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芪，性温，味微甘。
能补气，兼能升气，善治胸中大气（即宗气，为肺叶辟之原动力）下陷。
《神农本草经》谓主大风者，以其与发表药同用，能祛外风，与养阴清热药同用，更能熄内风也。谓主痈疽、久败疮者，以其补益之力能生肌肉，其溃脓自排出也。
表虚自汗者，可用之以固外表气虚。
小便不利而肿胀者，可用之以利小便。
妇女气虚下陷而崩带者，可用之以固崩带。
为其补气之功最优，故推为补药之长，而名之曰耆也。
案1
沧州董氏女，年二十余。胸胁满闷，心中怔忡，动则自汗，其脉沉迟微弱，右部尤甚，为其脉迟，疑是心肺阳虚，询之不觉寒凉，知其为胸中大气下陷也。其家适有预购黄芪一包，俾用一两煎汤服之。
其族兄某在座，其人颇知医学，疑药不对证，愚曰：“勿多疑，倘有差错，余职其咎。”服后，果诸病皆愈。
其族兄疑而问曰：“《神农本草经》黄芪原主大风，有透表之力，生用则透表之力益大，与自汗证不宜，其性升而能补，有膨胀之力，与满闷证不宜，今单用生黄芪两许，而两证皆愈，并心中怔忡亦愈，其义何居？”
答曰：“黄芪诚有透表之力，气虚不能逐邪外出者，用于发表药中，即能得汗，若其阳强阴虚者，误用之则大汗如雨不可遏抑。惟胸中大气下陷，致外卫之气无所统摄而自汗者，投以黄芪则其效如神。至于证兼满闷而亦用之者，确知其为大气下陷，呼吸不利而作闷，非气郁而作闷也。至于心与肺同悬胸中，皆大气之所包举，大气升则心有所依，故怔忡自止也。”继加桔梗二钱，知母三钱，又服两剂以善其后。
案2
一妇人产后四五日，大汗淋漓，数日不止，形势危急，气息奄奄，其脉微弱欲无，问其短气乎？心中怔忡且发热乎？病人不能言而颔之。知其大气下陷，不能吸摄卫气，而产后阴分暴虚，又不能维系阳分，故其汗若斯之脱出也。
遂用生黄芪六钱，玄参一两，净萸肉、生杭芍各五钱，桔梗二钱，一剂汗减，至三剂诸病皆愈。从前五六日未大便，至此大便亦通下。
案3
邑王氏女，年二十余，心中寒凉，饮食减少，延医服药，年余无效，且益羸瘦。后愚诊视，其左脉微弱不起，断为肝虚证。
其父知医，疑而问曰：“向延医诊治，皆言脾胃虚弱，相火衰损，故所用之方皆健脾养胃，补助相火，曾未有言及肝虚者，先生独言肝虚，但因左脉之微弱乎？抑别有所见而云然乎？”
答曰：“肝脏之位置虽居于右，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左，试问病人，其左半身必觉有不及右半身处，是其明征也。”
询之，果觉坐时左半身下坠，卧时不敢向左侧，其父方信愚言，求为疏方。
遂用生黄芪八钱，柴胡、川芎各一钱，干姜三钱，煎汤饮下，须臾左侧即可安卧，又服数剂，诸病皆愈。
惟素有带证尚未除，又于原方加牡蛎数钱，服数剂带证亦愈。其父复疑而问曰：“黄芪为补肺脾之药，今先生用以补肝，竟能随手奏效，其义何居？”
答曰：“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达，黄芪之性温而上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愚自临证以来，凡遇肝气虚弱不能条达，用一切补肝之药皆不效，重用黄芪为主，而少佐以理气之品，服之复杯即见效验，彼谓肝虚无补法者，原非见道之言也。”
《神农本草经》谓黄芪主大风者，诚有其效（参阅“论肢体痿废之原因及治法”中傅某妻治案）。
《神农本草经》谓黄芪主久败疮，亦有奇效。
案4
奉天张某，年三十余。因受时气之毒，医者不善为之清解，转引毒下行，自脐下皆肿，继又溃烂，睾丸露出，少腹出孔五处，小便时五孔皆出尿。为疏方：生黄芪、花粉各一两，乳香、没药、银花、甘草各三钱，煎汤连服二十余剂。溃烂之处，皆生肌排脓出外，结疤而愈，始终亦未用外敷生肌之药。
黄芪之性，又善利小便。
