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與川

說點不一樣的。

按目前破解的古歷史文化看，大鯀被帝堯體系擊敗並將之一分為二分別發配四川和東北。大禹體系出自四川這一支。所謂大禹的父親是大鯀只是指大禹是大鯀的後人，並不是父子關係，他們相差幾百年。大鯀和大禹都不會是指具體的個人，而是指沿海支民系，黃種老二支系，基因O1。

大禹體系經甘肅、陝北擊敗帝堯體系的陶寺人重新奪回主導權的可能性最大。就是說早期大禹夏人體系處於西部甘肅、寧夏、陝北的可能性很大。夏啟時代與有扈氏戰於甘也就合理了，甘應該就是甘肅。從西部遺留的地名看也反應了這一點。沿海支屬於後來的炎帝系，屬於赫婿氏。無論延安、甘肅合黎山、賀蘭山都是對應的。古希臘繆斯女神有九個，就在赫利孔山，名字很像合黎山。赫利孔與高黎貢是一種詞彙，貢就是山的意思。所以從這些角度看，早期在西部可能性非常大。這也是因為對大洪水沖毀家園災難後的一種選擇。大禹不可能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指這個民系重新主導的一個時代。後來夏人被殷商擊敗後，得到允許返回南巢老家，就是後來在江浙一帶的百越。江浙才是他們的祖地，長江才是中華文明的第一源頭。

將大禹時代也包含在內的夏很可能是一個橫跨東亞到古埃及的世界性文明。這個說法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漢代之前都是互相聯繫和聯盟的世界性文明。漢代打了自家體系的匈奴才導致世界走向中斷聯繫各自發展的時期。比如秦的崛起過程是伴隨著整個匈奴體系強盛的過程。東方秦崛起並最終統一了中國。印度和中古波斯則是白匈奴入侵的結果。古羅馬同樣是白匈奴為主，其中還有黃匈奴。很多主流學者提到秦與波斯的奇怪關係，其實就是因為中古波斯是白匈奴以掃族，也就是苗蠻的聯姻對象，姜子牙老婆掃帚星，他們合起來就是閃米特了。就像西戎考古發現與斯基泰文化幾乎一樣。就是說秦崛起的過程是這個體系開始反攻沿海支黃白聯姻聯盟的過程，沿海支黃白聯姻聯盟是日耳曼與夏人這個聯姻聯盟。目前可以斷定，最早的波斯是大夏阿富汗，也就是《山海經》裡的貳負之屍，屍的意思是指其後人又在別的地方存在了。印度河文明也是這個體系，印尼人就是白匈奴入侵後逃到印尼的，尼泊爾文化顯示的也是印度河文明的遺留，佛教就是這個文化的遺留。印度河文明的白種部分應該是逃向歐洲了，比如歐洲有一種鼻音很重的語言口音，例如馬其頓、冰島、威爾士。印度與別的地區的情況一樣，當主導民系離開後，遺留下大量跟隨民族留在原地。涼山彝族裡存在很多F系斯里蘭卡基因，這是百濮民系的遺留。就是說很可能四川這一支大鯀族會同日耳曼分支其勢利範圍是從中國西部一直到阿富汗，南邊則是從四川一直到印度河巴基斯坦地區的。印尼人與馬來西亞都是O1為主，但不同的是馬來人是百越南遷，印尼是由印度過去的。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遺留的虎文化也印證了這一點。印尼和尼泊爾的屠牛文化更是如此，並且這是由於牛代表內陸支黃白聯姻聯盟。他們是死敵關係，所以屠牛。後來的印度是白匈奴，屬於內陸支，所以牛是聖物。印度教符號三叉戟加橫鼓就是甲骨文牛字，與漢族打腰鼓和傣族某個舞蹈動作比劃的是一回事，都是詮釋甲骨文牛字。漢族出自北三苗羌人就是內陸支，屬於匈奴體系或古楚人裡重要的的一支。

