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寫了一篇《潘建偉院士又獲“國際大獎”了》，想起與潘建偉齊名的中國明星科學家施一公也有收集這種沒幾個人知道的“國際大獎”的癖好，在我的公眾號上重發了我寫於2009年1月4日的舊文《施一公的“極高榮譽”》。於是乎惹惱了施一公的朋友饒毅，在其公眾號上發了篇文章《為什麼方舟子不能準確評論施一公的成就》聲討我，大意是說我只在博士後就離開科學研究，沒有當過教授，因此沒有能力和資格評價施一公的成就。饒毅嘲笑我說：
“在科學的山下，看得見山下的問題，看不見山上的高低。
直白地講：評價科學成就的高度非方舟子力所能及。
這二十年左右，方舟子在科學的山下，做了保持科學之山清潔的重要和寶貴的作用。但施一公超過二十年奔向科學的高峰。在科學上，方舟子看不清山上的差別，就如小學同班同學失去進一步教育的機遇後無法勝任博士研究生的評價是一樣的。
小學教育程度的人也就不會被請來評選優秀博士論文。”
看了饒毅這篇文章，倒讓人懷疑他是否有能力讀懂一篇淺顯短文，莫非其閱讀理解能力連小學教育程度都不到？我那篇文章有哪一個字評價過施一公的科學成就？我不過是在嘲笑央視新聞聯播把施一公獲得生物學界多如牛毛的獎項之一“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吹噓成“生物學界極高榮譽”。既然饒毅也說那只是個“小獎”，對此的看法與我完全一致，他怎麼咽不下這口氣呢？
饒毅指責我“專挑盡可能小的獎項來批評，而不提施一公獲得過其他獎項，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瑞典國王頒發的國際結晶學界的Gregori Aminoff獎。”然而施一公獲得阿米諾夫獎是在2014年，而我是在2009年寫的文章，批評的是央視2009年的報道，連央視都沒法穿越到2014年預先吹捧施一公獲得這個據說比“極高榮譽”還高的榮譽，我當然更不能。這個“極極高榮譽”究竟有多高呢？饒毅說是“國際結晶學界”的最高榮譽。結晶學是一個很小的領域，類似這樣的科學領域至少有幾百個，每個都發最高榮譽，那得有幾百個“最高榮譽”，比“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又高到哪去？饒毅說那是瑞典國王頒發的，所以就了不得了。當年陳章良獲得的“侯賽因獎”還是聯合國頒發的呢，按饒毅的邏輯，豈不比阿米諾夫獎更了不得？饒毅當年為什麼又說陳章良是“老中青三代學術騙子”的青年代表呢？
饒毅說央視吹捧施一公，“錯誤在於記者。方舟子可以因此批評記者，而不能批評被報道人。”然而，如果不是施一公或其代理人提供信息，央視記者哪知道什麼“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假如錯誤是記者造成的，怎麼從來沒有見過施一公澄清過？對媒體的吹捧坦然受之，被人揭了底就歸咎於記者，遷怒於揭露者，這是學術騙子及其幫兇、幫閒的慣用伎倆，二十年來我見得太多也駁斥得太多了，饒毅到現在還把這當成理由來反駁我，這是哪門子的水平和能力？
這並不是饒毅第一次斥責我沒有批評的資格和能力。這幾年來，只要我批了施一公、潘建偉或其他與饒毅在同一個圈子的“明星科學家”，饒毅總忍不住要斥責我沒有批評的資格和能力，甚至把我的批評比做崔永元批轉基因。
但是，我對這些明星科學家的批評，基本不涉及專業評價問題，涉及的是事實和邏輯，與資格和能力無關。我在2008年舉報施一公謊稱全職回國申請國家傑出青年資金，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參見方舟子《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舉報施一公涉嫌造假》）我批評施一公在美國當教授時反對中國搞經費幾千萬元的“生物大科學”，回國後卻自己拿上億元經費，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我批評施一公一方面和饒毅一起在美國《科學》雜誌發文抨擊中國科研經費發放靠長官意志，一方面自己通過私人關係找科技長官要了三億元科研經費，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我批評施一公迷信人體特異功能，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評施一公院士迷信人體特異功能》）我批評施一公迷信中醫，批評施一公做大師狀要用“量子糾纏”指導生物學研究，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評施一公“大師”忽悠“生命科學”》）我嘲笑施一公宣稱在五年內讓西湖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招了一個“佛學大師”當講席教授，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施一公是騙子的嚴密證明》《施一公還是不是騙子？》《施一公趕超世界名校的秘密武器》）我揭露潘建偉獨吞自己並非負責人或主要完成人的論文，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潘建偉的論文入選《自然》雜誌物理學百年經典了嗎？》）我揭露潘建偉剽竊美國物理學家的科學幻想說成是其本人已經實現的技術，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潘建偉是騙子的嚴密證明》）我批評潘建偉在央視胡吹墨子的發現啟發了量子通信，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墨子的發現啟發了量子通信了嗎？》）我嘲笑潘建偉的“量子之父”稱號，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潘建偉不是“量子之父”，而是“放量子衛星之父”》）我指出潘建偉得的兩個“國際大獎”就是饒毅說的那種“小獎”，需要什麼資格和能力？（《潘建偉院士又獲“國際大獎”了》）
