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位於我國內陸西北地區，東部和中部是黃土高原，西部則為戈壁、綠洲、荒漠並存的千里走廊，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傾斜，地形狹長，獨特的地理環境為其帶來文化的多樣性。而體現這種文化多樣性的物質載體，就集中於甘肅省博物館。
1. 甘肅省博物館外景
坐落在黃河之濱蘭州的甘肅省博物館，是國內最早成立的綜合性博物館之一。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肅科學教育館，1950年改為西北人民科學館，1956年改名為甘肅省博物館（以下簡稱甘博）。甘博現藏珍貴歷史文物、自然標本80000餘件（組），其中一級文物686件（組），二級文物2606件（組），三級文物48164件（組）。尤以新石器時代之冠甘肅彩陶、漢代簡牘文書、漢唐絲綢之路珍品、佛教藝術萃寶等珍貴文物最具特色。
彩陶
甘肅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彩陶最為發達的地區。約10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隨著原始農業的出現和定居生活的需要，我們的祖先發明瞭製陶技術，距今約8000年前，我國渭河流域的先民成功生產了第一批彩陶。其融造型優美、圖案絢麗、色彩繽紛於一體，是原始文明璀璨奪目的瑰寶，也是詩人艾青口中“人類童年的智慧之花”。
甘肅彩陶文化的展廳分為“文明曙光——大地灣文化彩陶”“錦繡初展——仰韶文化彩陶”“彩陶之冠——馬家窯文化彩陶”“餘暉留豔——青銅時代諸文化彩陶”和“陶苑奇葩——遠古雕塑藝術”五個單元，通過展出的400餘件彩陶精品，探尋甘肅大地上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5000多年間彩陶的發展脈絡。第一單元“文明曙光”中一件寬帶紋三足圓底彩陶缽是典型的大地灣文化彩陶，該器下承三乳足，口沿外周圈抹光，上繪紅色寬帶紋，兼具食器和飲器的功能，是中國迄今為止最早的彩陶。大地灣文化彩陶另一主要特點就是出現了十多種紅色和褐色的彩繪符號，諸如“＋”“○”“×”等，有些專家認為是一種指事符號，遠早於被認為是中國文字起源的半坡類型的刻畫符號。
提起仰韶文化，繞不開其發現者瑞典地質、考古學家安特生，其於1921年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磨光的石斧和石刀，以及塗有黑色紋飾的紅陶。1923至1924年，為了尋找仰韶文明的源頭，安特生溯黃河而上，在甘肅青海地區進行調查發掘，他對所獲的彩陶讚歎不已，稱其“精美絕倫，可謂歐亞新石器時代末葉陶器之冠”。此時的彩陶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單一的紋飾逐步變為組合紋飾，以魚、鳥、花瓣、葉片為主題，各類像生型和幾何紋飾豐富多姿，其中以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鯢魚紋彩陶罐（圖2）最為典型。此罐腹部繪有一鯢魚紋，圓溜的腦袋，睜大的雙眼，彎曲遊動的身姿，儼然一幅娃娃魚的真實寫照。有人分析此形象是人首蛇身，為伏羲氏，也有人認為是龍的原始形態。
2. 鯢魚紋彩陶罐，仰韶文化晚期，口徑7釐米，底徑12釐米，高38.4釐米，甘谷縣西坪出土，甘肅省博物館藏
仰韶文化晚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彩陶文化走向衰弱之時，從甘肅隴東仰韶文化派生出的馬家窯文化異軍突起。它既是黃河中上游甘肅地區所獨有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也是甘肅彩陶文化最鼎盛的高峰。考古學家根據馬家窯文化的時代變遷，將其分為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
馬家窯類型的彩陶，其陶土經反覆篩選、淘洗，成品堅硬細膩，以與水波有關的蛙形紋、卷波紋、圓點紋和弧形三角紋為主題紋飾，雖仍用黑色為主的色彩，但其紋飾的韻律波動感幻化出各種不同的形態，透露著生命的巨大能量。半山類型彩陶最獨特的標誌是紅黑的腹彩紋飾，一般用紅彩勾勒出母體花紋，兩側配以黑彩，繪以鋸齒紋，齒間刺向紅彩。器型上則盛行腹部較高、豐滿圓鼓的大型甕、罐。馬廠早期的彩陶繼承了半山晚期，兩者在器型和紋飾上有極為明顯的繼承關係。馬廠類型最典型的四大圈紋就是半山時期同樣花紋的延續和發展，其中一件渦紋彩陶甕（圖3）為泥質紅陶，施紅、黑彩，繪有四方連續螺旋紋，製作異常精美，是目前發現最大的彩陶，被稱為“彩陶王”。
3. 渦紋彩陶甕，馬家窯文化時期，口徑19.7釐米，底徑12.5釐米，高52釐米，甘肅省博物館藏
甘肅在距今4000年前後步入了青銅時代，先後出現了齊家、四壩、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青銅文化。由於此時氣候日趨乾燥，像生型紋飾由水族紋轉換成草原戈壁常見的動物紋，這是彩陶的最後一抹餘暉。
值得注意的是，前四大單元都是按照文化類別劃分，最後一單元則是挑選出各個時代的陶器，根據製作工藝（捏塑、貼塑、堆塑、雕刻、鑲嵌、鏤空）來說明陶器的發展，其中有許多雕塑彩繪相結合的珍品，最為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早期的頭形器口彩陶瓶（圖4），其瓶口為圓雕人頭像，披髮，眼、嘴、鼻孔鏤空。雙耳各有小穿孔，應是用來系懸掛的裝飾品。該瓶可能不是日常實用器皿，而是某種原始信仰崇拜物。
4. 頭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早期，口徑4.5釐米，底徑6.8釐米，高31.8釐米，甘肅省博物館藏
古道遺珍——甘肅絲路展廳
文化的傳播和影響一直以來都不是單向的，甘肅處於東西方文明交會的通衢之地，自然成了古代中國最早接受和傳播東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帶。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廳第一單元“絲綢之路前沿”所要呈現的就是這段歷史。其中最為直接說明問題的就是權杖頭，展廳中展示了各種文化、材質的權杖頭（注1，圖5），實物上方則配有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權杖頭圖示作對應，從而使觀眾可最直觀地瞭解文化間的相互影響和借鑑。
