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中文知識界流行一種非常有意思的論調：
明朝亡於東林黨。這論調不新鮮。往前追溯，愛新覺羅.弘曆，也就是乾隆，早已將之發揚光大。
在《題＜東林列傳＞》中，乾隆明言：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他這樣講的邏輯是什麼？
很簡單。他說，“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唐、明，其殷鑑也。”——有人講學，必會標榜自己講得好講得對；有了標榜，必會形成不同的門派；形成門派，等於形成了有組織的團體，尾大不掉，就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就會國破家亡，漢、唐、明三代，都是這麼亡國的。
乾隆還說，那些講學的東林黨，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門派，就有了門派利益，有利益，就會有小人趨炎附勢。所以，小人以東林黨自居，其過錯仍在東林黨，“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是東林黨自己在開門揖盜，吸引小人。
陳鼎《東林列傳》旨在讚頌那些不懼死亡的東林黨人。乾隆將這種讚頌直接斥為“邪說”。其邏輯是：國破家亡，黎民塗炭者數不勝數，這些東林黨人“不能守祖業，徒以國亡殉節為有光”，不能守護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對於東林黨領袖顧憲成，乾隆也完全沒有好感，在詩裡直接嘲諷“足識斯人學不醇”——足見這個人學問不行，沒做到家；還在詩後做注，說正因為顧憲成這人學問太糟糕，所以“其東林倡說，流而為門戶，掉而為禍患，不亦宜乎？”——在東林書院宣傳歪門邪說，流毒成為利益門派，成為國家的禍患。（見《題顧先成解論語四勿》詩及注）
東林黨被乾隆定性為明朝亡國的主因後，紀曉嵐等人奉旨於《四庫全書總目》之中，對這一定性做了許多更詳細的闡釋。這些闡釋的主旨，簡而言之就是：
東林黨聚眾講學，講學形成門戶朋黨，門戶朋黨不以朝廷利益為先，朝廷於是滅亡了。 （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七》）
有些闡釋，可以說是非常露骨，比如下面這段文字：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勢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大意是：講學和寫文章相比，前者對朝廷的危害更大。因為講學會把人聚到一起，然後討論時事、辨別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團體；文人寫文章互相攻擊，不過是點對點爭個人聲譽，對朝廷影響不大。
將民眾打散成原子化的個體，杜絕任何有組織的民間力量的存在，是自商鞅之秦而下，中國所有秦制政權共同遵循的一種治理經驗。乾隆及其御用文化走狗，正是從這個角度著眼，要批倒批臭東林黨及其講學活動。
其實，早在東林黨形成之前，朱元璋和張居正，也已經注意到了“講學”這類活動會對秦制政權造成衝擊。
未雨綢繆，朱元璋在“臥碑文”裡明確規定：
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時事利弊，只有“生員”、也就是學生不可以。
朱還規定，遇到與己無關之事，“生員”不許去衙門，不許介入其中，否則革去“生員”資格，嚴重者發配邊疆乃至殺頭。
較之作為資源存在的普通耕戰之民，“生員”擁有同窗、師長方面的“優質社會關係”，若允許他們介入現實事務，很容易變成不穩定因素。所以，在萬曆三年，大權獨攬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再度重申、強化了朱元璋的“祖制”，嚴禁學生參與一切政治事務。
張勒令天下：
“不許別創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除了官辦學校，不許任何人自己開設書院講學。脫離官辦學校的遊學者，允許各級衙門將之抓捕流放。
張居正說到做到。萬曆七年正月，他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制，毀天下書院，全部“改為公廨衙門”，書院的田產糧食，全部劃歸地方里甲。全國著名書院中，有超過六十所被查封（大略同期，歐洲的中世紀大學已開始向近現代大學轉型）。
在禁止學生干預政府事務方面，張居正的規定，較之朱元璋更為具體：
