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是政权正常交接还是宫廷政变?看看韩非子怎么说

“禅让”是政权正常交接还是宫廷政变?看看韩非子怎么说

在儒家的许多典籍中,都一再盛赞禅让,认为这是当政者的一种美德。

但实际上,不要说现代社会,就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即使再怎么标榜以德治国,君主们也不肯再去搞“禅让”那一套了。而其缘由,却绝不是因为“禅让”出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再行“禅让”,会开历史的倒车。

应该承认,“禅让”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据说,在上古时代,尧让舜,舜让禹,禹让皋陶,王位的更替,就是你让给我,我再让给他,而不是后来的那种父子世袭。当然,在尧舜禹那个时代,如果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并非做不到,但尧却开了一个好头,把皇位让给了舜。舜仿照尧,后来又将权力让给了禹。如果这样一路让下去,以这种方式进行政权更叠,那么,许多争战或可避免,许多阴谋也会消弭于无形,而权力,辄可以一直掌握在贤者手中。所以,“禅让”的稀罕,就在于权力不授子,只授贤。比如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他们的父亲都认为他们不具备掌管天下的德能,所以便不传位给他们。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段话大意是说:尧知道儿子丹朱不才,不堪大任,要把王权授予舜。让舜掌权,百姓获其利而丹朱不称意,让丹朱掌权,则天下受其害而丹朱得其利。尧说:“总不能让天下人受害而一人得利。”于是就将权力让给了舜。

尧让权于舜,舜让权于禹,但到了禹交班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

“禅让”是政权正常交接还是宫廷政变?看看韩非子怎么说

本来,禹最初选好的接班人是皋陶,但皋陶却中途夭折了。无奈,禹只好又选了皋陶的儿子伯益。禹在位一共十八年,后来东巡的时候死于会稽山。禹虽然也秉承了尧和舜王权“禅让”的传统,但最终伯益却未能接班。对此,史书给出的理由是:伯益民望不够,不如禹的儿子启民望高。《史记》上就说,启和尧、舜的儿子不同,素有贤名,当禹死的时候,他已经“天下属意”了。因此,老百姓不去拥戴已被选拔上来的伯益,反而前往启的驻地,高歌“吾君之子也”——这是我们先王的儿子啊(句式类似“我爹是xx”)!到最后,可想而知,启做了皇帝。这次权力的更替,似乎充分体现出了“民意”,最后,致使禹的“禅让”落了空。也正是这次“禅让”的流产,彻底终结了这个制度。

禹的儿子启建立起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世袭制度的第一人。同时,这个国家,也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当时的那些老百姓也许根本想不到,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一代代的帝王,都会以这次“禅让”流产作为历史依据,坚决废止了以“选贤”为宗旨的禅让制,开启了“皇权神授”的新模式。自此以后,统治权就变成了一姓家传的私有之物,无论后世子孙贤与不贤,都可以坐上王位,管理天下了,以致像西晋那个“何不食肉糜”的傻瓜司马衷,只是因为出生在帝王之家,便能接掌天下,成为了一朝天子。

现在来看禹的“禅让”过程,我们发现,其中存有许多可疑之处。

首先我们要问:皋陶死后,禹的儿子启既然已经“天下属意”了,对此,禹是失察还是无视呢?他为什么非要违背“天下”的意愿,宁选皋陶的儿子伯益,也不选自己的儿子启呢?他是担心后世会出现世袭制,还是顾虑让权于启,怕百姓说他有私心?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玩味。