5. 絲綢之路展廳展出的權杖頭
到了周秦時代，河西走廊的交通變得更為暢通。甘肅西周靈臺白草坡出土的青銅器（圖6）及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便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見證。20世紀90年代，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遭到瘋狂盜掘，一批珍貴文物被非法轉賣至海外，2015年國家文物局將原藏於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的56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飾片（圖7）劃撥給甘博，這是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這些文物對於研究秦國的早期歷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6. 絲綢之路展廳展出的西周靈臺白草坡出土的青銅器
7. 金飾片，甘肅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甘肅省博物館藏
在此之後的各個時期，也都有這種交流的歷史見證，其中經典的有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銅車馬儀仗隊、驛使圖畫像磚、武威天梯山彩繪菩薩像壁畫等風格迥異的絲路瑰寶。
佛教東傳——佛教藝術萃寶展廳
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另一重要標誌便是佛教的東傳。甘博佛教藝術萃寶展廳集中展示了從北涼至明清各時期的佛教造像，其中最為知名的有我國有明確紀年的北涼承玄元年（428）早期佛塔的珍貴實物資料——高善穆石造像塔及甘肅省涇川縣玉都鄉出土的後秦鎏金銅佛像。該像身穿通肩式袈裟，結跏趺坐於獅子座上，下呈四足方架，通體鎏金，是國內保存最為完好的十六國時期銅造像之一。此像有犍陀羅風格，但佛像開臉、背光等融入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因素，體現了梵漢融合的藝術特點。
甘肅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的必經之地，東西方文化在此融會，留下了無數璀璨瑰麗的藝術珍寶，呈現出燦爛輝煌的文明。從中我們也可以深刻地瞭解到，任何文明唯有開放包容，更多地碰撞交融才能走得更遠更好。
銅奔馬
東漢，通高34.5釐米，長45釐米，寬13.1釐米，重7.3千克，1969年甘肅省武威市雷臺漢墓出土，甘肅省博物館藏
造型矯健精美，作昂首嘶鳴、疾足奔馳狀。塑造者抓住了奔馬三足騰空、一足超越飛鷹的剎那瞬間，讓飛鷹回首驚顧，更增強奔馬疾速向前的動勢。其全身的著力點在超越飛鷹的一足上，精確地掌握了力學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藝技術水平。銅奔馬被認為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徵，由國家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
武威天梯山彩繪菩薩像壁畫
北涼，高106釐米，寬60釐米，甘肅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甘肅省博物館藏
這幅菩薩像原位於天梯山石窟第四窟中心柱右向面下層龕外的第一層。菩薩束帶大圓髻，波浪捲髮垂肩，高鼻深目，身姿呈“S”形，具典型古印度人物特徵。線條豐富有力，面部採用西域壁畫的凹凸暈染法。
甘肅省博物館
蘭州市西津西路3號
文・攝影｜陳杰
註釋
1.最早的權杖頭出現在安拉託利亞高原。在土耳其哈蘭切米遺址出土有新石器時代的石質權杖頭，其年代早到公元前9500至前8800年之間，在近東和兩河流域，作為權力標誌有著悠久的使用傳統。權杖在近東出現後，不斷向四周擴散，其中向東的一支經伊朗進入東亞，進而影響了中國。詳見李水城，《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所見權杖頭及潛在意義》，《第五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2010年。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1. 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張力華編，《甘肅彩陶》，重慶出版社，2003年
3. 甘肅省博物館編，《甘肅彩陶》，科學出版社，2008年
4. 甘肅省博物館編、俄軍主編，《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精品圖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
5. 郎樹德，《甘肅彩陶研究與鑑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
6. 國家文物局編，《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
7. 陳淳，《考古學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8.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本文刊載於《典藏·古美術》中國版2019年1月刊。原標題：《甘肅省博物館——絲路文化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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