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西，丘陵起伏，群山逶迤。在这些山头上，有着一个个高起的土墩。这些墩究竟是什么？它们何时筑在山头上又有什么作用？这确实是个谜。
神秘土墩的考古发掘
上世纪50年代初，省文管会的工作人员曾在吴县的五峰山，发掘过三座这样的土墩，揭开了探究土墩奥秘的序幕。初步弄清了土墩的结构和内涵。并取“风水墩”的谐音，给它定名为“烽燧墩”。六十年代，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在吴兴和长兴之间的苍山上也发掘了这样的墩，认为它是古代的“战堡”。
这些墩也深深吸引了我。1981年春节过完，我花了十多天时间，把光福所有山头跑了个遍。调查中发现仅光福地区就有这种墩二百六十多个。光福的安山，山虽不高，也不大，但它地处太湖东岸，北望无锡马迹山，南望洞庭东西和胥口渔洋山。山下是相传吴王泛舟的下崦湖和太湖相通的水道——铜坑口。山上这类墩有十六个，而且几个小些的墩之间，又有一个较大的。很像现代战争设防中的“子母堡”。弹山，是光福群峰之冠，山上的几个土墩之间，还有一道石墙相连，形式很像微缩的长城。
1981年5月，南京博物馆和吴县文管会在我对光福群山土墩调查的基础上，在安山发掘了三个土墩。与此同时，苏州博物馆在上方山，常熟在虞山，南京博物院和中山大学在吴县五峰山和借尼山，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弄清了这些土墩的内部结构。这些墩看似土筑，实际它的内部都有以石块叠筑的平面为长方形、剖面为梯形、顶上以大石块覆盖的石室。安山五号墩的石室长12米；借尼山的石室内高近3米，石壁平整如墙；虞山石室的一端带有喇叭口的通道；上方山土墩的高广虽比不上七子山各墩，但它是所发掘的这些墩中最高大的一座。这座墩长42米、宽23米、高7米多。墩内石室长9.6米、宽1.84米、高6.15米，石壁厚达1米以上，外口的通道长10余米。石室顶部以150×90×60厘米的大石块覆盖，石块上还有六七十厘米厚的泥沙混合土层。其它山头的土墩石室，形制虽小一点，但结构却基本相同。
这种土墩石室中，常有以几何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主的文物出土。在不少墩中，还发现大量的草木灰、木炭、红烧土块和禽兽骨。上方山六号墩内还发现一座泥条盘筑的灶，灶内满是炭屑块，门顶和两壁有大面积的烟炱。经中国科学院碳十四测定，判定这些积炭是距今2910年上下的遗物。说明这些土墩石室正是春秋时代吴国统治这一地区时建造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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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献如是说
提到这些山头的神秘土墩，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无故举烽燧，调动全国兵力以博褒姒一笑，以至后来国破家亡。故事中的烽燧实际是古代边防报警时常用的两种信号：“昼则燔燧”，以望其烟，因为烧烟常用狼粪，所以有狼烟之称；“夜乃举烽”，以观其火，因而又有烽火之谓。《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记载：“边防警急，……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又注云：“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燔之。”“桔皋”是一种可以上下牵引的木制机具；而“兜零”是一种盛装狼粪薪草的笼子，都是准备举烽和燔燧的器具。
这种装有桔皋和兜零的墩，在边防线上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一旦发现敌人侵犯，立即举火、燔烟示警，报警信号一节传递一节，全线戌兵立刻做好迎战准备。看守这些墩，负责举烽、燔烟，有专门的守军，被称为“烽子”。《太白阴经》对“烽子”的分工作了记述：“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关于这些土墩，苏州一带的地方志也有很多记载。《吴县志》横山条有：“山之岭九，九岭各有墩，中空，为藏军处。《图经续记》云‘此山镇郡西南，临湖控越，实吴时要地’。”《吴兴掌故集·山墟类》有：“吴憾山，相传吴王夫差憾勾践之伤其父，举兵伐越，筑垒于此。”《吴县志·古迹门》有：“望越台，俗称‘烟火墩’吴王时所筑。”《太湖备考·洞庭东山条》载：“碧螺峰西之墩为演武墩。”天池山古地图上，则将天门楼西的这种土墩石室标为“藏军洞”……
历代的文献记载，对这些土墩石室的性质与作用有着比较一致的说法，认定它们是古代的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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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众说纷纭
上世纪80年代初，省考古学会和吴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自然，石室土墩也成为研究吴越文化热烈争论的命题之一。1982年6月，以神秘土墩为中心的吴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常熟举办，会上有人提出这是春秋时期的墓葬，还有人提出这是山越民族的居住遗址和祭祀遗迹。对土墩石室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产生了不同看法。
墓葬说的论据主要有两个。其一，土墩石室中出土的器物变形、起泡、火候不匀，粗制滥造的现象普遍存在，说明这种遗物不是给活人所用，而是为死者烧造的冥器。其二，有一部分石室的进出口被堵住了，这应该是墓葬的“封门”，门封住了，人怎么进出？
所谓冥器，是指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冥器都用加工简单、造价低廉的材料制作，没有实用价值。土墩石室内出土的遗物，以原始瓷和几何印纹陶器为主。同类器物在各地遗址中曾大量发现，说明这些器物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生活器具。在中原地区，原始瓷器甚至与青铜器一样珍贵。土墩石室中出土的一小部分原始瓷器，是有变形、起泡的现象，但这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冥器的依据。因为，对冥器的制作，哪怕是一件最简单的纸折品，其制作也是十分精心的。原始瓷器变形、起泡，只能说明其制作不易。而属于食力的军卒，当然不可能像领主那么讲究，对于这些变形、起泡的用具，当然还是应该物尽其用的。
