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來生平全紀錄》，作者：江明武，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從1966年6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波及面之廣，打擊面之寬，鬥爭方式之殘酷，時間之長久，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罕見的。“文革”初期，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動、蠱惑而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像洶湧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一大批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在“左”傾錯誤指導下，棄黨的領導、黨的政策於一旁，橫行無忌地亂揪、亂鬥、亂抄、亂抓。大批黨外朋友被捲入了這場災難的旋渦。
周總理
1966年8月12日夜間，北京大學經濟系紅衛兵大約30人闖入原人大常委、政協常委章士釗的住宅。他們手持“紅寶書”向章老全家宣讀毛主席語錄，旋即，開始了一場所謂的“革命行動”。在查抄過程中，直至發現了毛澤東與章士釗的合影及寫給章士釗的信札後，情勢才稍稍緩和。章士釗在這場驚嚇之後，立即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紅衛兵來抄家的粗暴情景，懇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30日，毛澤東收到這封信。閱後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毛澤東8月30日
當天，章士釗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送到了周恩來手中，他嚴厲地批評了有關人員，並對章士釗採取了三條保護措施：一、把抄走的東西送還章士釗；二、派警衛部隊的兩位同志到章士釗家，勸阻再來抄家的紅衛兵；三、將章士釗秘密送到301醫院給以保護。同時，周恩來想到了與章士釗處境相同的大批黨內外幹部和統戰朋友，對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就在30日這天，周恩來親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這張名單首先提到了13位高級民主人士，他們是：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子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和李宗仁。同時，也包括了國務院、人大常委會、政協等首腦機關的主要領導幹部。
圍繞著對這批高級民主人士的保護工作，周恩來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和勇氣，開始了一場特殊的戰鬥。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就密切關注著民主人士的安危，他憑著多年革命鬥爭的經驗，有意識地做了一些工作。當時，正值酷暑時節，張治中等幾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療養，周恩來馬上想到他們若回到北京，可能會碰上紅衛兵抄家這種事。因此，他及時派中央統戰部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幾位老人打招呼，讓他們在思想上有所準備。這實際是保護性工作的開端。
毛澤東批示下達後，周恩來就更有把握地辦這些事了。他多次找有關人員商量具體辦法，根據被保護人的不同情況，對他們採取了多種形式的保護措施。
周恩來考慮到，這些人年事已高，體弱多病，性格倔強，不堪受辱，若在家中，萬一照顧不到，發生意外，會給黨帶來很壞的影響。因此，他委託可靠的同志去做說服工作，動員這些人暫時離家避一避；同時，通知301醫院準備接收這批人住院，對他們加以保護。在醫院裡，他派部隊的同志做警衛，安排醫務人員照顧他們的生活。為了防止紅衛兵追蹤而來，他特別囑咐要秘密護送。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到被保護人家中接人時，不告訴其家屬到什麼地方去，只允許一名秘書跟隨照顧，並要求被保護人改用假名字。對張治中、程潛、章士釗、李宗仁都採取了這種保護辦法；對郭沫若亦採取相同措施護送到外地，直至形勢好轉才將他們送回家中。
對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離家的人，周恩來改換方式加以保護。他派解放軍戰士或公安人員身著便裝，臂戴紅袖章，到被保護人家中勸阻前來抄家的紅衛兵。同時，與當地派出所和所在機關的同志取得聯繫，請他們予以協助。對傅作義、邵力子、蔡廷鍇、蔣光鼐、沙千里等都採取了這種保護措施。
此外，周恩來還著重抓了對宋慶齡的保護工作。建國以後，宋慶齡同志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每年只有9月回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在北京住宅短住1個時期。“文革”之初，林、江反革命集團在上海興風作浪，形勢特別亂，周恩來認為宋慶齡在上海不安全，因此，非常懇切地勸她住到北京來。為確保宋的安全，周恩來指示楊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項工作，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三方面協同警衛。他還親自找紅衛兵談話，做說服、教育工作，平息了上海、北京兩地衝擊宋宅的風波。
在周恩來關懷、保護下，這13位高級民主人士安全度過了紅衛兵運動的高潮。
但是，在那動亂的歲月中，這些民主人士有誰能在家或醫院“靜心養病”呢？社會上、家庭中、朋友裡發生的一樁樁、一件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和變化莫測的現象，使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日緘口不語，積鬱成疾，懷著苦悶的心情離開了人世，有的人連一句遺言都未留下。周恩來將這一切看在眼裡，掛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並沒有停留在安全保護上，而是從各方面關懷他們。他不僅邀請他們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在政治上給以信任；在他們病時積極組織力量治療和搶救；在他們去世後妥善處理後事，並且對他們的遺屬關懷備至。這就使黨的溫暖浸透了他們每1個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對傅作義先生及夫人的關懷。