据《史记》所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舜知儿子商均“也不肖”,那么禹的儿子如何呢?司马迁明白无误地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说他是个贤才,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戴。但作为启的父亲,禹选的却是皋陶。皋陶贤否?司马迁没说。但我们可以在《尚书》中考察一下皋陶的贤愚。《尚书》有《皋陶谟》上、中、下三篇,上篇记录了皋陶的言论,说他向禹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主张推行“九德”之训。他的主张受到了禹的欣赏和重视——“禹拜昌言”。皋陶“九德”之论,也成为后世儒家讲“德道”的基础。由此可见,皋陶确实是个贤人。但皋陶没等到接位,中途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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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死后,禹怎么选择,成为了问题的个关键。禹没有选“天下属意”的儿子,却选了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益的品德和才能如何呢?没有文献记载,只说他“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就是说,伯益虽然被选定为接班人,但他辅佐禹工作的时间较短,没有树立起威信,致使天下的诸侯和百姓不买他的账。那么,伯益果真“佐禹日浅”吗?《孟子》一书记载:“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就是说,伯益跟随禹在一起工作已经有了七个年头。七年的时间,尚不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仅此一点,就说明他能力较差。这里出现一个问题:皋陶之后,启贤,却不选,只因为他是禹的儿子,而伯益能力缺乏,却又被选中,因为他是皋陶的儿子。这本身就有违“禅让”的宗旨。那么,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也无人提及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推测。《史记》在介绍禹的业绩时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混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可见,那时的许多“太子”都是“不才子”,老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们对现有的政权,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禹践位之后,便采取了果断措施,“流四凶族,迁于四裔(裔,边远处),以御魑魅(意在以凶抵灾)”这是禹在治水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据此我们揣想,是不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才让他格外警惕,甚至刻意回避自己儿子掌权呢?

说到禹的儿子启,我们不禁要问:他的威望是从何而来呢?他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呢?这些,均无史料可查,不得而知。但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却发现,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先王的儿子,自然而然的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甚至对于每一个即将接班的人,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

“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以上均见中华书局2005年版《孟子》219-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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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上任前,都刻意要躲避先帝的儿子,这种躲避的本身,就十分说明问题。不难猜想,当时的政治氛围,肯定有几分暧昧,几分紧张。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权力之争,当时也许并未付之于行,但恐怕已经存诸于心了。果不其然,启在接掌王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甘在今陕西户县南郊)战前,启作了一篇《甘誓》(收在《尚书》中),申明自己是奉了天命(皇命受之于天,是不是由此而来呢?),要灭掉有扈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讨伐檄文。有扈氏一灭,“天下咸朝”,都臣服了。这场战争,武力第一次被引进了权力更替的过程之中,从此就再也没了“禅让”那种和平移交权力的方式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启的能力。因为,在这场权力更替的过程中,他创造了许多先例,开创了新的历史。自他以后,“禅让”制度正式终结。

“禅让”历三代而终,是否说明它没有生命力呢?姑且不论,其实“禅让”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却一直令人怀疑。战国末期的荀子,他本人虽为儒家一份子,却根本不信历史上有过“禅让”。他针对当时的言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接下来,他具体分析了“死而擅之”、“老衰而擅”等几种说法,认为都不可能发生,然后结论道:“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以上见《荀子·正论篇》)而法家人物韩非,更指“禅让”一事非但子虚乌有,那时的政权更迭,反倒出现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见《韩非子▪说疑》)在韩非看来,舜、禹、汤、武跟本就是乱臣贼子,天下的人对他们都赞颂错了。他的观点,其实在早于韩非的《竹书纪年》(春秋时晋国史书)中,也有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说舜囚禁了尧,并阻挡丹朱,不让他们父子相见。情节更加具体。如此看来,政权交接不但不是什么“禅让”,简直就是一场宫廷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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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朝历代,都不乏对“禅让”的质疑之声。当代史学界更是有人指出,尧禅让天下一事,只出在《尚书·尧典》一文中,而《尚书》原就是周代的官方记史,后又经过了孔子的删改,所以,它代表的只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想。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说:“《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异议的

。”假如真像顾颉刚先生所说,尧舜出现在禹之后,哪里还会有什么“禅让”呢?历史学家童书业在《“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尧舜禅让说,经墨家的鼓吹,渐渐成熟,流入了儒家的学说中,儒家本来是富于整齐增饰故事的本领的,他们即漆出舜禹禅让的故事来,于是尧、舜、禹成为禅让故事中的三尊偶像。”但两位史学大家的观点能否立得住,我们却很难断言,因为,据考古学家介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唐虞之道》上,开篇即有“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即禅位而不传子)一句,又令“禅让”之事到底有没有,生出了新的疑问。

