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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全球博物館
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是怎麼誕生的？
中國古籍中本沒有“博物館”這一名詞，有的只是“博物”二字，大意就是見多識廣，博識多知。例如《左傳昭公元年》：“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漢書劉向傳》“贊曰：……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
博物館（museum）一詞，源自希臘語的mouseion，原義是指供奉掌管藝術、科學的9位繆斯（Muse）女神的神廟。而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則出現於17世紀，以英國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Museum）的誕生作為標誌。阿什莫林博物館是世界博物館史上第一個集收藏、陳列、研究為一體，向公眾開放普及文化知識的近代博物館。
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館之一
那麼“博物館”一詞在漢語文獻中是從何時開始出現的呢？
據學者考證，“博物館”最早見於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在介紹英國時說“英吉利又曰英倫，又曰蘭頓”，“蘭頓建大書館一所，博物館一所”。在介紹美國時也有“設立天文館、地理館、博物館、義學館”的敘述。而查對《四洲志》的英文原版——英國人慕瑞（Murray）1836年寫的《世界地理大全》
（The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可以發現“博物館”對應英文單詞就是“Museum”，因此林則徐堪稱中國翻譯介紹西方博物館的第一人。
雖然自古沒有“博物館”這個名詞，但中國很早就開始有意識地設立收藏文物的場所。例如周代設有名為“天府”、“玉府”的專門機構負責保存文物，漢代又有“天祿”、“石渠”、“蘭臺”這三大圖書文物館。此後歷代的宗廟和祠堂也都會部分承擔保存文物這一功能。然而中國古代此類機構的性質與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相距甚遠，它們只是皇室祭祀或士大夫的私藏、把玩之物，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無關。
近代早期中國人眼中的西方博物館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有識之士終於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開始走向世界。很多人出國之後，都會遊覽當地的博物館，並將感受記錄下來。
林針是中國近代較早出國的人之一，他原籍福州，後因家道中落而移居廈門。由於身處廈門這個在鴉片戰爭後“華洋雜處”的城市，他很早就學會了英文，依靠在洋商那裡擔任翻譯和教授中文，賺取工資。1847年，他受到美國洋行的聘請，前往美國教習中文，所謂“受外國花旗聘舌耕海外”。兩年後歸國，並將自己的所見所感寫成《西海紀遊草》，其中便有他對美國博物館的觀感：“博古院明燈幻影，彩煥雲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遊玩。樓上懸燈，運用機括，變換可觀）。”
《西海紀遊草》是近代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本關於西方國家的遊記
繼林針之後，又有一位叫郭連城的天主教徒於1859年跟隨意大利人、時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教的徐伯達遊覽意大利。他在遊記《西遊筆略》中寫道：
“初九天雨。遊本城博覽院。博覽院乃本國國王所建，寬大不知幾何。院內滿列古奇之物。下有玻璃屋數十間，將古時各國所供之偽神像收列於此，身體高大，形容古怪。外有古帝王、名人、功臣之像，俱以白石、古銅匠成，高一二丈。上至第二層樓，則有各項物類，鳥獸之群龍盛，大而犀、象、蛟龍，小而蝨、蟻、蟲蚊，無不全備。此外珊瑚、珠玉、珍奇、寶貝，燦呈於几案之上，尤為稀世之玩。又上一層，有古人各樣用器，如衣冠、文物、琴瑟、杖履等類是也。人曰：此處乃一部百讀不厭之格致經，則非居院中一二旬，難遍閱其所積蓄也。”
雖然郭連城稱呼自己遊覽的地方為“博覽院”，但根據他的以上描述，我們也不難猜出這個地方其實就是博物館。由於早期中國人對“Museum”的翻譯還未統一，所以在不同遊覽者的筆下，會有各種不同的譯法，比如“方物院”、“集奇館”、“積寶院”、“畫閣”、“古物樓”、“積骨樓”、“博物院”等等。
然而無論林針還是郭連城，他們出國都是個人行為。直到1866年，官方才第一次派遣鳳儀、張德彝和彥慧三名同文館學生，以及山西襄陵知縣、63歲的滿人斌椿和他的兒子廣英，與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一起啟程赴歐。1868年，志剛、孫家穀又會同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出使各國。
如今我們在斌椿的《乘槎筆記》、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志剛的《初使泰西記》中，都可以找到他們對於西方博物館的記錄，然而內容大同小異，更多是客觀記錄，很少議論。
作為漢軍鑲黃旗，張德彝一生共八次出國，每次都會留下詳細的日記
隨著晚清國門大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通過各種途徑出國考察，他們既有民間商人、學生，也有官方的駐外公使、參贊等。
南通博物苑：最早中國人自辦的博物館
如果說早期出國的中國人逛博物館更多抱有一種獵奇心理的話，那麼到了後來，博物館就逐漸成為西方文明的縮影和象徵。
晚清思想家王韜在遊歷過大英博物館後曾寫道：“英之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異、悅目怡情也。蓋人限於方域，阻於時代，足跡不能遍歷五洲，見聞不能追及千古；雖讀書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於目而仍不知為何名者。今博採旁搜，綜括萬匯，悉備一廬。於禮拜一、三、五日啟門，縱令士庶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漫遊隨錄》）這就指出了博物館對於公眾教育的應有之義。
近代戰爭的失敗與恥辱，使得國人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博物館也在某種程度上建構了國人對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想象。晚清報刊上開始出現這樣的觀點：“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讀書”，如果開設博物館，就可以“陳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學徒開其耳目，以資集益”。但問題是博物館縱有千般好，卻要花很大代價出國，才能一飽眼福，要想真正使本國人受益，長久之計還是得想辦法建設中國本土的博物館。
與大學、醫院等這些現代公共空間一樣，中國本土的博物館也要歸功於外國傳教士的引入。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韓伯祿1868年在上海創辦的徐家彙博物院，這也是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最早的自然類博物館。其他如英、美、日、俄等國也都在中國境內開設了各類博物館。
徐家彙博物院的藏品主要是長江中下游的動植物標本。1930年以後劃歸同屬耶穌會的震旦大學，改名為震旦博物院
那麼，完全由中國人自辦的博物館是在何時誕生的呢？
直到1905年，中國才迎來了自辦的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創建者是著名民族實業家張謇。
然而張謇放著好好的生意不做，為何要去自費創辦一家博物館？雖然張謇一直都有“在沿江沿海省會及通商大埠建博覽館”的想法，但真正促使他下決心辦博物館的原因，還要追溯至他去日本的“東遊考察”。
甲午戰爭後，國內已經掀起了官紳赴日考察和留學生留學的熱潮，又因為張謇讀過教育家吳汝綸的《東遊叢錄》，所以一直想找機會到日本去。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日本駐江寧領事天野恭太郎通過江南高等學堂總辦徐乃昌，函邀張謇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得此良機，他當然不會錯過。
張謇在日本見識了日本從歐美輸入的現代文明後大受啟發，深刻體會到博物館對學校教育和啟迪民智的重要作用，於是他歸國後不久便上書清政府請建博物館，先後呈遞《上南皮相國（張之洞）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和《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遺憾的是，這些建言最後都石沉大海。
既然依靠政府無望，張謇只能動用自己的力量去實現。1905年，他以個人財力，在家鄉陸續購民房29家，遷荒冢3000餘座，平地築垣，又多方搜求中外動植物標本、金石文物、先賢遺文，最終創建了南通博物苑。十年之後，藏品達到2萬餘件，“縱之千載，遠之外國”，“古今鹹備，縱人觀覽”。
南通博物苑在抗戰時期毀於日軍炮火，如今重建的博物館特色是有大量關於張謇的文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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