1973年，傅作義病情嚴重，周恩來親自勸他住進醫院。為讓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療，周恩來請他以個人名義邀請商震回國；安排他會見美籍教授、專欄作家趙浩生等。通過這些，使他精神振奮起來，更加感到應該多做一些工作來報答黨的關懷。
1974年初，傅作義病情惡化，周恩來指示衛生部組織醫療小組搶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詢問傅的病情，商量醫療方案。在決定為傅做腹部開刀插管術時，他叮囑醫生一定要仔細，不要引起感染。這一時期，正是周恩來處境最困難的時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體十分衰弱。但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顧自己。4月，傅病情轉危，他聞訊立即趕到醫院。在病床前，他拉著傅的手親切地說：傅先生，毛主席說，你對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顛倒的年月裡，在即將辭世的老人的心靈中，有什麼比得到這樣公正的評價更為寶貴呢？傅眼含淚花，點點頭，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傅去世後，周恩來拖著病體主持了追悼會。會後，鄧大姐代表周恩來看望了處於極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劉芸生。周恩來不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決了生活費和住房問題，並且在政治上關心她。1974年9月，周恩來在病臥在床的情況下，親自給中央寫信，提請傅作義等四位起義將領的夫人參加國慶招待會，在國內外很有影響。
在保護民主人士的過程中，周恩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林、江反革命集團瘋狂迫害民主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通過整倒一批民主人士來獲取打倒一批老幹部的口實。張治中與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的牽連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初期，林、江反革命集團唆使紅衛兵多次到張治中家查抄，逼他交待“反動歷史”。在周恩來干預下，張治中受到了保護。因為有毛澤東的批示，他們不好公開找“岔子”了，但其陰謀活動始終沒有停止。1967年初，全國開始了“揪叛徒”的妖風，其中有一例駭人聽聞的冤案，就是“新疆叛徒集團案”。江青、康生硬說這批同志是勾結張治中，隱瞞歷史回到延安潛伏下來為國民黨做事的。為了找到“證據”，他們繼續在張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們就追查張治中秘書。
事情的真相是什麼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黨在新疆與盛世才建立了統戰關係，陸續派了一批幹部到新疆工作。1942年，在國民黨反共高潮影響下，盛世才投靠蔣介石，逮捕、關押了我黨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1945年，國共兩黨達成《雙十協定》，其中有一條是釋放政治犯。協定簽訂不久，張治中被蔣介石派往新疆解決三區的暴動問題。根據中央決定，周恩來在張治中離渝前夕，親自到上清寺張公館，請他依協定精神釋放在新疆的這批同志。張治中欣然答應。到新疆後，在屈武協助下，這批同志不僅獲釋，而且在張治中派人護送下安全回到延安。為此，朱德曾寫信給張治中表示感謝。
對林、江反革命集團這種無視歷史真相的做法，周恩來非常氣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這批同志出獄是黨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張要求，由張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時，他多次列舉張治中三上延安的歷史，說明張治中與我黨團結合作的關係。
周恩來在林、江反革命集團煽動極“左”思潮的瘋狂歲月中，能排除各種阻力，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並且能在極度混亂中為民主人士排憂解難，是與他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也必然堅持統一戰線這一原則分不開的。周恩來認為：我們與黨外朋友既然過去一道共事，現在進行建設，就應該繼續團結下去，社會主義建設搞成以後，將來一同進入共產主義。“文革”中，他堅持這一認識，他在多次談到要保護這些人的原因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這種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觀點是周恩來提出保護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礎。
周恩來認為，黨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聯繫或影響一定的階級、階層和群眾，通過同他們的合作，可以團結一大批人促進我們革命事業的發展。因此，解放後，他多次講過統一戰線工作不但不能停下來，而且要有新的發展。
周恩來在“文革”中堅持了“統一戰線還要繼續搞下去”，“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講：使許多朋友理解和原諒了我們的許多失誤，增強了對我們黨的同情和信念。今天，當我們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護的朋友和他們身後一大批人活躍在社會主義建設和對臺工作的舞臺上時，心中不禁升起對周恩來的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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