《山海經》記錄：崑崙之虛乃帝之下都。崑崙之虛鐵定是古埃及，只要有地理常識的人都能看明白。虛的意思是廢棄的地方，因為羌人和鬼方東歸返回了，自然就廢棄了。下都的意思很可能與夏有關。因為在解析古文化和語言時發現，內陸支是閃米特，諧音三，殷商就屬於內陸支黃白聯姻聯盟。上代表這個體系，因為這個體系屬於天神體系，數理看三一如六，六為陰，也為天六。古文化神奇之處在於古人對萬物有過劃分，上午早晨代表內陸支。夏屬於冥神體系，所以下和下午代表沿海支。看似很荒誕，但是當英語的下午揭示了這個文化對應時，你會驚歎的。英語下午讀阿虎土努，阿虎就是二虎，是貳負的意思。貳負殺窫窳就是指沿海支打了內陸支，從此結下樑子。貳負之屍就是阿富汗。阿虎就是沿海支老二支系和日耳曼的虎圖騰，也是後字、司字上半部分的F，拉丁字母F就是這麼來的，就是大禹和古希臘冥神手中的兩股叉丩，丩是4的原型，佛的原意就是四，日耳曼就是以四為核心數理。就是說阿虎在英語裡代表下與漢語下代表沿海支夏人是一回事。二胡也是因為樂器造型與二虎的F有關而命名的。反推回來，既然《山海經》把古埃及說成是帝之下都，那就有可能大禹時代這個體系已經橫跨到古埃及了。與大禹有關的積石山很像是在說金字塔。由於大禹是指沿海支民系的一個時代，所以他無論出現在中國還是出現在古埃及都是合理的。這個體系建立的政權都可以稱之為大禹時代。古埃及文化也有很多對應的地方。所以廣義上夏很可能是橫跨北非、中東、印度到中國體系，狹義的夏朝則是指中國本土部分。其隱藏著的大歷史可能會是非常今人震驚的。殷商後期和西周是雙方和解的時代，鬼方屬於沿海支，今天白種部分的維吾爾還能發現文化對應，羌方屬於內陸支。他們是殊途同歸的，不是一起西進，卻是一同返回的。周代施行全部分封，就是為了結束兩派的爭鬥。《封神榜》裡所謂闡教和截教矛盾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從春秋似乎雙方又開始了逐鹿，匈奴系逐漸也伴隨著秦的強大而走向橫跨世界的文明體系。古羅馬被稱為大秦就是這個原因。甚至秦始皇攻打百越多半也是出於打擊沿海支體系的需求。秦滅後匈奴迅速統一，與漢朝形成對峙和衝突，導致這個體系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於是弱勢的白突厥日耳曼也不得不去了歐洲，最終在古羅馬滅亡後成為歐洲主流。世界進入到了各自獨立發展的時代，也就是中古文明時代。

國病

首先回答提問者：夏朝不可能不在河南；原因很簡單，我從歷史與考古學來分析一下：

歷史學中的夏

夏朝的概念來源於歷史文獻，而歷史文獻中對夏的描述，就是中原王朝。如，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一位夏氏族成員是鯀。《國語·周語》中說鯀作為夏族首領被封在崇（嵩山），故稱“崇伯鯀”。從這本書中，我們得到兩個信息：

一，夏部族存在；

二，夏部族在河南嵩山一帶。

同一本書的描述，為何有人相信夏存在，而不相信夏朝在河南？如此分裂的歷史觀，失去了正確探討的前提；

再如，斟鄩（zhēn xún），是史書夏朝古都。夏禹始建都於陽城，後遷陽翟。陽城在登封，陽翟在禹州，均離洛陽不遠。夏王朝的第三個帝王太康都斟鄩。 根據眾多史料記載，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區：

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依然可以看出至少2點：

一，夏朝存在；

二，夏朝君王定都在斟潯（洛陽）

可見，但凡記載夏朝的史書，都脫離不了夏朝的核心區在河南腹地的記載，這都是相輔相成的，你不能先是承認史書中夏朝的記載是對的，又否定史書中對夏朝地域的描述，這是矛盾的歷史觀。你不能因為史書記載了大禹去哪裡治水了等等，就說夏朝都城在哪裡，大禹走遍了九州，豈能說九州皆為禹都？不能如此碰瓷夏朝。

