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左宗棠淵源很深，他們也是湖南老鄉，年齡只差一歲。左宗棠自幼聰明，才華出眾，可惜中舉之後三次會試都不能中進士，因此無法以正常方式進入仕途。咸豐二年（1852）底，曾國藩墨絰出山到長沙辦團練之時，左宗棠正給當時的湖南巡撫張亮基當幕友。左宗棠以師爺身份，給曾國藩幫了很多忙。
曾國藩救了左宗棠的命
咸豐九年（1859），左宗棠因為在巡撫幕府中盛氣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燮，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如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曾國藩聞訊焦灼極切，全力以赴，託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在眾人的幫助下，左宗棠最終化解了此難。
左宗棠脫身以後，來到曾國藩大營。曾國藩保舉左宗棠，皇帝於是命左氏作為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曾國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軍五千人，屢立戰功。
咸豐十一年（1861），朝廷命曾國藩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事後，曾國藩決定將浙江軍務全盤交給左宗棠，讓他從此獨當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國藩的建議下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從此，舉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員系列。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廷更超擢他為閩浙總督。
應該說，左宗棠的一生事業，受曾國藩之提攜甚力。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後，兩個人的關係卻迅速惡化。
左宗棠背後捅了曾國藩一刀
天京陷落，曾國藩兄弟封侯。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鬧喜慶過去不久，曾國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惱之中。
原來，曾國荃午夜送來的那張捷報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經去世，他的兒子、十六歲的洪天貴福登基，被稱為“幼天王”。曾國荃在湘軍攻破外城後即回營大睡，未進行嚴密佈置，吉字營上上下下忙著搶劫各王府裡的金銀財寶，為此而放鬆了防守，讓李秀成等人護送著幼天王衝出城牆。曾國荃沒有掌握這個情況，他的判斷是天王府火勢猛烈，幼天王等應該已經死於火中。因此他第一時間貿然向曾國藩彙報說，幼天王在宮裡舉火自焚了。
曾國藩相信了弟弟，向朝廷彙報說：根據城內太平軍俘虜供稱，洪秀全已經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服毒而死（事實上並非服毒，曾國藩這樣說，只是為了凸顯洪秀全是死於湘軍攻城的壓力之下），埋在了偽王宮之中，他的兒子洪福瑱繼位。城破之後，幼主已經在宮中舉火自焚。等以後火熄，當挖出洪秀全的屍體，查到洪福瑱自焚的確切證據，再行上奏。
這樣來說，南京城內十萬太平軍皆被消滅。南京一役，圓滿成功。
但是不久之後，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幼天王已經遠走。曾國藩得知真相後，如同兜頭一瓢涼水。自古用兵，講究擒賊擒王斬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則太平軍殘部猶心有所繫，鎮壓太平天國自然不能算徹底成功，曾國荃血戰兩年得來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國藩只能盼佈防的湘軍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這樣，他也可以從容向朝廷彙報，措辭中極力迴旋，使他們兄弟不至於十分難堪。
讓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過湘軍在南京城外的層層佈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當時太平軍餘部中的堵王黃文金部。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軍將領不先稟告他，直接將此消息報告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張宏傑 《曾國藩傳》
左宗棠通過線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蹤跡。按常理，他應該及時把這個消息告訴曾國藩，讓曾國藩決定如何處置整個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來向朝廷彙報，他無論如何也應該先向曾氏兄弟通報一下情況。這樣於國家無損，而於私誼有益。事實上，在以前的軍務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這麼做的，只有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沒有這樣做。在獲得了幼天王的下落後，他立刻於七月初六日直接奏報朝廷：據金陵逃出來的難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廣德，被堵王黃文金接入湖州城。黃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國骨幹，又擁十萬殘部，本來就要戰鬥到最後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為號召，實在十分危險。其他太平軍殘部，有可能前來會合。
這道奏摺，不但有實情，還有誇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實，但是所謂他受到太平天國十萬殘部的熱烈歡迎，“拼命相持”，卻是誇大不實之詞。其實，洪秀全在天國覆亡之前已經人心喪盡，毫無政治經驗、與臣下素無交往的幼主更談不上什麼號召力。李世賢、汪海洋等殘餘將領對“迎駕”“護駕”根本不感興趣，不想給自己找一個空頭麻煩，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總是“趕不上”他們。堵王黃文金雖有“迎主”的舉動，其後卻對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見。由此可見，幼天王這條小泥鰍已經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們那樣大為緊張了。
左宗棠糾結一生的“科舉情結”和“瑜亮情結”
左宗棠誇大幼天王的影響力，意圖十分明顯，那就是要貶損曾氏兄弟的戰功。他告訴朝廷，幼天王遠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並且受到十萬殘部的熱烈歡迎，那麼太平天國各地殘部聯合起來，重新復興，並非沒有可能。看來鎮壓太平天國大業，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憑著這一半成功，騙得了封侯之賞。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達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萬萬沒想到素稱老實厚道的曾國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於是降下嚴旨，切責曾國藩。這道諭旨語氣空前嚴厲，不僅指責曾國藩以前的奏摺“茫無實據”“全不可靠”，而且要嚴懲曾國藩的部下，“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不要說慈禧主政以來，對曾國藩一直是客客氣氣，就是對曾國藩不太感冒的咸豐皇帝，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重話。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擊，聲譽也大大跌落。
