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官员可以领取的正式俸禄较低。一品官员，每年也只有180两白银的俸禄。靠着俸禄银子，高级官员尚且可以勉强度日，而低级官员每年数十两银子，除了家庭开支，又有官场往来，往往是不够的。官
员们又不甘于寒酸贫贱的生活，便利用手中权柄，大肆贪墨。朝廷又没有很好的监督措施。
顺治、康熙时期，上到中枢内阁，下到州府郡县，很多手中握有权力的人，都想着捞一把银子。即便是县衙里的衙役，也以“舟船费”“取保费”“取保费”等，变相勒索。
官场腐败，社会风气浑浊。民间会称赞那些靠贪污发家致富的官员，嘲讽那些清廉守节，却贫寒度日的官员。告诫子孙，当官要捞钱，不要苦清廉。雍正继位后，感到官场腐败对清朝统治的危机，便开始铁腕治贪，重手除腐。
他开始清查各地账册，抓捕贪官，补充新人，同时完善对官员的监察制度。官员的监察，主要分为对京官有三年一次的“京察”，对地方官是三年一次的“大计”。
考核时，有一套相应的标准。如果没有通过这些标准，对于官员将来的仕途，乃至退休后的待遇，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是，雍正的严厉除贪，并没有太大改变官员的含金量。官员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享受职权带来的种种特权。
除了官服、官帽，官员出行时，还可以使用规格更高的轿子，级别更高的官员，出行时还会有专门的衙役开道。而且，官员依然可以享受终身待遇。即便退休后，也可以领取退休俸禄，得到特殊照顾。
雍正为了尽力杜绝官员贪腐，又为京官中各部堂官，增加双倍俸禄。地方官中则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一般可以达到原本规定俸禄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所以，当时想当官，靠科举、买官、或者接受他人保举的，依然大有人在。
不过，雍正对官员的严格考核，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响。雍正对官员进行严厉整饬后，很多官员，都不愿意外调。即便有养廉银的诱惑，很多官员还是不愿意到地方任职。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清朝初期，地方官跟京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它们之间俸禄待遇相差不大，京官靠近中枢，地方官则是山高皇帝远，可以大展手脚，各有好处。对于皇帝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皇帝需要官员协助自己治理天下。
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地方任职，难度太大。雍正皇帝的考核，又非常严厉。雍正年间，朝廷将地方按照治理的难易程度，分为“冲繁疲难”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分别的划分标准是“一地当孔道者为冲，一政务纷纭者为繁，一赋多逋欠者为疲，一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
难度越高，地方官需要面临的地方民情便越复杂，也更容易出错。而在雍正朝对官员的严格考核下，一旦出错，便可能累计官员终生。
可能受到革职查办，降职等惩罚。如果得到这样的处理结果，官员基本不会再得到退休待遇。雍正时期，福建省曾清理省内粮仓亏空问题，一查之下，50多名官员被惩处，仅有10多名官员免受惩罚。
当然，雍正也考虑到地方官治理的难度，所以也有一些其他措施。比如进行培训历练。当时知县上任前，会到中枢部院衙门挂职“额外主事”，熟悉政务。因为知县所处理的，主要是刑名钱谷的事务，在部院历练，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对于那些考核评价一般的地方官员，雍正也并没有直接罢黜他们，还是会给他们一些机会，把他们调到中枢部院历练考察。
《清实录》记载，雍正曾对江西高安县知县郑勋评价：“人平常，着以主事试用。”四品以上地方官的任免，都需要皇帝亲自批阅。
雍正也会自己接见这些中下级别的地方官员。根据雍正引进文官履历的9500多件档案记载，被雍正接见的，主要是道员、知府以下的中下级地方官和候补没有任职的官员。
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地方情况。即便有其他措施，对于地方官来说，到地方任职，还是风险太大。
他们需要应对各地不同的民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难处。富裕的州府，容易有豪强富户。贫穷的地方，也有自己许多困境。一旦考核不合格，便可能葬送仕途。
雍正年间，官员还是大多不敢在地方久任，害怕承担责任。而京官的事务不多，可以避免受到惩罚。不过，到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后，对官员的惩罚力度减轻，再加上养廉银的完善，官员又重新愿意到地方任职，甚至到乾隆年间出现不愿担任京官的情况，那又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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