考古學中的夏朝

其次我們從考古學來探討夏朝的核心區域在哪裡（前提是承認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夏朝存在）。通過歷史文獻記載，我們知道，夏朝在商朝之前，五帝時代之後。而在考古學中，商朝的考古學文化對應的分別是：

二里崗文化（商早期）；

殷墟文化（商晚期）；

而中國近些年通過考古建立起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為：

裴李崗文化

↓

仰韶文化（廟㡳溝類型）

↓

中原龍山文化（王灣三期）

↓

新砦期

↓

二里頭文化

↓

二里崗文化

↓

殷墟文化

從上面的傳承序列可見（注意，以上序列是有明顯傳承關係的），位於商朝之前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都可能是夏文化，無論是中原龍山文化還是二里頭文化，其核心都在河南，所以探討夏文化，離不開河南。

如上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年表，大家可以去看看傳承關係，以及三星堆還有良渚文化存在的時間是否與夏朝對應。事實上，三星堆文化比夏晚，良渚文化比夏早，且他們的文化沒有建立起傳承序列。

柱下史

大家好，本人是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博士，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觀點：河南的二里頭應該是夏朝晚期的遺址，而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頭應該在西北地區。接下來將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證。在這裡強調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僅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據考古發掘成果來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逐漸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華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所謂的“中原起源說”曾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該論點認為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們展示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可能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正視西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兩篇重量級的學術文章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一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的《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

兩位學者根據長期的考古發掘結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核心區域完全衰敗了下去，而“燕遼—北方長城沿線—西北—川西北”這一地區則迅速崛起，率先發展為青銅文明，並直接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誕生。

由於這一地區看起來像一彎新月，所以張弛教授將其稱為“半月形地帶”。而李旻教授則將這一區域稱為“高地龍山社會”，因為其包括了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筆者在這裡將這兩個概念綜合一下，稱之為“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二里頭是商朝之前的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根據考古發掘可知其控制範圍以洛陽盆地為核心東到河南中部、西到陝西關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達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輻射範圍則更廣。按照中國傳世典籍的記載，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麼二里頭極可能就是夏。

二里頭（夏）廣域王權國家的範圍

不過夏朝的起止年代約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遺址，那麼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裡呢？

上述兩篇文章指出，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確認二里頭的核心元素幾乎全部來自於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例如冶金和青銅鑄造、以玉器為核心的禮制傳統、以牛羊為主的畜牧經濟和三牲祭祀、文字、獸骨占卜、由青銅樂器與石磬所組成的禮樂祭祀等等，這些文化的雛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出現，隨後進入中原，通過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的傳承，成為中華禮樂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遺址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說夏朝的早期遺址和文化源頭就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或者說在西北高原。目前來說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遺址和石茆遺址，這兩個遺址一個位于山西、一個位於陝北。兩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興建於距今4300年左右，活躍期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而這個時間段剛好對應史書上的堯舜禹三代。

陝北的石茆遺址為我國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最大的城市遺址，面積達到了驚人的425萬平方米。整個古城的建設使用了非常先進的城防技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體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大型聚落遺址數量超越當時其他地區同等規模遺址的總和，它們的出現顯示當時巨型政治聯盟已經形成，如果對應古籍的記載那麼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華夏部族聯盟。

目前不少學者認為石茆位於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結合歷代典籍中關於大禹出自西羌的論述，石茆極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則可能是堯的都城。考古發掘的結果顯示最後陶寺被石茆所征服，這又與典籍記載的夏啟用暴力推翻華夏聯盟的禪讓制度，確立家天下的世襲統治相符合。

第二，判斷二里頭文化的來源要看其貴族文化，而非底層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發掘結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時期遺址出土的炊具皆為來自高地龍山社會的陶鬲，而二里頭的炊具則既有中原當地的深腹罐、又有來自西北的花邊罐、還有來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是當時各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不能說其源頭是西北。筆者認為這一個非常大的邏輯錯誤，因為炊具這類東西屬於底層平民文化，靠這個是無法判斷這個政權是由什麼人建立的。