推動左宗棠做出這個舉動的，是糾纏了他一生的“科舉情結”和“瑜亮情結”。
雖然一生多次得到曾國藩的幫助，但是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一直不高。當初曾國藩以二品大員身份到長沙“幫辦團練”，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師爺身份與他初次接談，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
後來雖然曾國藩創建湘軍，在兩湖接連取勝，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國藩。他在與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中提到曾國藩時經常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
左宗棠看不起曾國藩，有一個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是天縱之才，以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發達，不料連年落第，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曾國藩中進士，點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華橫溢，卻進身無門，只好充當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地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
除了“科舉情結”外，左宗棠內心還深藏著“瑜亮情結”。左宗棠平生以諸葛自命。每與友人書，自署‘老亮’，以漢武侯自比。繼又言：‘今亮或勝於古亮。’”每提起曾氏，他心中總會湧起一股難言的怨氣。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在舞臺當中佔據了本來應該屬於他的“主角”位置。曾國藩正是直接阻礙他成為“今亮”的罪魁禍首。以主帥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國，這就是曾國藩對不起他左宗棠之處。
左宗棠晚年，曾經為一幅叫《銅官感舊圖》的畫作序。銅官就是曾國藩靖港之敗後自投湘江之處，《銅官感舊圖》畫的就是曾國藩當年自殺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這樣一句：曾國藩那次投水沒死，當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說他死了，天下就沒救了，也不是那麼回事兒。
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於當時，那麼，“蕩平東南，誅巢馘讓”的應該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這出大戲由他來導演，一定會比曾國藩導得精彩許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他多次在與朋友的通信中認為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清廷的如意算盤
曾國藩是寬厚之人，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左宗棠在曾國藩的推薦下擔任巡撫，已經屬於破格超升。而僅僅一年時間，並無特殊建樹，朝廷又擢升他為閩浙總督，居然與曾國藩平起平坐。
這個決定的背後隱藏著清廷極為深刻的用心。他們怕曾國藩尾大不掉，使左氏與曾分庭抗禮，就是為了分裂湘軍，牽制“兵權過重”的曾國藩，達到分湘系集團而治之的目的。
這一策略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國藩獲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心裡非常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當時之人品評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為序，大家認為這是左宗棠的榮耀，左宗棠對此卻相當不以為然。
所以，獲知幼天王的下落後，他想也沒想，憑著條件反射式的本能反應，第一時間做出這個舉動。
如果僅關乎個人名譽，曾國藩可能會坦承自己調查不周，引咎自責。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別是兄弟曾國荃，他無法讓步。特別是左宗棠奏摺中的蓄意誣陷，更讓他氣憤難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臉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到如此地步。
曾國藩輕易不會攻擊別人，但一旦出手，那鋒芒也是常人難敵。他在回奏中說，當時全軍都忙於戰鬥，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責任。接下來，他反戈一擊，揭出左宗棠當年的一樁老底：原來，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陷杭州後，曾有數萬太平軍逃出，左宗棠卻彙報成只有數千人。這事曾國藩早就心知肚明，卻一直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為撒手鐧拋了出來。
左宗棠沒想到曾國藩會來這一手。事情鬧到這一步，左宗棠已經騎虎難下，況且他本是好辯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馬上再次上奏，絞盡腦汁進行反駁。雙方你來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讓他們互揭老底，自相殘殺，本來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計，中樞看到這些奏摺，心中暗喜。但是現在畢竟敵人沒有徹底被“剿”滅，還不到烹走狗之時，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謂左宗棠）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體，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雖沒有過多地指責曾國藩，卻大大地表揚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稱左宗棠“為一代名臣”，其貶低曾國藩抬高左宗棠之意顯然。
這年九月，清軍終於在江西擒獲幼天王，從事實上證明了左勝曾敗，曾國藩更陷於難言的尷尬。雙方徹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國藩去世，兩人之間再沒任何私下交往。
處理人際關係：就事論事
