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唐太宗李世民擅放（不是大赦）四百死囚的故事，據《資治通鑑》和白居易《新樂府》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內均有記載，雖然被後世人們所津津樂道。但是，對於一代明君李世民來說，明顯的以身帶頭違法，此舉合情、合理、合法嗎？是否有損國家的律法威信？是否會擾亂國家規範的管理秩序？是否會失去人心，失去皇權威望？
史料記載，貞觀六年末（公元632年），李世民批閱各地案宗奏章時，發現有30名餘死囚將於明年秋進行問斬，而此時又臨近年關，隨心中突生善念，御筆一揮，一道聖旨便傳至各地。聖旨大意：新年將至，特放死囚回家，以全人倫之道，待來年秋，可自主回京問斬，以正國法。李世民此舉，不但將那30名餘死囚犯放歸，還將全國各地共計390名死囚犯，一併放歸。
次年，貞觀七年（公元633年）秋，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就是年前李世民下旨特批，放歸的四百多名死囚，竟然無一人失信，全部回到京師長安，等待朝廷發落，且人人還心存感激。
也許，能出現這樣的結果，實令李世民深感意外，同樣也深感欣慰，自己的子民如此誠信，民風如此純正，不正是自己治國有方的見證嗎。又或許因此，李世民心懷大慰，當場下旨將這些死囚盡皆赦免。
後來，這段故事也被載入了史書。
事後，細思之下，此事看似無比尋常，其實並不簡單。李世民被世人稱為一代明君，可謂智慧超群，不可能隨便做出任何草率決定，更何況朝中還有許多的智謀之士，如有不妥，自然會有人出班進諫。所以，其中必定包含著太多的深藏信息。
一、萬一這些囚犯一去不歸，李世民當何以面對
對於囚犯一去不歸的風險，李世民不會想不到這一點吧？之所以，李世民甘願擔此風險，放歸囚犯，自然會有充分的理由，且已超出了風險的價值，才會如此決定。
一者，或許想通過此事，檢驗治下百姓的法度意識，以便更好地完善律法條款。即：嚴法嚴治，還是嚴法寬治。
二者，或許想通過此事，瞭解治下百姓對朝廷是心存感恩，還是心性薄涼，以便調整各地教化萬民的力度和方式。即：如今的精神文明建設。
三者，或許想通過此事，看看各地行政機構的執政能力，是如何應對此事的。即：後續跟進的能力。
雖然，存在三個方面的理由，但重點應該在第三條上。無論結果如何，都將反映各地政府的執政效率。如果，那個轄區域的囚犯不歸，就證明那個轄區的執政教化工作做的不好，如同現在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樣。同時，也證明那個轄區的執行力度不夠，便會考慮是否更換新的能吏，連常規的後續跟蹤工作都做不好，能力能好到哪去。
二、事件本身，雖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如果三者融合一起，又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單純就事件本身而言，確實合乎於情，發乎於合理，既令囚犯心存感激，又令囚犯家人心暖眼溼，更令天下百姓沐浴唐太宗仁慈的治世之心。於情，新年臨近，萬家團圓，放歸囚犯回家，以全人倫親情之道，自然可以理解，世人也無話可講；於理，不忘國法、律令，眾囚犯以全親人之情後，於約定之日，當自行前往京師領罪，接受國家法律的懲處，同樣的有理有據，令人無議。
然而，單就法規而言，事件明顯的有助違法不懲之嫌。正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本身就講究一個公平、公正，違法當糾、犯法當懲。要不，法律要來何用。
但是，身為文能提筆安邦，武能上馬征戰的一代明君李世民，豈能不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的道理，而他卻仍然要做放歸囚犯之事，究竟為何？難道不怕造成百姓人人面對國法，盡皆心存僥倖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對於一國之君，考慮問題自然會更加的宏觀與全面，這樣的錯誤又怎麼會犯呢？說白了，法律本身就是政權統治的一種工具，目的也是為了維護一個百姓生活的正常秩序，並不是僅僅為了懲處犯人而設，而是為了減少、甚至杜絕社會違法犯科現象的發生。反之，說回來，如果沒有人犯法犯科，法律又要來何用呢？
再回過頭來，看看事件的整體性。如果將情、理、法三者融合一起細思之下，不難發現事件既有利於國家的精神文明的建設，也更加有利於一國的政權統治。
雖然，表面看赦免了四百囚犯，有違國法制度，但是卻令誠信的理念瞬間覆蓋全國各地，比那些空洞的說教效果強出太多，進而營造萬民堅守誠信的道德底線。
因此，後來在李世民執政期間，有好多年沒有發生死罪的囚犯。
從古至今，縱觀無數的違法亂紀者，不難發現，多數皆和誠信的道德理念有關。所以，解決好百姓的誠信問題，也就更好地解決了違法犯罪的問題。
對此，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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