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档案记载，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刑场自1947年8月12日至1948年9月9日，共处决了14名日本战犯，伊达顺之助系最后一名被处决者
徐家俊
监狱史学者
1948年9月9日上午，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偕同一拨人员到提篮桥监狱提押一个日本战犯，并对其执行枪决。该日本战犯年近60岁，是一位“中国通”，操着流利的中国话。他身体修长，身穿草绿色军服，戴玳瑁眼镜，头发花白，皮肤黑灰，大眼大耳，大鼻大嘴，还有一颗大虎牙。
在临刑的法坛前，他依旧把自己打扮的文质彬彬,在遗书中还写上“中日亲善”“一衣带水”等动听的词语。他还向检察官索讨纸烟，甚至又提出要喝酒的要求，并引经据典，称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犯人在法场上，临刑前有饮酒饱餐的习俗。检察官不再容他拖延时间，令法警将其押抵刑场执行枪决。
这个在提篮桥刑场上最后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日本战犯，名叫伊达顺之助，生于1892年，日本东京都人，是丰臣秀吉时代名将伊达政宗的后代。该人从小品行恶劣，常常惹是生非，为此频繁转学。他17岁的时候，因琐事与一位学友发生争吵，拔枪将其打死，因此被判刑。由于伊达家族的包庇，他被改判缓刑而出狱，并前往朝鲜谋业。
成年后的伊达顺之助同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日本的法西斯理论鼓吹者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勾结，干起了侵略中国的勾当。1921年，伊达顺之助经人举荐出任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领少将军衔，负责训练精干士兵。次年伊达顺之助去了山东，与“狗肉将军”张宗昌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混了个顾问的头衔，他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张宗援”。令人耻笑的是，他竟打算拜小自己17岁的张宗昌为干爹，后来因张宗昌的母亲感到这种称呼不妥，两人才改为兄弟相称。
伊达顺之助与张宗昌，狼狈为奸，拉起一支伪军。这支军队后来频繁与东北抗联作战，危害抗日将士及平民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伊达顺之助密赴辽宁安东(今丹东)，勾结当地的民族败类、社会渣滓，组织各种军事和政治活动。同时，他又耍起笔杆，与人合写了《支那事情》《对中国施策之大观》《支那紧张处理大纲》等各种小册子，这些书籍中谈的都是如何利用和挑唆各种地方势力、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华治华的权谋权术、阴谋诡计。
1932年4月，伊达顺之助自任东北安(东)、奉(天)地区副司令，下面编了3个步兵营及骑兵连、机枪连、击炮连、山炮连、大刀队各一个。放纵唆使日本宪兵及其所辖队伍在安东八道沟捕杀中国人。
有一年夏天，伊达顺之助到天津日租界的亚细亚会馆吃喝玩乐，还霸占了一名原籍东北的女子。在酒席上，伊达顺之助旁若无人地对她狎侮猥亵。在酒饱饭足后，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枪法，把一名女子拉到墙壁前，吩咐随从取来一只苹果，放在其头上，要当众表演“枪打美人”的绝技。伊达顺之助的惊人举动引来饭店许多人的围观。
伊达顺之助坐在距离墙壁6米左右的椅子上，端起手枪，“啪”的一声，女子头上的苹果落地，人也随之倒下，鲜血直流。饭厅里乱成一片。伊达顺之助抽着冷气，他并非惋惜女子的生命，而是诅丧自己的枪技当场出丑。事后，他被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扣留审查，警察装模作样询问一番，草草作了笔录，就放人结案。
1932年9月，伊达顺之助的把兄弟张宗昌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的济南车站后，伊达顺之助带着伪军到张宗昌的家乡——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特地大张旗鼓地祭奠了一番，以寄托他的所谓思念之情。
从1932年到1937年，伊达顺之助从东北到华北，特别是冀东一带，大肆进行骚扰活动，制造政治动荡，为日本侵略者找寻借口，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扶植汉奸傀儡政权。他还收罗地方势力，强征民工，组织伪山东自治联军，为敌寇侵犯山东地区之黑先锋。伊达顺之助有时自称陆军中将、有时又称陆军上将，穿着与之相应的军服，只是肩章与真正的日军中将、上将略有点区别。
伊达顺之助还在华北地区实施各种活动，推行其谋略。日本关东军主使伪满军入关后，第三混成旅旅长同伊达顺之助率领一部分伪满军，编成“满洲国”派遣军，潜入山东东部，配合日军主力控制地方。伊达顺之助后来继续率部活动于掖县、招远、黄县一带，残害中国军民。伊达顺之助后在山东任伪自治联军司令及伪国民自卫军司令，鱼肉人民，屠杀无辜，残害中国百姓。1939年年初，该部占领掖县后，制造的惨案更是令人发指。
后来，伊达顺之助的部队在抗日武装力量的一再打击下，逐渐解体，内部也发生分解，没有军事实力的伊达顺之助渐渐失去日本军事当局的信任。伊达顺之助解职后，投奔正在青岛担任海军司令官的堂弟桑折英三郎子爵，并从海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个海军高级顾问的身份，从事着他特务的老本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1月17日，伊达顺之助被青岛军警逮捕，关押在青岛监狱。可能伊达顺之助在山东还有一定的情报资源，一度又被国民党某部门收容，经中统局批准，调往山东省鲁东区情报室留用。不过好景不长，在被榨干有用的价值后，伊达顺之助最后还是作为战犯被辗转押解到上海。
1947年12月29日，上海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战犯伊达顺之助，钱记生律师为其辩护。经过法庭的多次审讯，掌握其确凿罪行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亲自审理，军事法庭以“计划阴谋对中国之侵略战争、纵容部署连续屠杀我无辜平民、强迫非军人从事有关敌人军事行动之工作”三项罪名，对伊达顺之助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1948年9月9日上午，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施泳，偕同书记官郭镇寰、翻译官王仁明，率一班武装人员到提篮桥监狱提押伊达顺之助。12时，由中国军警对其执行枪决，尸体由普善山庄收埋。
据档案记载，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刑场自1947年8月12日至1948年9月9日，共处决了14名日本战犯，伊达顺之助系最后一名被处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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