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第、杨锐、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段历史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作为杨锐的同年、刘光第曾经的同事，原刑部主事唐烜在日记中留下了一些颇具价值的记载，对解开当年的一些历史真相颇有帮助。
譬如，史学界一直争论的梁启超是否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在唐烜的日记中即找到了答案。
据唐烜日记在八月二十五日（10月10日）的记载：
“……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
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相传谭某与林旭最为康逆所重，预谋为亟，想非谬也。”
在这则日记中，唐烜只是说谭诗从同僚朱某处得到，但究竟是何人抄来，却并未交代。
数年后，唐烜在《戊戌纪事八十韵》中有这样一句，“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
如此看来，谭嗣同绝命诗系狱卒抄来，刑部司员因职务便利而先睹为快。类似的抄诗记载，唐烜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9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是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杨素工诗，其稿已刊。
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始奉即行正法之旨，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也。”
在日记中，唐烜并未录下杨深秀之绝命诗，不过当年十二月初一日，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中首先刊布杨诗（获得渠道不明），其中：
有“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长鲸跋浪足凭陵，靖海奇谋愧未能”；“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等句。
不过，唐烜对杨深秀的绝命诗似乎并不以为然，其在当天日记中评论说：
“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非本事诗也。文人文过，自古已然。
如范蔚宗临刑犹有‘庶几夏侯色’之句，岂非大言不惭乎？狂瞽迷罔，抵死不悟，而欲强附远托，龙比近附，杨、左能取信于天下后世哉？”
唐烜日记中说的“范蔚宗”即南朝刘宋年间的史学家、著有《后汉书》的范晔，其因参与孔熙先、彭城王刘义康的政变阴谋而被处斩，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
由此可见，唐烜对康党中人成见极深。
事实上，在六君子被捕之后、被杀之前，唐烜即根据自己的了解在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日记中记述了他对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三人的印象：
杨深秀，“先为刑部员外郎，去冬始转御史”，后与宋伯鲁党附康有为，往来甚秘密，之前曾被文悌奏参，“近闻其上封事廿余首，力主变法。”
杨锐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同年，且同为国史馆协修、浙江张嘉禄门下，“询为山右才子，素讲汉学，著述颇多，惟性情迂执，与朋友多落落寡合，不知何以阑入康党，殊所不解。”
刘光第为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与自己同在刑部任职，主广西司，“性尤孤僻，每入署辄不上堂，谈及公事，亦颇谙悉。印稿拉之同往终不肯，自以随行逐队谒上司为耻。”
此外，唐烜还记载称，杨锐与刘光第“皆四川人，素交好”，且两人都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
由此可见，唐烜虽然是杨锐的同年、刘光第曾经的同僚，但对六君子的评价并不高。当然，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京官群体对变法的一个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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