舉一個例子，如果在沒有文獻記載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金帳汗國，那麼我們會得出該國是由白種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錯誤結論。因為斯拉夫人是金帳汗國統治下普通民眾，他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但是實際情況是金帳汗國的統治者為黃種的蒙古人，他們征服了東歐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歐洲建立了蒙古金帳汗國。以平民文化是無法正確推導出一個國家統治階層的來源的。

所以在追尋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時，我們所要依靠的是對其貴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這類日用器皿。

確定了正確的分析方法後來看二里頭，那麼結果就非常明顯了，二里頭的貴族文化來自高地龍山社會，二里頭政權是由來自西北的青銅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為祭祀，依靠的是青銅禮器；“戎”即為征戰，依靠的是青銅兵器。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兵器，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二里頭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區的大規模青銅冶煉開始於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頭早四五百年。

關於二里頭貴族文化來源，筆者想以下面一個實際案例來分析。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拍品：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著幽綠的光澤，傳遞出神秘而悠遠氣韻。齊家文化分佈於西北甘青地區，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的組成部分。

這件文物是臺北宇珍國際藝術有限公司於2008年購自瑞典韋斯特羅斯市。齊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廣河齊家坪首先發現並命名的，所以這件文物很可能是當年安特生髮掘所得。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再來看看這個精美的器物，其製作工藝應該是先用青銅鑄造出圓角收腰狀的牌體，然後在其上鑲嵌大小不一的綠松石片。

很明顯青銅牌上有一個神獸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對圓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紋樣。綠松石片輕薄細緻，打磨光潔，排列緊密。牌飾兩側各有兩個穿孔的對稱環鈕。這是一件集鑄銅、輾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鑲嵌等多種工藝於一身的複雜藝術品，表現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夠製作出如此精美的飾品，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在甘肅天水博物館也收藏著一個類似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此件文物保存情況不如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綠松石片已經脫落，不過兩者的整體造型幾乎如出一轍。

甘肅天水博物館藏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可以看到這件青銅牌上也有一個嘴向前突出的神獸，而在其上半部同樣有一個像羊角一樣的紋樣。

其實這種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光在西北的齊家文化有發現，它更是中原二里頭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頭遺址從1959年發掘至今，已先後四次出土了青銅牌飾，數量要多於齊家文化，而且其製作工藝也更加精美。

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二里頭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在紋樣方面比齊家文化青銅牌更加複雜，而且整體造型設計更加精緻，可以看到製作工藝的明顯進步。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器物的發展過程都是初期比較粗糙，時間越往後越精緻。所以齊家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應該是此類器物發展初期的狀態，而二里頭的青銅牌則是其成熟期的狀態。

從考古文化斷代來看也能說明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的年代要早於二里頭的同類文物。齊家文化的年代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牌應該是對齊家文化相關器物的繼承和發展。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齊家文化出現青銅牌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結果，是齊家人仿製的二里頭器物。能夠對這種觀點提供支持的依據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屬於第二期偏晚，時間大概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齊家文化的最晚期為距今3600年，兩者有那麼幾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齊家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不過今年一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佈2018年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後基本就可以把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為二里頭同類器物仿製品的論點給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陝北石茆遺址核心區域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牆位置發現了三十餘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紋樣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牆發現的石雕

這件石雕作品的中間是神人頭像，其兩側為兩個十分像龍的身體修長的神獸，在石雕左右末端則是半張神面。讓人驚訝的是這神獸的造型居然和嵌綠松石青銅牌上的神獸紋極其相似，幾乎如出一轍。

石茆遺址石雕上的神獸紋（左）、二里頭青銅牌上的神獸紋（中）、齊家文化青銅牌上的神獸紋（右）

石茆遺址的絕對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確早於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獸紋的出土有力證明了二里頭青銅牌是支流，西北的齊家和石茆才是源頭。其實中國的青銅製作技術就是起源於西北地區的，所以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可能來自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在二里頭的一個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綠松石龍形器。日本學者認為這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可能是象徵權力的“龍杖”。而該件龍形器的主人，不是當時的“王”或王室成員，就是負責主持夏王朝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 。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