黄芪不但能补气，用之得当，又能滋阴。
案5
本村张媪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煎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踌躇再四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芪六钱，知母八钱，煎汤服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盖虚劳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上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而生水之功益普也。至数剂后，又加丹参、当归者，因血痹虚劳，《金匮》合为一门，治虚劳者当防其血有痹而不行之处，故加丹参、当归以流行之也。
黄芪之性，又善治肢体痿废，然须细审其脉之强弱，其脉之甚弱而痿废者，西人所谓脑贫血证也。
盖人之肢体运动虽脑髓神经司之，而其所以能司肢体运动者，实赖上注之血以涵养之。其脉弱者，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助血上升以养其脑髓神经，遂致脑髓神经失其所司，《内经》所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也。
拙拟有加味补血汤、干颓汤，方中皆重用黄芪。凡脉弱无力而痿废者，多服皆能奏效。
若其脉强有力而痿废者，西人所谓脑充血证，又因上升之血过多，排挤其脑髓神经，俾失所司，《内经》所谓“血菀（同郁）于上，为薄厥”也。如此等证，初起最忌黄芪，误用之即凶危立见。迨至用镇坠收敛之品，若拙拟之镇肝熄风汤、建瓴汤治之。
其脉柔和而其痿废仍不愈者，亦可少用黄芪助活血之品以通经络，若服药后，其脉又见有力，又必须仍辅以镇坠之品，若拙拟之起痿汤，黄芪与赭石、虫诸药并用也。
黄芪升补之力，尤善治流产、崩带。
案6
西傅家庄王某妻，初次受妊，五月，滑下二次，受妊至六七月时，觉下坠见血。求为治疗，急投以生黄芪、生地黄各二两，白术、净萸肉、煅龙骨、煅牡蛎各一两，煎汤一大碗顿服之，胎气遂安，又将药减半，再服一剂以善其后。至期举一男，强壮无恙。
案7
沈阳朱某，黎明时来院扣门，言其妻因行经下血不止，精神昏愦，气息若无。急往诊视，六脉不全仿佛微动，急用生黄芪、野台参、净萸肉各一两，煅龙骨、煅牡蛎各八钱，煎汤灌下，血止强半，精神见复，过数点钟将药剂减半，又加生怀山药一两，煎服全愈。
案7
邑刘氏妇，年二十余，身体羸弱，心中常觉寒凉，下白带甚剧，屡治不效，脉甚细弱，左部尤甚。投以生黄芪、生牡蛎各八钱，干姜、白术、当归各四钱，甘草二钱，数剂全愈。
盖此证因肝气太虚，肝中所寄之相火亦虚，因而气化下陷，湿寒下注而为白带。故重用黄芪以补肝气，干姜以助相火，白术扶土以胜湿，牡蛎收涩以固下，更加以当归之温滑，与黄芪并用，则气血双补，且不至有收涩太过之弊（在下者引而竭之），甘草之甘缓，与干姜并用，则热力绵长，又不至有过热僭上之患，所以服之有捷效也。
炉心有轻气，人腹中亦有轻气，黄芪能引轻气上达于肺，与吸入之养气相合而化水，又能鼓胃中津液上行，又能统摄下焦气化，不使小便频数，故能治消渴。玉液汤、滋膵饮，皆治消渴之方，原皆重用黄芪。
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若丸散剂中宜熟用者，蜜炙可也。若用治疮疡，虽作丸散，亦不宜炙用。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曾详言之。至于生用发汗、熟用止汗之说，尤为荒唐。盖因气分虚陷而出汗者，服之即可止汗，因阳强阴虚而出汗者，服之转大汗汪洋。若气虚不能逐邪外出者，与发表药同服，亦能出汗。是知其止汗与发汗不在生、熟，亦视用之者何如耳！