“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託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學生不許議論國家政策的利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損，只能由家人出門去找衙門；與自己的利益無關，卻前往衙門為民請命、議論官員的好壞，要被革除“生員”資格，喪失進入仕途的機會；如果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聚集10個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務，為首者問罪發配，其他人一律革去功名貶為平民。
清軍入關後，全盤繼承了前任秦制政權的統治技術，且有所發展。
順治九年向全國頒佈的“學生條例”，除重申朱元璋與張居正所定規章之外，另有補充：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學生們不但不能議論時事、不能親自為自己的利益上訴、不可以幫助他人上衙門，不可以聚眾介入公共事務，也沒了自由結社、自由出版的權利。
順治十七年，又下詔規定，如果各級教育系統官員（學臣）不能將之前的種種禁令落到實處，不能切實根除學生“結社訂盟”的現象，一旦事發，相應官員（學臣）要與犯罪的學生“一體治罪”。
以上，乃是秦制政權批判東林黨、批判東林書院、批判講學與遊士的基本邏輯。
再簡單說一下東林黨。
東林黨的出現，與朝廷“閉塞言路”的暴政直接相關。
整個萬曆朝，言路，也就是批評朝政的路徑，遭到了皇權的嚴厲打擊。先是有張居正通過實施“考成法”，將包括言官在內的百官納入到內閣的考核範圍，使百官不能批評內閣，言官也不再擁有監督政府運作的相對獨立的地位；張居正死，萬曆親政，“考成法”雖廢，又搞出“百官出位越職之禁”，不許官員批評本職工作之外的朝政事務，言官的批評也必須經過揀選過濾，才能上呈給皇帝。隨後，很多官員因為“出位”（實際上是所提意見不合皇權之意）遭受廷杖、被趕出朝廷。皇權還變更舊制，將原本應該送往六科抄寫的奏疏留中——送往六科，意味著即便皇權不採納批評，批評意見仍可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公開與流傳；留中則意味著這些批評意見，到了皇帝手裡就會石沉大海，毫無聲息，等同於不存在。
趙南星、顧憲成等人與上述暴政對抗，要求保障“言路”、反對殘暴的“考成法”（比如按照處決人數是否達標來考核刑部官員）、反對秘密政治、反對六部淪為皇權及其代言者內閣的應聲蟲（顧憲成主張六部有決策權，皇帝有批准否決權）、反對把下級官員批評上級政府的行為視為“妄論國是”……
其結局，便是在萬曆二十一年，這批人被皇權公開指責為“黨”，驅逐出了朝廷。顧憲成、趙南星等，遂也坦然以“公黨”、“君子之黨”自居，於東林書院中彙集同道，議論時政，批評朝中“私黨”、“小人之黨”。
萬曆時代，東林黨人（注意，這並不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的政治實體）曾有意將公開上奏反對礦稅之禍的李三才推入內閣，以改變皇權肆意妄為的腐朽政局。
礦稅之禍，是萬曆皇權禍害民眾的典型案例。
為了滿足一己私慾，萬曆以募集三大徵經費與宮殿失火重修經費為由，派遣宦官前往全國各地，用開發礦山、徵收商稅作為名目，越過各級地方政府，對民間進行放肆的掠奪。宦官們擁有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約束的權力，只對皇帝的個人私慾負責，所以，他們到了地方，“務劫奪以應上”，只以剝削民眾滿足皇帝為要務，“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宦吏農工，皆入稅人”，根本沒興趣真的去開發礦山、沒興趣去甄別對象是否商人，官吏也好，農工也好，宦官們說誰該納礦稅，誰就得納礦稅，“公私騷然，脂膏殫竭”，不納到家破人亡不算了事。
主政淮陽的李三才與顧憲成等人交好，政見相近，連上三道奏疏反對礦稅之禍。奏摺中，李三才對君主重新做了政治定性：
“（君主）省刑薄斂，視之如傷，愛之如子，人主能長為百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尊為元后，戴為父母，百姓亦長為人主之主。”皇帝須實行仁政，為百姓服務，這樣才能做“百姓之主”，百姓則是“人主之主”，是高於皇帝的存在。
李三才把這樣的見解寫入奏摺，送到皇帝跟前，無疑需要過人的膽識與相當的覺悟。
具體到礦稅，一般的批評只將矛頭指向宦官，但李三才不同，他的言辭非常尖銳，直斥皇帝：