在此,我们且不去讨论“禅让”的真假,先来看看上古时候帝王的待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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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社会里,坐上王位并不是什么很享受的事。他们不但享不着福,反倒要吃很多苦,甚至可以说是活受罪。据《韩非子▪五蠹》,尧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野菜粗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生活待遇连当时看大门的奴仆都不如。这里所谓的“麑裘”,并非今天市面上卖的裘皮大衣,而是弄一张兽皮直接裹在身上。虽说这也是“皮毛一体”,但既谈不上美观,更说不上高档,仅可御寒而已。夏天所穿的“葛衣”,也比不得今日的棉麻,不过是把葛类植物的茎扒下皮来,编制成一件短衣,凉快也许凉快,但其粗糙的程度,即便是今天偏爱“屌丝装”的人,大概也不会去穿。因为这种所谓的衣服,仅能“揜(通“掩”)形御寒”,根本就与华贵、时尚一类的概念无关。待遇低,工作却很劳累。就以禹为例。他在位时,天下洪水涛涛,他每天要拿着锄锹,率领百姓干活,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韩非是这样形容他的:“股无胈,胫不生毛”(大腿无肉,小腿汗毛都磨掉了),即便是当时最苦的劳役也比当他这样的帝王强。由此,韩非生出感慨说:“以是言之,夫古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在他看来,就算君主肯于让权,那也不过是去掉像看大门一样的待遇、脱离奴隶一样的劳苦,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接着,他笔锋一转,继而写道:“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世代乘车不徒步),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这个人,虽然说话口吃,不善交谈,但他这支笔却十分辛辣,把“古之天子”与“今之县令”相对比,一个“轻辞”,一个“难去”,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个人利益的多寡:古之天子无利可图,而今之县令“累世絜驾”,读起来真的让人振聋发聩。

据查,县令这种官职的出现,虽然没有尧舜那么久远,但此一官职的设立,也还是比较早的。据史学家考证,“县令”之谓,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晋国,而在鲁国,则叫“县人”,楚国叫“县尹”。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之后,掌管万户以上县邑的官,才叫作县令,掌管万户以下的,则叫“县长”。县令一般需由中央政府勅封,虽工作在地方,但权力比较大,威势也不小,并且财源广进,岂是随便就可以让予他人的?

“禅让”是政权正常交接还是宫廷政变?看看韩非子怎么说

历史上倒的确出现过几个辞去县令官职的人,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郑板桥。他们之所以辞官不做,倒不是因为州官县曹历来就被视为“风尘小吏”,与紫绶金章云泥区隔,便嫌位卑官小,不是,完全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辞官,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恶劣,政治黑暗,庸官循吏之间又相互倾轧,彼此勾心斗角,行于公门之中的“潜规则”,让人不胜其烦。而陶渊明、郑板桥一类人,却早生就了一副傲骨,又加上心有良知明识,让他们也跟着去同流合污,是万万不肯的,因此,只好一走了之。一介县令,当然也无需“禅让”,于是袖子一甩,挂印走人了。辞官不做,郑板桥的日子倒还好过,他可以卖卖字,卖卖画,活得蛮滋润。据说,他将《板桥笔榜》帖于门上,公布他书画的价码:“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而且作为书生,他商品意识浓厚,并不避讳谈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见齐鲁书社《郑板桥全集》1985年版243页)而陶渊明的处境则完全不同,可谓穷困潦倒。他在《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但虽然屡屡断炊,冬天的葛衣也不能御寒,他却依然不改初衷,“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和郑板桥两个人,陶渊明辞官是隐退于田园,而郑板桥则进入了市场,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更加崇敬陶潜的原因。

由此可见,他们辞去县令不做,比尧舜更加了不起,因为他们所丢弃的,并不是“监门之养”,也不是“臣虏之劳”,而是可以“子孙累世絜驾”的许许多多的切身利益。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听闻“今之县令”辞官不做的消息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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