石膏通便
石膏为清热要药，张氏不但屡申其可以发汗，并说“其凉而重坠之性善通大便”。据其经验：治大便之因热燥结而不通者，“或单用石膏细末，或少佐以赭石细末，莫不随手奏效。”
张氏鉴时医宗又可（吴又可）法，用承气失当，每致偾事之弊，主张采用变通之下法，即白虎加人参汤，将石膏不入汤中，而以所煎之汤将石膏送服。吴又可等医家大都认为诸承气汤之通便作用主要在大黄，唯独张氏所创之白虎承气、镇逆承气诸方都不用大黄而用石膏来通便，这一经验，允推独步。
张氏深有体会地说：“愚治寒温三十余年，得一避难就易之法。凡遇阳明应下证，亦先投以白虎汤一两剂。大便往往得通，病亦即先愈。”张氏曾治一人大便不通，先后“共服生石膏细末斤许，下燥粪近百余枚，病始霍然痊愈”。
熟地止泻
地黄为养阴补肾药，老人精血虚亏之便秘以及温病津液耗伤之便秘，均常取其泽枯养阴作用来通大便，而熟地用于止泻，则鲜为人知。
张氏受张景岳、赵养葵、冯楚瞻诸家学说影响较深，不但治温病屡用熟地，并“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
张氏经验：“凡下焦虚损，大便滑泻，服它药不效者，单服熟地即可止泻。然须日用四五两，煎浓汤服之亦不作闷（熟地少用则作闷，多用转不闷），少用则无效。”
张氏以大量熟地止泻，这一经验是来之于实践，如他在癸巳秋治一女性温病患者，“势至危，将舁于外”、“其证昼夜泄泻，昏不知人，呼之不应，其脉数之七至，按之即无。”经予大量熟地，配合山药、白芍、甘草，煎后乘温灌之，“尽剂而愈”。类此例案，足证熟地止泻非向壁虚构之谈。熟地“少用则作闷，多用转不闷”之注，亦是医林之独见。
山萸发汗
山萸味酸，属收敛药，医多习用于止汗。唯张氏又有独识，他认为山萸不但敛汗可用，发汗亦可用，所以在治疗温病多日，外感重还太阳欲作汗，但因阴分太亏，汗不出者之温病遗方中，用地黄、山药、山萸肉等大剂养阴药，张氏曰：“盖萸肉之味至酸，原得木气最全，是以酸敛之中，大具条畅之性，《神农本草经》谓其逐寒湿痹是明征也。为其味酸敛也，故遇元气不能固摄者，用之又善出汗。”
笔者查《医学衷中参西录》及有关本草著作，未见单用山萸发汗的案例记载，感到此事乏证，而张氏是临床家，他说“肝虚不能疏泄者，用之又善出汗”，这一独见，值得进一步研究。
山药平喘
山药性味平和，补虚作用较好。一般认为，用于治病，配伍可以奏功，单行便不足以担大任。而张氏不但创制新方时常以之为主药（如珠玉二宝粥、沃雪汤等），并且常单方重剂，以之治重病、急症，这种用法，就山药来说，是较为特殊的，如以之治喘，便是一例。
一室女，“喘大作，脉散乱如水上浮麻，不分至数，此将脱之候也。取药不及，适有生山药两许，急煮汁饮之，喘稍定，脉稍敛，可容取药，方中仍重用山药而愈。”
“一妇人，产后十余日，大喘大汗，身热劳嗽。医者用黄芪、熟地、白芍等药，汗出愈多。后愚诊视，脉甚虚弱，数至七至，审证论脉，似在不治。俾其急用生山药六两，煮汁徐徐饮之，饮完添水重煎，一昼夜所饮之水，皆取于山药中，翌日又换山药六两，仍如此煮饮之。三日后诸病皆愈。”
“奉天关氏少妇，素有劳疾，因产后暴虚，喘嗽大作。治以此粥（即山药粥），日服二次，服至四五日，喘嗽皆愈。又服数日，其劳疾自此除根。”
上第一案“将脱”，是急症；第二案“似在不治”，是大病；第三案“素有劳疾”，是痼疾。张氏竟俱以单味山药取效。这一卓见，根植于实践，能启人思路，对于临证不乏指导意义。
生鸡金通经
鸡内金为消积健脾药，以之通经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用法。