再说，土墩石室中的出土遗物，也不具备随葬品的组合形式。埋葬习俗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反映。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人们希望死者灵魂不灭进入另一个世界，随葬品是为墓主人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准备的。因此，随葬品具有一定的组合形式，一般都以炊器、盛器和食器等为组合。而土墩石室内的出土物只有盛器，炊器极为罕见。另外，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和精美程度，都应与墓葬规模的大小成正比。但土墩石室不论其规模大小，出土遗物并无精陋之差异，数量也不因为墩高室广就一定多。这些都与墓葬规律不相符合。
对于封门一说，由于门口和通道内的堆积物不含文化遗物，所以虽想分清其堵塞年代而不能。但土墩石室的有些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上方山、虞山等地土墩石室前的通道，都砌成喇叭口，向外敞开。有些墩的门前砌有台阶，这些设施显然有便于人们出入石室的作用。另外，不少石室中都有大量草木灰烬发现，虞山维摩寺石室内的灰烬堆积厚达40厘米以上，还有经火烧红的石块。墩内的出土遗物，都不陈放有序，也不都发现于石室的底部，而出在不同层次的灰烬或浮泥堆积中。出土器物不仅有完整器，还有碎片，不仅有生活器皿，还有禽兽的骨头等。这些遗物更像是人们在室内生活时留下的。如果是墓葬，为什么发掘那么多墩，至今一截人骨也没发现。由此我们不妨推断：石室封门的时间，不是在建造石室的同时，而应该是石室废弃之后因自然坍塌而封住的。
在以往的调查与发掘中，春秋时期的墓葬不在少数，吴地以平地掩埋的“土墩墓”为多，而越地则多“独木棺”墓，这是当时不同族属的基本墓式。
说土墩石室是祭祀遗址也很难成立，因为在发掘中没有发现祭祀所必备的礼器。称其为“山越民族的居住遗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山上没有水源。这与古代人类选择居住地的规律是相违背的。
排除了上述这几种观点，神秘土墩的用途就很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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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的“长城”
长城始筑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各诸侯国为了互相防御，都在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长城，并称之为“边墙”。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墙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成为今天的万里长城。长城称之为“边墙”是十分有道理的，它是包络一个国家国境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因此它的工程更浩繁，意义更非凡。
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些土墩石室，不应该一个一个单体去研究，而应该宏观地、从整体布局来研究它。春秋时代，地处江南的吴国，也曾据雄称霸，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吴国为了防止“侯王用兵，及于荆蛮”，也筑了“城”，除了“周长三里二百步”的宫城之外，还有三百余里的外郭。“人民皆耕田其中”，说明外郭包容了吴国的疆域。这种外郭，应该就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防御设施——边墙，也就是吴国最早的“长城”。
春秋时期，各国都十分重视军事，吴国同样如此，所以才能出现孙武这样的大军事家，孙武向吴王阖闾所献兵法十三篇，其《地形篇》就有：“地形有通者、有挂着、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说明先占领制高点的重要性。所以安山、胥山，临太湖东北梢的七子山、上方山，这类设施既多又大。另外，吴越两国，地隔宽阔的太湖，这一特殊的地形条件，决定了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是水上机动、登陆决战。在广阔的水面上机动，如何提前发现敌人的攻击方向，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首要问题。因此，利用“高陵勿向”的高地，建筑“藏于九地之下”的石室，屯兵驻守“居高阳以待敌”，形成“一虎当溪，万鹿不能过”的态势……这些都是孙武所主张的。在这些墩内的驻兵，平时担负瞭望观察职能，发现敌情。临战时，发出信号，指示敌方的动向。这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是指挥者得以有效采取“针锋相对”“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措施的唯一手段。因此，这类石室土墩，又应该是临战时的信号指挥系统，并是平原水网地区积极防御的阵地设施。
吴国地处低山水网，正像阖闾所分析的：“有江海之害”“险阻湿润”。同时吴国的国境又在不断变迁之中，没有很固定的国境线和赖以作为屏障、据险可守的延绵山岭。因地制宜地筑造这类土墩石室，正是体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达到了“边墙”和“长城”和效果。因此，这些墩就单个来说，应该是“藏军洞”，是“战堡”，是“烟雾墩”“烽燧墩”。而就群体而言，应该是吴国筑造的特定形式的长城，它们的筑造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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