曰：“馬食相思，一夕膘肥。馬食紅豆，騰驤在廄。”’，可見至少紅豆可以飼馬。”他以此論證紅豆可食，將“香稻啄餘鸚鵡粒”改為“紅豆啄餘鸚鵡粒”亦可。但是以清初屈大均的文字來證明紅豆可食，並不妥當。紅豆並未絕種，是否可食自有植物學家判定，何勞到文字中找尋？諺語所說的紅豆，實際應為赤豆之屬，而不是紅豆樹所結之實。
2、紅豆的佛教意蘊
李暉認為紅豆身具佛教意味。他說，紅豆亦被廣泛稱為“娑羅豆”， 因之樹也呼為“娑羅樹”、樹周的園林叫做“娑羅園”或“娑羅院”,如安徽歙縣富堨鄉富村汪姓“娑羅園”中種有紅豆就是個典型。他稱，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魏、晉時寺廟即有此做法。但是檢閱《酉陽雜俎》並未發現明確記載。
紅豆的佛教意味是否像李暉認為的那麼濃呢？
佛教稱釋迦牟尼即是娑羅樹下涅槃，如宋朝法賢譯《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說：“拘屍那城大力地，娑羅雙樹入涅槃。”又有說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得道，如鳩摩羅什譯《佛說千佛因緣經》：“出家學道。坐於光明菩提樹下。身心不動。若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終不起。”因此，寺廟喜在廟前植娑羅樹或菩提樹來禮拜世尊。
但是，菩提樹和娑羅樹在中國很多地域由於氣候因素不能生長。因此中國寺廟多用無患子樹（多在長江流域）、銀杏樹（多在黃河流域）或者七葉樹來代替。這種代替非常普遍，如北京的大覺寺、臥佛寺、潭柘寺、靈光寺、香界寺等寺廟都種植了很多七葉樹。在西南高原地區也有用丁香代替的。例如青海塔爾寺就是用暴馬丁香代替菩提樹，當地稱之為“西海菩提”。這些代替樹種的種植，一方面作為佛教聖樹，禮敬佛祖，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庭院樹或者行道樹。
紅豆作為娑羅樹的替代品種在廟前的做法並不多，僅江陰顧山鎮,安徽涇縣茂林以及安徽歙縣等少數幾處在寺廟前種有紅豆樹（而且寺廟多已破敗不存），其作為佛教聖樹還是僅僅作為庭院樹隨意種植，恐難斷定。而且，紅豆樹並不是為佛教專用。比如現存種有紅豆樹且比較有名的廟宇，一為馬來西亞馬六甲幾年鄭和的三寶廟，二為廣西連南瑤族自治縣渦水鄉盤王古廟，三為廣州黃埔區廟頭村南海神廟。這些大約沒有多少佛教意蘊吧。
種植紅豆樹在廟宇中，無非是取其樹木高大枝葉繁盛，有擋陽遮陰之功罷了。《遵義府志》在描述遵義清溪一株紅豆樹時，引《天祿識餘》按曰:“俗稱婆羅樹，皮青黑色，近本無枝，上團團如蓋，四時不凋，葉似冬青。”這種“團團如蓋”的樹種，作為庭院樹再好不過了。
至於李暉所說紅豆亦名娑羅子，確實有這一說，如清代趙懷玉《遊永濟寺》：“忘情我羨娑羅子，紅豆空勞淚結成。”但是這種說法並不多見。通常所說的娑羅子是一味中藥，是上文所述七葉樹的果實。也就是說，娑羅樹是娑羅樹，七葉樹是七葉樹，紅豆樹是紅豆樹。以紅豆樹為娑羅樹，說“紅豆亦被廣泛稱為娑羅豆”，未知“廣泛”二字從何而來。
由此，紅豆或許與佛結緣，但是那也是作為娑羅樹的替代品種（而且以之為替代的地方不多），或者僅僅作為庭院樹，佛教意蘊或許有，但是從來不是文學作品中的主要主題。
陳鐵民：《也談紅豆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2期，第124頁。
陳鐵民：《也談紅豆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2期，第124頁。
袁曉薇：《凝千年之相思,鑄民族之精魂：紅豆意象的流變和《相思》的影響》，《柳州師專學報》，2007年9月，第13頁。
王春瑜：《紅豆、勞什子及其他》，《中華讀書報》1999年9月15日。
我從網絡獲得的《益部方物略記》中並不見，只有“花白色，實若大紅豆，以似得名。葉如冬青。蜀人以為果飣”一句
林鴻榮：《“南國紅豆”考辨》，《中國農史》1990年第2期，第58頁。
蕭夢龍:《江南勝蹟》，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
《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1146頁。
江畲經:《歷代小說筆記選》(漢魏六朝唐)，上海書店(影印本)1983年版，第62頁。
李暉：《唐詩“紅豆”考》，《北方論叢》1998年第1期，第85頁。
閱讀更多 蝸牛嘎嘎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