讓人驚訝的是今年公佈的2018年石峁新發現石雕中，有一件上有雙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頭綠松石龍極其相似。由於年代早了幾百年，可以判斷它就是綠松石龍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發現的雙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右）的對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論述：

北方的薩滿巫師

二里頭貴族墓葬出土的銅鈴和玉鈴舌，為薩滿巫師的法器

二里頭的貴族文化所體現的是北方薩滿文化，這明確給我們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來自何方。

另外還有一個民俗學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與上古三代的聯繫。從二里頭、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來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愛綠松石這種裝飾物，但是在後來的朝代中這個傳統並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官營作坊區出土的大量綠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國還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樣酷愛綠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愛綠松石飾品的藏族

我們還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在二里頭的出土文物中，出現了大量十字形裝飾紋樣。但是這個十字形紋樣在之後的朝代也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方鉞上用綠松石鑲嵌出十幾個十字紋

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的X光照片，上面佈滿十字紋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愛十字紋，無論是建築還是紡織品，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紋。

藏族傳統紡織品氆氌上的十字紋和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上的十字紋一模一樣

先秦時期制定的華夏衣冠禮儀中規定皇帝在正式場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國除了漢族，只有藏族同樣擁有十二旒冕冠。

《歷代帝王圖》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與藏族傳統服飾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為什麼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這麼多聯繫？很簡單，因為藏族的祖先和華夏集團同樣出自西北地區，有共同的起源，這也是漢語和藏語同屬於漢藏語系的原因。學者推論兩個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離，一支東遷進入中原，一支西遷進入青藏高原，而這差不多就是夏代。這也是為什麼藏語中對漢人這個詞的發音為“夏人”。

其實以上結論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無論是炎黃神話，還是大禹出自西羌的傳說，無論是講述周穆王西遊的《穆天子傳》，還是流傳千年的崑崙神話，都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廣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學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幫助我們正本清源而已。

歡迎大家點贊留言，記得關注我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私信我，願意與大家分析更多歷史文化類的資訊。

天可汗文化

夏朝文明無論怎麼挖，都挖不出來，這在目前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夏朝也許真的不存在。

對於夏朝最早的記載，出自《尚書》，這部著作大約公元前五世紀成書，也就是春秋晚期，戰國初期。這個時間點，距離傳說中的“夏朝”，已經過去了一千五百多年，其可信度大大降低。在此基礎上，如果考古學發掘，在公元前21世紀，的確有某個已經進入奴隸制文明的王國的物品——尤其是文字記錄，能夠說明這個王朝的確叫做“夏朝”的話，那麼在史料和考古的相互印證之下，夏朝的存在與否，便不需要質疑。但問題恰恰出現在，考古上並沒有能夠一絲一毫的證據來支撐“夏王朝”的存在。

更令人感到詫異的一點在於，作為歷史記載中直接與夏朝產生衝突並且滅掉夏朝的殷商人，在其甲骨卜辭中絲毫沒有提及這個被他們滅掉的王朝，這就很不正常。甲骨卜辭是做祭祀之用，祭祀對象包括歷代殷商先王和天帝，同時也兼記錄一些君王的偉大功績，比如商王武丁征討鬼方等。然而，成湯滅夏，作為商族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居然沒有一丁點記載，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

在斷代考古工程展開後發掘的二里頭文明，被普遍認為是夏朝文明。但是，二里頭文明究竟是早商時期的文明，還是夏朝文明，這一點很難確定。甚至對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劃分，目前來說都比較模糊不清，有人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屬於夏朝文明，而另有觀點認為前兩期屬於夏文明，後兩期屬於殷商文明。因此，對於二里頭文明的性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要證明夏王朝存在，目前而言，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將考古發現和文字記載對比，能夠得到相互印證。這一點目前來說，還是做不到的。

