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有救国思想却无救国之路,晚年幸遇李大钊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众叛亲离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袁世凯生命最后一刻,大喊了三声:“是他误了我!”随后身亡。这时房屋外一个等待的书生,吓得跌跌撞撞的冲出袁府,身后则是袁世凯孩子们的一片痛骂之声。刚跑出去的书生就是——杨度!

生不逢时,有救国思想却无救国之路,晚年幸遇李大钊

作为清朝末年间反对礼教的重要人物,杨度又被人们称作是“民国第一奇人”,字皙子,后来又改为度,老家在湖南的湘潭,可以说算是民国时期主张新式思想的新学者。在此之前,他曾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而且做过满清的四品官员,不过后来清政府昏庸腐朽,他看不下去,于是就支持并鼓励袁世凯推翻满清政府,自立称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期间,又深受维新派思想的熏陶,强烈主张废除封建帝国主义,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后来孙中山推行辛亥革命,杨度又赞同孙中山共和,后来在1929年的秋天,他通过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地下的秘密党员。可以说一生中投身了不同的“门派”,也正是由于投进不同的政治门派,后人对他的评价与看法并不相近,可以说既有褒也有贬,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他,才会被世人称作是中国的纵横家,不过他是中国的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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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安会六君子

在辛亥革命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处于特殊的混乱格局,也就是说北方是由袁世凯所统领的,而南方是由孙中山所统领的,双方均派出代表和谈,而北方的袁世凯派出的正是杨度,而南方派出的是黄兴,想必之所以派出这二位大概是因为这两位是老同学,而且平时二人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本以为凭借这二人的关系,这次和谈应该也能顺顺利利的进行,起码也不会太糟吧,可没想到的是,杨度居然把黄兴给害惨了,之前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几乎所有的都被分给了袁世凯,这让黄兴很是恼怒,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袁世凯对杨度那可是更加的“言听计从”,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于是杨度就鼓动袁世凯要称帝。1915年杨度发表了《军宪救国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合与中国,只有君主专制才能让中国强盛”。这篇文章说到袁世凯心窝里了,大赞杨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为了制造舆论,杨度一手策划了所谓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滑稽的组织,成为了中国近代史著名的闹剧,袁世凯自然非常高兴,不但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还亲笔题写了“旷世奇才”的匾额送给杨度。最终袁世凯称帝了,但称帝之后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自从袁世凯称帝之后可以说身边的亲近之人都一个个的离开了他,再加上后来袁世凯患了重病,在病床上唉声叹息说:“杨度误我......”,这样看来杨度确实是把袁世凯给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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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袁世凯病逝后,可以说格局更为混乱。至此后,他远离政坛,潜研佛经与书法。后来,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反目遭炮轰。杨度一度出山,襄助孙中山和国民党躲过大劫难。之后索性加入国民党,成为孙中山器重之人。不幸,孙氏三年后病故,有功之臣杨度再遭冷落……后来通过孙中山又认识了李大钊,慢慢的与李大钊的关系越来越好,为搭救朋友李大钊,他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又把青岛的洋楼卖了。这么看来,杨度还是很讲义气的。

而且杨度和杜月笙的关系也是非常不错的,介绍一下,杜月笙是当时很有名的青帮大佬,二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杨度称其为兄,杜月笙称其为先生,二人的关系还是相当的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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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杨度通过认识李大钊,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新思想,结合自己一生的经历,他最终认为到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于是在1929年秋,正值白色恐怖之时,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来头太大一般人镇不住,故由周恩来单线领导。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后来杨度在六十岁的年纪时,因为过于劳累,而且再加上疾病缠身,最后在上海的租界逝世,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都感到惋惜不已,连周总理和潘汉年等人前往他的家中吊唁。

生不逢时,有救国思想却无救国之路,晚年幸遇李大钊

在中国民众中,人人皆知“中华民族”一词,但是这一词汇的由来呢?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类推,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中华民族”一词一问世,立刻得到知识界精英们的广泛认可。

它很快流传开,成为一个民族通向世界的响当当的身份证。——这应该是作者杨度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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