张氏说：“鸡内金人皆用以消食，而消癥瘕亦甚有力。”
“夫能消癥瘕，即能通月信，此原一定之理，然未经临证实验，不敢但凭理想确定也。后来津，治杨氏女，因患瘰疬，过服寒凉开散之药，伤其脾胃，以致食后胀满，不能消化，重用温补脾胃之剂，加生鸡内金二钱，以运化药力。后服数剂来更方，言病甚见愈，唯初服此药之夜，经即通下，隔前经期未旬日耳。因其病已见愈，闻此言未尝注意，更方中仍有生鸡内金二钱。又服数剂，来求更方，言病已痊愈，唯一月之内，行经三次，后二次在服药之后。所来甚少，仍乞再为调治。愚恍悟此诚因用鸡内金之故。由此可确知鸡内金通经之力。因忆在奉时，曾治宋氏女，胃有瘀积作疼，方中重用生鸡内金，服数剂后，二便下血而愈。此固见鸡内金消瘀之力，实并见鸡内金通经之力也，总前后数案参观，鸡内金消瘀通经之力，洵兼擅其长矣，”准斯以观，“鸡内金生用，为通月信最要之药”这一认识，是张氏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
故其制治室女月闭血枯之资生通脉汤，即用本品通经，这种用法在其他方药书中未尝有见。
茅根透发郁热
茅根为止血利尿药，一般用于血证及小便不通，张氏则盛赞其能透发郁热，并以之为治疗温病伏热不能外达者之要药。综观古今温病家之药法，张氏此举，亦属特殊。
张氏说：“茅根能清热利小便，人所共知。至谓兼理气分之郁，诸家本草皆未言及。”他认为：“凡气之郁而不畅者，茅根皆能畅达之。”故凡温病，“以之作引，能使深入下陷之邪热上出外散消解无余也。”
基此认识，他治阳明久郁之邪热不退而阴亏者，主张用白虎加人参汤合茅根治疗。张氏在温病兼痧疹一案后说：“（茅根）凉散之力，能将脏腑经络间之毒热尽数排出，毒热清肃，烦躁自除矣。愚临证五十年，用白虎加人参汤不知凡几，约皆随手奏效，今此证两次用之无效。而竟以鲜白茅根收其功，此非愚所素知，乃因一时会晤后则屡次用之皆效，故特详之以为治温疹者开一法门也。”
温病最怕伤阴，滋阴又恐恋邪。“唯茅根既善滋阴，又善利水，且内清脏腑之热，外托肌表之邪”。这种认识和用法，均有其独到之处。
三棱、莪术理虚
三棱、莪术有破气败血之作用，故一般本草书都说气虚血虚者禁用，而张氏独喜用此两药理虚。
张氏认为：“虚劳者必血痹，而血痹之甚，又未有不虚劳者。并知治虚劳必先治血痹，治血痹即所以治虚劳也。”他说：“愚于破血药中，独喜用三棱、莪术者，诚以其既善破血，又善调气。补药剂中以为佐使，有瘀者瘀可消除，无瘀者亦可借其流通之力，以行补药之滞，而补药之力愈大也。”又说：“三棱、莪术与参、术、芪诸药并用，大能开胃进食，又愚所屡试屡效者也。”故其制治虚劳之十全育真汤，用此两味。
这不但对仲景用大黄䗪虫丸治五劳虚极羸瘦，是精深的阐发，亦于人们选择理虚用药，有拓扩视野之益。
人参、莱菔子同用
一般认为人参补气，莱菔子破气，一补一破，合用会互相抵消其作用，故凡服人参、地黄者，多忌莱菔子。但张氏认为莱菔子“乃化气之品，非破气之品，而医者多谓其能破气，不宜多服、久服，殊非确当之论。盖凡理气之药，单服久服，未有不伤气者，而莱菔子炒熟为末，每饭后移时服钱许，借以消食顺气，转不伤气，因其能多进饮食，气分自得其养也。若用以除满开郁，而以参、芪、术诸药佐之，虽多服、久服，亦何至伤气分乎。”所以他治温病兼气虚气郁一案，在用白虎汤清热的基础上，加人参“补其气分之虚，再加莱菔子更可理其气分之郁也”。
此外，张氏对其他一些药物也有特殊的用法，如用连翘发汗、蝉蜕化蛆（编者按：疑为积）、马钱子健胃、莱菔英解砒毒等，均罕见于其他方药书。
· 本文摘自《老医说医③——医林蜩鸣》，作者柴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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