至於傳說中的夏王朝究竟在何地，就記載來看，毫無疑問地都支持河南。所謂伊洛竭而夏亡，這證明夏朝文明建立在古伊洛河流域，而伊洛河，則其主要的流域就在於河南。而根據考古發掘，最具文明形態的古文化遺址，或者說，與殷商文明的程度最為接近的上古文明，也都在河南被髮掘。因此，如果夏王朝存在，那麼其必定是在中原地區，而不可能在其他地區。

實際上，無論夏王朝是否存在，都並不影響中國境內的龍山文化等已經具備文明特徵的既定事實，也就是說，中華文明進入文明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算是比較早的了。

庭州行者

《史記》是中國最早的通史，對於夏朝有篇專著就是《夏本紀》。但是《史記》誕生的時代距離夏朝也少說上千年時間的距離了，儘管太史公是史學世家出身不排除有家學積累，並且太史公寫《史記》前也曾四方遊歷實地探查，但還不是不能說就是完全可信無疑的。

清代的時候史學家就已考證出公認最早的史學文獻《尚書》，其中有談論上古的《虞夏書》包括：《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等也基本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也是後人記前人之事，難免存疑。夏代的事到春秋都已經說不清楚了，孔子就感嘆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杞”是夏後裔在周代的封國，都已經失去了保留夏朝確切制度記載的證據。

對於“夏墟”的尋找，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旭生把成書較、可信度比較高的上古文獻中關於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動區域的記載進行梳理，因此而找出兩個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遺存的地區。這兩個地區一個是河南中部洛陽平原周圍，還有一個就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帶。以這兩個區域作為線索後來發現的遺址就包括：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及晉南臨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澮河流域的襄汾陶寺遺址。

但是現在具體哪個遺址就是夏文化遺存並不能完全確定。或許夏文化也有可能並不是這兩處遺址而別在它處也未可知。例如二里頭遺址，也有可能是商的第一座都城西毫，這個可能性也很大。

沅汰

山西說:山西自古就有夏都的傳說，山西陶寺更是出土了代表王權的權杖等物品，以及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和最早的文字，還有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其總體規模僅次於陝西石峁遺址。

會稽說:《史記》記載：“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論衡·書虛篇》：“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史記·勾踐世家》載，夏帝少康之庶子無餘封於會稽（在今紹興市一帶），為越國之始祖。那麼夏都即使不在會籍或者也在離會籍不遠之地。會籍說亦有一定道理。

陝西說:根據《連山易》中所記載：“顓頊五代孫鯀，封於崇”。《地輿志》中記載：“鄠，古崇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曰：“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史記•集解》： “崇國蓋在豐、鎬之間。”也就是說大禹的父親鯀的封國在西安。傅斯年先生在其名著《夷夏東西說》中論述：“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東西二系，夏與周屬西系，夷與商屬東系。殷周間的劇烈變革“蓋民族代興之故”，是兩個民族，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替。源於陝西的華夏文明最終取代夷商文化，重振夏文化風氣，從而成為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傅斯年先生認為夏與周都屬於西系，同一個文化即我們說的華夏文明，由此夏都在陝西也是有相當的史料與理論依據。

雖然上述三處未必正確，但是題主認為“說夏都在河南是方向性錯誤”這一點我是基本贊同的。

天道TD

事實很殘酷，夏都不在二里頭。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這是正確稱呼！被認為是伊洛地區的洛陽有新證據表明，其實是夏朝分封的毫、有洛、伊、溫其中之一的國都，後被商湯攻滅。而伊國國君伊尹這個首鼠兩端的小人，被叛自己的主人夏朝投靠商湯一起伐夏。夏桀逃走後，這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帶路黨，竟然強佔了自己主人的老婆妹喜為妻！商人稱洛陽為西毫（毫國），西邑夏在毫西（毫國西方），也就是說夏都西邑不在洛陽，還得往西！商封夏後人在崇國（西安戶縣），崇國以及附近到更有可能是夏都的所在！看歷史不能跟某地人想像成縣城幹架一樣，商和夏就離著百十公里？那可能嗎？離得遠著呢，要不也不會出現石茆古城了！