“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大意是：皇上你喜歡珠寶，百姓們想要溫飽；皇上你追求千秋萬代，百姓們想要養活妻子兒女。皇上你把黃金堆得天高，卻不讓百姓們家中存有升斗糠粃；皇上你想要子子孫孫都做皇帝，卻不讓百姓們有足以活過明天的儲糧。翻看歷史，朝廷如此作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亂子的嗎？
這種政見，與陳述政見的勇氣，是東林黨人有意在萬曆後期支持李三才進入內閣的主因（儘管李在私德上有不少缺陷，比如被政敵指責揮霍無度）。
但這種支持，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東林黨是個鬆散的同道組織，除了言路，並沒有切實的政治實力，而萬曆皇帝一心要將秦制進行到底，與東林黨人的政治訴求格格不入。
萬曆之所以起用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賴秦制國家的傳統統治基礎官僚集團，正是因為他不滿官僚集團內部存在著針對皇權的批評之聲，他寧願讓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員長期空缺，寧願這種空缺嚴重影響政務的日常運作，也不願對空缺進行填補。相比之下，他更喜歡宦官，他們是比官僚集團更忠實的皇權代理人。儘管在搜刮礦稅的過程中，宦官們所貪墨的數額，是皇權最終所得（超過560萬兩白銀）的數倍——各地宦官貪墨程度不同，總體而言，多在3~10倍之間。
這種秦制之路，在天啟時代走到了一個更遠的程度——宦官魏忠賢手握軍隊、東廠與錦衣衛這樣的暴力機構，成為更具力量的皇權代理人。東林黨與皇權的衝突，也進入到了一個更極端的地步（東林黨不反對皇權，但主張改造皇權，重塑明朝的政治體制）。所謂的天啟朝“眾正盈朝”，實際上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不到的時間。天啟二年，魏忠賢已然勢大，開始傾軋官僚系統，到了天啟五年，發生了“東林六君子之獄”，次年又發生了“東林七君子之獄”……東林黨人不斷被流放、被誅殺，天下書院也盡皆被毀。
崇禎時代，東林黨已然殘破不成氣候，南明時代更甚，活躍的主要是在野的復社眾人。這些人的命運，也與天啟時代大致相似。崇禎雖然剷除了魏忠賢，但東林黨只是他拿來點綴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願意選擇宦官作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系統，用有限的幾個東林黨人點綴官僚系統，是崇禎自認為“更務實”的做法。
直到明朝（包括南明）滅亡，“東林黨”（包括其餘緒復社）致力於擴張言路，但並未形成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勢力。面對皇權及建制化的皇權代理人閹黨，東林黨始終處於不堪一擊的狀態。
將國家滅亡的責任，歸之於一個未曾獲得施政機會——坊間一些人認為天啟朝和崇禎朝乃至南明時代東林黨人獲得了實際執政的機會，純屬胡說八道，天啟朝“眾正盈朝”極為短暫，崇禎朝東林黨人只是點綴，南明時代真正左右時局的乃是軍閥——的鬆散同道組織，無疑不是檢討歷史的客觀態度（當然，東林黨若有施政機會，也未必有辦法應對民變與外敵）。所以，日本學者小野和子在《明季黨社考》一書中如此寫道：
“明朝，與其說亡於黨爭，不如說亡於閹黨之手。”皇權起用閹黨治國，固然較之利用官僚集團治國，要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統治集團——閹黨與官僚——之間的內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祐130餘年，用宰相不過51人；崇禎在位17年，用宰相達50人，同時誅殺總督7人，誅殺巡撫11人。當皇權如此蹂躪官僚系統，官僚自不會再視皇權為利益共同體，其消極怠政是必然，削弱秦制政權的統治力也是必然。
換句話說：如果真的存在“黨爭亡國”，那麼，挑起這黨爭、將政見分歧變成政治殺戮的，也是那皇權自己。
但崇禎皇帝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後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歡從這個角度切入來反思明朝的滅亡，他更惋惜明朝沒能消滅書院這種民間非原子化組織，惋惜明朝沒能把東林黨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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