套用饒毅的比喻，我雖然人在山下，但是當饒毅在山上的朋友們吹噓他們已經滿世界飛行時，我也能清楚地看到並指出他們仍然在地面上，又何必跑到山上去才能看個明白？
當然，我揭露學術造假，有時的確要用到專業的知識，這時就需要資格和能力。例如15年前我揭露過饒毅的朋友賀福初院士的成名成果是把國外已發現的蛋白質換個名字當成自己的成果，就需要非常專業的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知識，而我有這方面的資格和能力。不久前饒毅寫了篇文章吹捧賀福初早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時，我提醒他那項研究是假的，他卻同樣認為我沒有資格和能力評價賀福初。我建議他先去看看我早年揭露賀福初的文章，饒毅卻表示他沒有興趣看。也許在他看來，他的資格和能力已經高超到不用看別人的揭露文章，也知道是錯的。
饒毅和施一公、潘建偉一樣很喜歡發明學術規則，這不，他又發明了一條：一個人即使獲得了博士學位、完成了博士後訓練，也還只是小學生，沒有評價別人的科學成就的資格和能力，要像饒毅一樣當上了教授，才有資格和能力。看到饒毅這條高論，我非常同情饒毅手下的博士生、博士後，在饒毅評點科學人物時——這是饒毅一貫喜歡乾的——他們是隻有洗耳恭聽的份的，絕對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見，沒有資格和能力嘛。饒毅覺得自己當了神經科學的教授，就相當於成了生物學所有領域的專家，不僅有資格有能力評價施一公做的結構生物學研究，而且有資格有能力評價生物學所有領域的成就：他曾經幾次預測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羅列了生物學各個領域他認為值得獲獎的成果，名單極長，沒有自以為對生物學所有領域瞭如指掌的自信，誰有這樣的膽量？這麼說還小瞧了饒毅了，他顯然認為自己當上了神經科學的教授，就成了科學所有領域的專家，比如他自認為很瞭解潘建偉的工作，雖然我很懷疑他是不是學過量子力學的入門課。他甚至曾經當著他的朋友田剛的面當眾吹捧田剛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顯然也自認為有資格有能力評價數學成就了（參見方舟子《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數學家？》）。沒當教授，就沒有評價資格和能力，當上教授，就什麼評價資格和能力全有了，難道教授聘書是個評價執照？
饒毅不過是一名神經科學的教授，對神經科學領域的瞭解當然比一般人強，但是出了神經科學領域，就未必有超過一般人的資格和能力。他對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瞭解，就不如我。例如在我批評韓春雨做分子生物學實驗不戴手套時，饒毅曾經為韓春雨狡辯，說他自己做分子生物學實驗就從不戴手套，擺拍了一張不戴手套做實驗的照片以示對韓春雨的支持，還說美國名牌大學的學生做分子生物學實驗都不戴手套。他顯然不懂為什麼做分子生物學實驗必須要戴手套。
饒毅對自己能當上教授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認為從此才有了評價科學成就的資格和能力，然而事實一再表明，他經常在評價別人的科學成就時看走了眼，還不如二十年不做科研的我。例如饒毅及其主編的《知識分子》曾經大肆吹捧過河北科技大學的韓春雨，為韓春雨騙取鉅額經費和眾多榮譽立下了汗馬功勞，而在我和其他人開始質疑、揭露韓春雨時，很長時間饒毅公開、私下都表示過不屑，認為我沒有資格和能力評價韓春雨的科學成就，還邀請我去北大生命科學院和他公開辯論韓春雨事件，在我答應下來並安排了日程之後，他又變卦了，因為那時候韓春雨造假已鐵證如山了。這時候饒毅及其主編的《知識分子》搖身一變又成了揭露韓春雨的英雄，《知識分子》還因此得了一個“代表媒體界極高榮譽”的年度獎。又如，饒毅曾經稱讚全世界唯一一個研究“先父遺傳”這一偽科學的河南科技學院劉用生是“中國罕見的有學術精神的學者”，表明他甚至連識別生物學領域的偽科學的能力都沒有（參見方舟子《荒謬的“先父遺傳”》）。相反地，饒毅卻在講課時一再貶低達爾文的科學成就，甚至嘲笑達爾文沒能發現遺傳規律是因為智商太低，其實是因為饒毅自己沒有看懂達爾文做雜交實驗的目的（參見方舟子《達爾文為什麼沒能發現遺傳規律》）。
饒毅為什麼會墮落到以當學術騙子的幫閒為榮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由於圈子利益。如果我批評、揭露的是饒毅圈子之外的人，他就認為我有資格和能力，而一旦批評、揭露到饒毅圈子之內的人，我馬上就喪失了資格和能力。這個圈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當年學生物的中國留學生中較早當上美國大學教授因此不可一世的“吳瑞學會”圈，一個是現在在中國一起要經費、辦大學、上講壇、互相吹捧的明星科學家圈。不幸的是，這兩個圈子的人經常被我批到，每次被批，饒毅就認為我沒了資格和能力。第二個原因是饒毅識別和思辨能力都不高，在知人論世時沒有體現出作為一個科學家該有的嚴密思維。也因此，饒毅在反擊別人的批評時不會就事論事，更不會有根有據有邏輯有條理地做具體反駁，只會要來跟人擺資格。饒毅嘲笑我只有“美國高中生、中國大一學生的辯論水平”，卻不知他連這種辯論水平都沒有，因為他欠缺的，正是基本的邏輯思維訓練。他應該放下教授的架子，多去跟學生辯論辯論。
201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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