虎軀一震長安未央生

我認為夏不能稱之為朝代，而是商之前黃河三角區某處一個文化比較發達的部落聯盟或者具有集權傾向的原始邦國，這個聯盟或邦國的文化在當時有很大的先進性，對其它部落聯盟或原始邦國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力，夏甚至在某段時期擔當過黃河三角區內某區域的盟主。

但是並不代表著夏統治著整個黃河三角區，更不要講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夏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了一種思想和國家組織模式，對黃河三角區乃至黃河中下游地區影響很大，成為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

在當時的東亞地區，點狀般分佈著各種原始的人類文明點，這些文明的發展水平高低不同，但是隨著時間發展，黃河中下游地區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一枝獨秀，逐漸吞併了其它文明，最終成為中國的統治文明，而不像世界其它地區是各種文化同臺競爭，各顯其能。

我們現在讀的歷史是以3000年前周文化為主線寫出來的，而周文化繼承的是黃河三角洲區主體文明，是華夏文明的集大成者，等到了司馬遷時代王朝概念已深入人心，故司馬遷寫《史記》時根據天下和王朝概念把夏推算成一個王朝，這也是思想正確、政治正確、文化正確的一直表現。

但是從實際上看，夏從規模上僅僅上是華夏文明區的一個原始邦國，小範圍地域性盟主。要上升到王朝的概念是不夠格的。

夏對中華文明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化貢獻上。

所以現在一定要按王朝的概念去考證、挖掘是很困難的。

viking2018

殷商對夏文化確有繼承，這毫無疑問。但對夏各部落卻是極盡屠殺和迫害，這也毫無疑問。

那夏在哪兒呢？現代考古，甚至從仰韶文化被發現之日開始，在今河南境內的確沒有發現有說服力的文物，能證明那塊土地上曾經存在著夏文化。而關於夏的記載，歷史文獻有很多，但那又能說明什麼呢？後人的補記，只能歸為傳說，難以成為信史。

我相信，在河南難以找到夏朝遺址，數十年中兩個工程下來，河南境內的疑似遺址都刨遍了，結果就是這個樣子。考古發現有很大的偶然性，數千年中，黃河兩岸向來是災害、戰爭、文物盜竊的高發地，而文化層也就數米的深度；況且商人對羌部落是採取了滅絕手段的，這在甲骨文中不難發現。因此想在河南找夏遺址，我有個悲觀的估計，除非有奇蹟發生，否則事與願違，只會一次次落空。

而在殷商勢力範圍之外，陝西、山西、四川、江浙、湖北、湖南都有可能找到夏人遺址。因為周人是夏支部落，而楚祖季連部也是南遷夏支，太多了。至今汶川羌族能跳禹步舞，雲南水族識得陶寺的夏刻劃符號，這些對如今的漢族來說，就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夏跡茫茫，中華何處非華夏呢？歷史文獻與考古實證相結合，相互印證，方是證明夏存在的正途。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否則就是遺笑大方。

嘉會天下

從目前考古來看，就算有夏朝，都城也不在河南，因為從河南出土的相對應夏時期的遺址裡沒一個是能真正具有城意義的遺址，還不如在湖南出土的城頭山遺址（城頭山城遺址有城牆，城門，護城河，吊橋，排水系統等，這也是中國目前考古發掘出最早的真正具有城意義的城），且河南這些遺址中沒發現大量兵器（一個都城不可能沒士兵護城），還沒比方賈湖還是二里頭到商的所謂都城遺址中唯有安陽的殷虛遺址有大量甲骨文，而賈湖，二里頭的甲骨文出土很少，一個都城是政治，文化，商業等中心，既然發現了甲骨文，但怎可能很少（甲骨文做為占卜用，那所謂文字很可能只是符號或少數幾個字，而做記事用，不現實，況且長江和兩廣一帶在當時甚至更早就已使用了紙，這可在造紙百度中查看。再一點從賈湖開始到商有好幾千年，不至於所謂中原文明如此不進步，一直用甲骨做為記事載體吧），所以說夏都在河南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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