左宗棠如此對待曾國藩，可謂恩將仇報，實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實左宗棠一生於朋友之道不屑於用心講求，先後絕交的朋友不止曾國藩一人。他和郭燾嵩、李鴻章、沈葆楨也無不鬧翻。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人際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國藩一生朋友如雲，且其所深交，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曾國藩一生功業，半受朋友之助。他事業的成功，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善於用人的成功。反過來說，他更善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朋友提攜報答，不遺餘力。
失和之後，曾國藩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左氏一句壞話，私下裡也不怎麼對人談論他與左氏的是非短長，真的做到了“相忘於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對曾國藩的評論。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曾左失和之後，左宗棠每見一人，都要談他與曾國藩關係的來龍去脈。每談此事，則必“大罵”曾國藩。
曾國藩的部下薛福成就這樣記載說：左宗棠每次接見部下時，有一個保留節目，就是罵曾國藩。然而，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國藩的部下，因此聽了都很不高興，出來後都說，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們的私事，老跟我們說個什麼勁兒呢？何況聽來聽去，你也沒什麼理，聽得我們耳朵都長了繭了。
同治五年（1866），郭嵩燾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也驗證了薛福成的這一說法。
郭嵩燾對曾國藩彙報說：吳士邁（號退庵）在左宗棠營中吃了兩頓飯，都和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沒有一頓飯不提你的，動不動就破口大罵。
面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曾國藩採取瞭如下對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避免火上澆油，反而鼓勵他們儘量與左宗棠搞好關係。囑咐自己的兒子，不要因此與左宗棠、沈葆楨等人交惡。
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不予回答。
曾國藩收到郭嵩燾的信後，並不生氣，蓋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復郭氏信中委婉地說：我早就聽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然而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但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有告訴我別人罵我的事，我只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曾國藩的回信不溫不火，你可以說他達觀，可以說他淡然，也可以說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誠終能白於天下，不必浪費精力與左宗棠爭無謂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捻軍。後又因為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盪不安，左宗棠繼續西征。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國，他只是曾國藩的配角，這次西征他卻成了主角。雖然頭髮已白，他卻豪情萬丈，決心傾情出演。
然而這次出征面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籌餉。因為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區，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對朝廷聲明，這次戰爭“籌餉”重於指揮戰鬥。他在信中甚至這樣說：仰仗各省提供的軍餉，如同嬰兒仰仗乳汁一樣，一旦停了，命就沒了。
這樣，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可避免地又要打起交道。因為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
晚清督、撫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政治運作影響極為重大。事實上，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只有少數與左宗棠個人關係好的省份盡力供應，而那些與左宗棠個人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光緒朝東華錄》概括西征之餉的落實情況說：“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當左宗棠聽說曾國藩回任兩江後，第一反應是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功：“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發現自己判斷錯了。其後，曾國藩分內的那份軍餉就源源不斷，穩定而可靠地輸送而來，不但足額而且及時。這讓左宗棠大為意外。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國藩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松山交給左宗棠使用。劉松山屢立巨功，對左宗棠幫助極大。
曾左晚年這最後一次交集，確實頭一次感動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對曾國藩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欽佩。這是曾左關係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此曾國藩去世後，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來一副誰也沒有料到的輓聯，其文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終於承認自己不如曾國藩。
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
對於一生至交曾國藩，郭嵩燾由親近而敬佩，最後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燾在曾氏大營中待了幾天，在日記中記下他人如何評曾：相國（曾國藩）喜歡聽好話，也能聽壞話。做事能決斷有霸氣，但都是憑情理。用人處事，從大的格局到小的細節，都值得學習。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氣，其實思維極縝密。說話表面上聽起來不著邊際，實際上辦事極精細。他曾經說，李榕只瞭解我的深處，不瞭解我的淺處。又說，古人辦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夠舉重若輕。為什麼能夠不動聲色就改變天下大勢呢？舉重若輕而已。
這哪是寫曾國藩，簡直就是在描寫活聖人。
而左宗棠做事，憑的是一股氣，但不管這個事千萬年後能否經得住評價。王船山說，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不一定是聖賢。在郭嵩燾看來，曾國藩是聖賢，而左宗棠僅止於豪傑，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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